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在这里待了不到6年，何以影响800多年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武义城东的明招山，山不高不奇，却因南宋大儒吕祖谦而盛名。吕祖谦结缘明招山，将武义文化教育事业推至历史巅峰。

吕祖谦家族，于建炎年间随宋室南渡，迁至金华。吕氏为重臣世家，自北宋贤相吕蒙正至吕祖谦七代17人登进士，其中5人先后担任宰相，有“累朝辅相”之称。

吕祖谦的叔父吕大伦，绍兴年间任武义县丞时，筑“豹隐堂”讲学，声望远扬，状元公、吏部尚书汪应辰为之撰《豹隐堂记》。或许就是因为吕大伦在武义做官，吕祖谦的曾祖、尚书右丞吕好问病卒桂州，却迁葬武义明招山。

此后，吕氏的家训精神在武义生生不息，助推武义在南宋以后涌现一大批清正廉明的官员。

六年两度讲学 开创浙东明招文化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号东莱，南宋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婺学金华学派领袖，谥“成”，从祀孔子庙庭。他生于桂林，两岁时随母归居婺州。隆兴元年（1163），吕祖谦登进士甲等，又中博学宏词科，曾任太学博士、国史院编修官、礼部试官，受皇命编修《徽宗实录》《皇朝文鉴》。

吕祖谦为学力主“明理躬行、经史致用”，善于兼采众长，融朱学、陆学等学派精华而成“吕学”。他著有《古周易》《书说》《东莱博议》，一生著作达60多类、1400卷、1100多万字。

南宋乾道二年（1166），吕祖谦生母曾氏病逝，他离职护丧回金华，次年正月葬母于明招山，筑屋守墓。一代名儒在明招山的消息不胫而走，武义学子慕其家学传统和两榜题名的隆誉，不约而同前往问学；附近州县的学子，亦闻风而至。《宋史·吕祖谦》说：“丁内艰，居明招山，四方之士争趋之。”吕祖谦便一边守制，一边研学与讲授，直到三年母丧期满。

乾道八年（1172），吕祖谦在主持礼部考试时，父亲去世，也下葬明招山，他再次依制离职守孝。其间，学子又纷纷来到明招山，与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的朱熹、张栻，也送子女来明招山拜师求学。

先后讲学6年，吕祖谦的明招学子有多少？得意门生巩丰在《咏玩珠亭》诗中说：“岁时来上冢，车马隘阡陌。念昔事先生，同门至千百。”有学者认为吕祖谦两次武义讲学，共约五六百名学子，分布于浙江、江西、福建、湖南等省。在人口稀少、交通相对不便的宋代，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

吕祖谦在明招山讲学时自编教材，这在当时属“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其教育成果则表明在明招讲学是成功的，并最终得到社会认可。《宋代文化史》介绍两宋320年间12名教育家，吕祖谦名列其中。

吕祖谦等人的讲学，使明招山一度成为南宋理学传播中心，浙东南一带文人心目中的圣地，并拓展为“浙东明招文化”，此后历代有高评。如清代史学大师全祖望说：“明招学者，自成公下世，忠公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与岳麓之泽，并称克世……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为有明开一代学者之盛。”

因曾祖父、祖父和父母亲皆归宿于明招山，吕祖谦自己又长期讲学于此，讲学授徒之余致力于著书立说，大多著述在明招山写成，故对明招山有特殊的感情。吕祖谦逝世后葬明招山，其6位家室与子女、胞弟也都归息于此。吕氏家族六代30余座坟墓，分布在明招寺西北的山丘上，形成著名的吕氏古墓群。吕氏家族，可谓与明招山有“生死之缘”。

吕祖谦讲学明招山，武义学子自然是“近水楼台”，正如嘉靖《武义县志·寓贤》所记，“武川之人士多被其教”，极大地提高了科举成绩。北宋160多年，武义出进士6人。南宋，吕祖谦明招山讲学前40多年，武义出进士8人；讲学后110年，武义出进士达34人，成为武义科举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吕祖谦的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把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的高度，把振兴教育，同“拯救衰世”“雪耻图强”联系起来。因此，吕祖谦主张教育应该因材施教、以求实用、勇于创新、立志进取。

武义得明招讲学之益，正如清代何德润《明招抒情》所说：“武城兴讲贯，越秀萃从游。百里儒风拂，群贤化雨流。”武义从此由农耕文化迈向耕读文化。因而，武义弹丸小邑，在文化教育上成为“八婺之冠”，明代列为婺州八县中的“甲等”县，清代为“望邑”。

时光流逝，明招寺和“朱吕讲堂”已成历史陈迹。然而，它升华出来的光辉，却历800多年风雨而不衰，明招文化精神的薪火也一直在延传。清代，武义县城创建书院，取朱熹、吕祖谦合编的儒学经典《近思录》之意，命名为“近思堂”，为武义书院之始；王式桢等贤达秉承明招文化精神，创办壶山小学堂，“开八婺学风之先”。抗战期间办的“武义简师”，校歌有“明招讲学，朱吕倡导，人才辈出，著盛名”。县城创办的第一所私立明招中学，其校歌：“东南理学推儒宗，寄迹明招朱吕同。”新中国成立后，武义白溪小学易名为“明招小学”，编辑《明招传薪》一书作为该校的校本教材。

吕祖谦对武义的深远影响，还在于他传承的吕氏家训。吕祖谦伯祖吕本中著有《舍人官箴》，吕祖谦著有《家范》，其中《东莱集》中分外耀眼的《官箴》，主旨为“清、慎、勤、实”，极力倡导廉政清明的为官之道，认为只有“施恩布惠，以及其民”，才“可以得民之心而民归附矣”。《官箴》条列26则都属违法的、悖德的、被禁止的行为，也是当时官场上的腐败现象，吕祖谦将其一一罗列出来，警示门人一旦为官“皆当深戒”。

吕祖谦的家训精神，在武义生生不息，助推武义在南宋以后涌现一批清官，如有“南包公”称誉的马光祖、为官50年廉明清正的巩嵘、为国敢战权贵的知府徐邦宪、惩贪扬善的大理寺评事徐彦辉、因清廉勤政而特许安息明招山的知县朱若功等。在当今社会，吕祖谦的为官“箴言”依然值得从政者思考与借鉴。

不高不奇的明招山，因吕祖谦而闻名遐迩，因其讲学而将始于东晋的明招文化推向巅峰；其文化精神绵延至今，愈益光芒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