刘伯坚是牺牲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刘豹编著的《刘伯坚》(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收录了许多珍贵资料,展现了刘伯坚同志一生忠诚为党、追求真理和光明、为革命忘我牺牲的崇高精神。
(一)求知救国,远涉重洋
刘伯坚1895年1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龙岗乡(现今龙岗小学隔壁就是刘伯坚烈士故居)。刘伯坚父母有一定文化,在这个川东北小镇开一间小客栈,兼营日杂百货,为人正直善良、乐善好施,勤俭持家,教子有方。少年刘伯坚先后在省立巴中中学、川东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成绩优异。1918年受邀做嘉陵道尹驻保宁(阆中)府陈秉坤的秘书。他办事精干,文才出众,“不图升官发财,只望求知救国”。
1919年1月,他舍弃120大洋的月俸和苍溪知县的官位,离别家乡平昌,到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补习外语。同年秋天在重庆,经吴玉章介绍,到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补习法文。
自此一别,四海为家。往后17年,多半在欧洲和苏联。
1920年6月25日,刘伯坚从上海出发去欧洲,8月初抵达马赛港,开始勤工俭学,考察欧洲工人运动。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共旅欧总支部, 并结识邓小平、陈毅、蔡和森、向警予等人。
他曾给家里写信“欲使祖国富强,当从世界改革史中求之”。巴黎南部工人区歌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三楼一个4.5平方米的小房间,是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刘伯坚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地方。他在此日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从爱国青年变成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并成为聂荣臻、蔡畅的入党介绍人。先后担任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中共旅比利时支部书记。1923年他从比利时劳动大学迁居巴黎,参加了在旅欧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与会代表有周恩来、赵世炎、陈乔年、陈延年、穆青、王若飞等。比利时沙洛瓦大学中国留学生宿舍落成典礼时,留下了刘伯坚与老师同学的合影。
1923年11月至1926年春,刘伯坚等十余人被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领导中国班的同志研究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问题。他坚持写“每周报告表”,为中国留学生学习和工作的顺利开展做了大量工作,并与王明的宗派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本书收录“每周报告表”十二份,分别报告谈话、读书、服务、书信四方面内容。
通过谈话,他得到五个主要结论。一是要加强无产阶级化(党性),路径是确定稳固的革命人生观。要明了无产阶级的特点,在生活上去求共同的实践。要时时刻刻不忘自己的出身,时时刻刻去了解无产阶级的心理。二要执行铁的纪律。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铁的意志,去执行和遵守铁的纪律。为要养成铁的意志,必先屏除一切的姑惜、矜怜,不必要的慈爱,及一切诱起感情的嗜好和外缘。三要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生产落后的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知识阶级占有很重大的地位,是革命的灵魂和头脑。”四要重视吸收进步青年参加共产主义党团活动。无产阶级团体发展新成员,在工业区应以青年工人为主体,在农业区应以青年农人为主体,吸收最有觉悟的青年学生。五是理性看待共产党人恋爱问题。在革命过程中不暇谈恋爱。中国谈恋爱应时时以党的利益和特殊环境相对照。恋爱问题是我们最末位的问题。
(二)政治建军,红五军团
1926年冯玉祥在苏联访问三个月并要求援助,共产国际决定委派刘伯坚争取冯玉祥。冯玉祥听从刘伯坚善于学习苏联红军建立部队政治工作制度的建议,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要求刘随他回国。1926年9月“五原誓师”前后,刘伯坚相继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部长,制定策略方针和作战计划。
刘伯坚认真执行党中央“侧重政治宣传工作”指示,每日工作十八小时,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满腔热忱。他向国民军联军士兵宣讲三民主义和革命形势,不念讲稿,“听刘一次讲,当得三年饷”。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说,“我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就抹杀事实,说他不好。是为是,非为非,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无法不钦佩他。”
刘伯坚帮助冯玉祥改造旧部队,同时将共产党员干部分配到部队各单位担任政治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将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蒋介石拉拢下,冯玉祥转向追随南京国民政府。刘伯坚积极争取冯玉祥相对温和的态度,将二百余名共产党员安全转移,包括时任中山军政学校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学校党组织的书记)的邓小平同志。
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后,冯的残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7月被派到宁都“围剿”中央红军。二十六路军官兵不满连年军阀混战和被监视的险恶困境,加之“九一八”事变引发民族义愤,希望联系老政治部部长刘伯坚,走红军抗日救国道路。基于刘伯坚在西北军搞过政治工作的有利条件,中央军委决定特派刘伯坚、王稼祥、左权具体负责策动宁都起义。
1931年12月,刘伯坚给二十六路军老部下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写信,说明三点。一是英勇的军队需要正确的政治领导。三十万国民军联军,朴质忠勇、冲锋陷阵,转战西北四千里,百战余生,白白牺牲,没有结果,得不到意志上和行动上的自由,“都只是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得着正确的领导”。呼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工农解放、革命成功奋斗到底。二是革命的出路在民族解放与统一。国民党治下是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断送了东三省,帝国主义借口维持秩序而意图瓜分中国。只有高举苏维埃的红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权,才能求得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统一。三是欢迎共赴光荣伟大的历史际会。广大官兵久有革命志,多是穷苦人,欢迎携手奋斗,共谋工农解放,把将要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中国夺回来,交给全国劳苦工农手中。
12月14日起义当天,他给1.7万起义部队官兵讲话,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军委,欢迎原二十六路军官兵光荣起义参加红军,授予起义部队红五军团番号和委任状,要求红五军团紧密团结,高举革命的红旗,为中国的真正独立与统一而英勇奋斗。刘伯坚担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在部队认真贯彻红军政治工作条例,深入细致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
一支建制完整、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旧军队回归人民,为中央红军输入新的血液。长征途中,红五军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功勋,这其中倾注了刘伯坚同志多年政治工作的心血。季振同曾对肖劲光讲,“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毛主席积极评价宁都起义,1938年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胜无不胜的!”
(三)红色诗书,忠诚许党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刘伯坚被留在赣南苏区。他没有因此而消沉,仍然忘我工作,为长征将士搭浮桥、筹军粮,祝愿战友们坚定信心,奋勇杀敌,冲破黑暗,迎接全国解放。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28年后,叶帅诗作《建军纪念日怀战烈》见证了他与刘伯坚的革命情谊。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赣南组织突围转移时负伤被俘。“夜来五人共小被,脚镣颠倒声清脆”。在大余监狱,敌人诱之以禄爵,逼之以酷刑,刘伯坚始终坚贞不屈。他勉励同狱的四位战友要维护党的生命,要经受考验,斗争到底,“宁可牺牲自己,不可牵连他人!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我们的鲜血不会白流的。”诗作《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1960年代的一天,周总理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向外宾介绍刘伯坚烈士时说:“他,就是我的老战友刘伯坚同志,牺牲前,写下了《带镣行》这一壮烈的诗篇。还有较为完整的遗书手迹,为我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1935年3月16日他给陕西梁凤笙大嫂的信中说,“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他与于右任、邓宝珊等国民党将领交情好,在沪工作、在苏学习期间,家人还承于、邓的照顾,但“道不同”。嘱咐亲戚千万不要找于、邓营救,使他们为难,丧失革命者的人格。“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没抄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3月20日的家书中说,“弟在唐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再次拜托亲戚“熊豹两儿均请收回教养”。
刘伯坚视个人“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为一件小事。他就义前写的家书,字迹如平常一样雄浑庄重,刚劲工整。
3月21日刘伯坚同志牺牲在江西大余县金莲山。
毛主席在延安时曾感慨地说:“离开苏区,像瞿秋白、刘伯坚、我的爱弟毛泽覃,都该带出来的。闹宗派嘛!送给敌人杀掉,太可惜了!”1938年毛主席题词:“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四)红军伉俪,挚爱如山
刘伯坚与王叔振同志相识相爱,始于1926年支援杨虎城、李虎臣“二虎守长安”的战斗,1927年3月结婚。1928年春天到1930年秋天,刘伯坚再次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7月他从苏联给妻子寄上明信片遥祝二十四岁生日,及诗作《即景寄修弟》:“月暗幽思发,远海漾虚明。一夜克里米,两年苦思君!”(“克里米之夜”,虎豹两儿把玩!)家书寄托着对妻儿的无限牵挂。
王叔振1930年秋天随刘伯坚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秘书、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科长、中央机要科科长。1931年4月16日她写下抱子契约: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人,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承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1935年3月20日,刘伯坚牺牲前写信给妻子“叔振同志”:“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王叔振希望母子重逢,把“承先启后”4个大字撕为两半,一半给留在黄家的熊生,一半随身带着作为日后与儿子相认的凭据。但十分可惜的是,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王叔振被错杀在1935年春的闽西,仅29岁。
刘伯坚牺牲前的家书反复嘱咐诸幼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希望诸幼儿要读书、做工、晚婚晚育,以免事业无成。特别嘱咐诸幼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1979年秋,在父母牺牲44年后,刘虎生、刘豹和熊生在闽西连城县芷溪村黄家见了一面。熊生终老于黄家。
(五)丰碑永存,日月同光
1950年,胡耀邦同志建议,川北人民应该为刘伯坚烈士树碑宣传。
1982年,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为平昌县“刘伯坚烈士纪念碑”题词。1986年杨尚昆同志代表党中央专程到平昌县参加刘伯坚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文化部原部长黄镇书写200余字的碑文《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坚事迹》。
纪念碑位于平昌县城佛头山南麓,由重庆建筑学院设计,为绽开的白玉兰花造型,寓意“忠魂盛开革命花,正气凛然照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