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徐悲鸿纪念馆的《母女图》,是徐悲鸿1939年8月在新加坡创作的布面油画,纵72厘米,横93厘米,此图是徐悲鸿盛年之作,又是徐悲鸿旅居南洋期间肖像油画创作的精品之一,十分难得。
《母女图》的回归
1986年6月,《母女图》的藏家,南洋地区最具成就的华人艺术家李曼峰先生,决定把自己多年珍藏——徐悲鸿的《母女图》,赠送给徐悲鸿纪念馆。
李曼峰说:“此举犹如将挚友的子女送返故乡家中,使这幅作品能公开展出,而不落在私人手中。”他还带病撰写了献赠《母女图》的历史缘由:“徐大师于1940年岁暮开始与我联络,书信往返每月一次,获益良多,终于1941年11月战云密布,赶赴星洲,一晤多年景仰之大师。徐老系我一生最大恩师,他的遗教影响至大与深远,吾所得之教益受惠一生,没齿不忘。《母女图》就归还大师之纪念馆,当感欣慰。图中人即已故之张汝器夫人及女儿。它于1939年9月作于新加坡。张汝器原籍广东潮州,三十年代在星马红极一时,允称首席画家,彼为人和善,与我甚笃,悲鸿大师在星洲时,与之过从甚密,给徐老无微不至的襄助,允称挚友,但于1942年日军在星“检证”时,张老不幸被杀,至感痛惜。”
1986年6月26日,《母女图》交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转赠徐悲鸿纪念馆。美协主席吴作人感念道:“情联海内外。李曼峰先生以所藏徐悲鸿先生1939年作油画《母女图》捐赠中国美术家协会,深感李先生珍藏数十年徐师精构,况李先生在南洋艺誉久驰,亦为徐先生所重,兹谨以此珍品转赠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俾观众能解其经过,既致谢李先生高谊,并呈以慰徐先生其遗作免流失海外。”
1986年7月5日下午,在《母女图》赠画仪式上,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被李曼峰先生的“艺林高谊”深深感动,即席书写:“故人情深。曼峰先生以珍藏的悲鸿遗作《母女图》捐赠徐悲鸿纪念馆,其慷慨之情,真挚之意,及其写悲鸿与汝器先生绵绵未断之恩念,令人感动至于下泪。汝器先生因爱国而创作大量抗日漫画及油画,终遭日冠杀害。《母女图》系汝器先生之夫人及女儿。汝器先生之光烈事迹及夫人之惨遭不幸,必将与悲鸿此画同留人间。谨向曼峰先生致以谢意和敬意。廖静文,一九八六年七月五日”
情联海内外,遗爱在人间。至此,“流落海外”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母女图》回家了。
《母女图》背后的大师友情
1、徐悲鸿与张汝器
张汝器,浙江潮州人,从小极喜绘画,尤善白描速写。中学就读上海美专学习西画,后赴法国马赛美术学院深造,回国后到新加坡,先于养正、端蒙等学校任教,后出任新加坡《星岛日报》副刊主编,并与妹夫庄友钊创办“朋特画室”。
张汝器的绘画艺术造诣深邃,中西结合,取材严谨,笔法娴熟,用意新颖,画面明清秀丽,一如其人,小品画亦佳,所设计广告画,构图设色独具匠心,殊为艺林所推重。
1935年,张汝器号召联络了一批上海美专、新华艺大及上海艺大的在新加坡校友,组织“沙龙艺术研究会”,后改名“新加坡华人美术研究会”,1936年该研究会被新加坡殖民地政府获准注册,成为新加坡最早的第一个华人美术团体,因众望所归,张汝器连任该会主席,执南洋美术界牛耳。
1939年1月,为“尽个人对国家之义务”,徐悲鸿赴南洋举办抗日筹赈义展,得到殖民地时期各阶层华人的广泛支持,“华人美术研究会”承担了徐悲鸿画展的布置工作,负责画展筹备,策划劝募办法、印筹赈券、推销宣传、外出募捐、油画钉框、布置、运输等。
作为华人美术研究会会长的张汝器,也因此与徐悲鸿结下深厚的友谊,两人同有留欧求学的经历,又都是当时把西洋美术带回东方的先驱,自是相见恨晚,惺惺相惜,谈诗论画,极为投缘。
1939年3月“徐悲鸿教授作品展”在新加获得空前成功,其规模之盛,范围之广,筹款数额之多,艺术影响之深远,在新加坡艺术史上尚无前例。而这个成功,以张汝器为首的华人美术研究着实助力不少。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谦谦君子的徐悲鸿为了答谢在画展筹办中慷慨相助的朋友们,他应邀为许多人都作了画,为张汝器所作的《母女图》正是这时期的作品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沦陷,日军以“大检证”为名,肆意搜捕并杀害抗日分子。在友人的帮助下,徐悲鸿藏好所携带的画作,乘坐最后一班轮船绕道缅甸回国。而张汝器因一直参加抗日活动,创造了不少抗日的漫画、油画,成为日军屠杀的重点目标之一。不久,在日军的一次“大甄审”中,张汝器被抓,后在樟宜海滨日军的集体大屠杀中,惨遭杀害,年仅38岁,其家也被洗劫一空,徐悲鸿所作《母女图》也在兵荒马乱之中不知所踪。
张汝器遇难前三个月,徐悲鸿还曾称赞道:“吾昔识张君汝器,亦绩学多才,故辑其画与李君(曼峰)之作布之于世,以一新国人耳目。”
多年后,在得知张汝器遇害的消息后,徐悲鸿心痛不已,在后来的回忆中曾又道:“潮州人张汝器,早年赴法、德两国学画,功力很深。归至南洋新加坡,与妹夫庄有钊及建筑家何光耀倡导美术,连年举行作品展览,作品多且好,又热心公益。新加坡沦陷,三人皆殉难,至堪痛惜。”
1947年,徐悲鸿在《推荐旅居南洋画家》一文中又写道:“......其治艺最勤,工力深厚者,有如吾友张君汝器,张君昔尝游学法国,写人像多高妙之趣,其小幅之佳者,往往直列意大利初期之大家,近作巨帧,仍是旷达寥廓境界,其胸襟可想,敢施繁博富丽之采,不抑损其实,故弥可爱。......”
“抗战期间,悲鸿经新加坡,曾于先生家居住迩久,友情尤笃。”在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的笔下,徐悲鸿与张汝器的知交情谊更为鲜活感人。
2、徐悲鸿与李曼峰
李曼峰 作品
李曼峰(1913——1988),当代著名的油画家,也是对“南洋画风”有着重要贡献和影响的东南亚先驱画家。
1940年12月徐悲鸿的好友,新加坡书法家李天马,将自己侄子画家李曼峰推介给徐悲鸿,希望能得到徐悲鸿的指教。此时身在印尼的李曼峰写信把自己画作的照片寄给徐悲鸿,徐悲鸿对其欣赏垂青有加,自此一代大艺与一位青年画家开始了频繁的“书晤神交”。
1941年5月,李曼峰在雅加达举办个人首次画展,他写信将展览事宜及在展作品照片寄与徐悲鸿,此时正在槟城举办抗战筹赈画展的徐悲鸿,也恰巧看到一份杂志上刊登的李曼峰展览中的几幅作品,便复信李曼峰:大作影片及手书皆览悉,欣慰无极(上月在槟城见一刊物载大作甚多而好)。足下努力之进步实是惊人……大作能集合展览,必能一新荷印人士视觉。足下欲期不佞挽救吾国艺术体面者,大作即可达到,幸甚。弟固极愿一游荷印,藉晤神交已久之曼峰,及其光芒远被之作品……”
“一洗万古凡马空”,徐悲鸿的马孕育了一个时代的奇观。然而看到李曼峰的油画《等运》的照片后,徐悲鸿却称赞道:“中国画马者,不出其右,虽黑白照片而能联想到色彩......”
1941年11月,徐悲鸿即将前往美国举办中国美术展览。身在印尼的李曼峰,有感与“神交已久”的徐悲鸿见一面的机会,可能转瞬即逝,于是他从巴城起行,却因战云密布,客船已停航,无奈之下,他挤上一艘满载战马的轮船来到新加坡,“运马舱内的航程”,也成为一段艺坛佳画。
在江夏堂,徐悲鸿热情地接待了李曼峰,真诚地指出李曼峰作品的优缺点,鼓励李曼峰出版画集,并为其画集预写下千字长序,后又赞道:“李君曼峰,多才思,而笔调英爽,其前途不可限量。”
徐悲鸿对李曼峰艺术上的知遇、激励、指引与推介,至大深远,使其感念一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印尼也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李曼峰历经坎坷,所幸大难不死,经过战争与艺术的磨练,正如恩师徐悲鸿所望,成为近代亚洲美术界中屈指可数的油画大师之一,享誉东方。更幸运的是,他在战乱中意外地购藏了徐悲鸿的《母女图》。
李曼峰一生苦修艺术,从事美术创作近半个多世纪,淡泊名利,直到古稀之年,才整理出版了自己的画集,也才正式刊出了40年前徐悲鸿为自己预写的《李曼峰画集》序,他对早年有知遇之恩徐悲鸿感念一生,正如他所说:“徐老系我一生最大恩师,他的遗教影响至大与深远,吾所得之教益受惠一生,没齿不忘。”晚年将自己珍藏40多年的徐悲鸿油画《母女图》完璧归赵,这种不忘故国、故人和玉成此事的义举,着实令人动容且肃然起敬。
《母女图》温暖的余情
1990年3月,《徐悲鸿艺术50年回顾展》在新加坡国家文物馆开展,廖静文及其子女特意将《母女图》带到新加坡,专门向新马艺术界人士打听张汝器先生的家人情况。据知情人道,生活也还算可以,图中的小姑娘后来成为一名钢琴家,只是当时已不在新加坡居住了。得知此情况,廖馆长也很高兴,心生欣慰。
绘画是有生命的,画家的心血之作可以穿越时空,向人们讲述一段往事,一种品格,一种风范。《母女图》不仅见证了徐悲鸿、张汝器、李曼峰三位大师不同寻常的友谊,见证了历史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峥嵘岁月里美术界的动感和活力,既是对徐悲鸿在新加坡艺术活动和绘画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也“正谊不谋其利”的凯凯君子情的最好诠释。(作者刘名系徐悲鸿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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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