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己任”正在浙博武林馆区展出，说说宋人的“高仿”

宋代文人的精神世界，怎样用物来表达？

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正在进行的展览：天下己任——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用300多件（组）文物回答了这个问题。请注意，展览将延期到3月10日结束。之后，武林馆区将不再有临展“上新”。更多有关浙博新老馆交替的消息和背后故事，之后我们会慢慢道来。

同样是宋韵题材的展览，怎么样做得不同？这个展刚开展那会儿，和一位文博专家聊天，她说，虽然宋很热，但是“精神世界”这个立意的展览，尤其用物质（文物、宋画等）来体现士大夫精神，很难，“物质碎片化，精神虚无化”，很难直接表达。

我们知道，面对唐末五代以来纲常伦理崩坏，宋朝建立之初便推崇以古礼治国，仁宗之后更是期望“复古为三代”，通过制礼作乐，重构社会秩序。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备和各类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宋代士人群体的数量快速增长，并逐渐形成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成为宋代社会的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

请注意“复古”这个词，复古总要有物质载体，宋代人拿什么来复古？

我们来看这次的展品，选自山东青州市博物馆及浙江省内30余家文博机构的珍藏，特别是拿出了浙江宋代考古新发现和市县馆藏宋代精品，有很多平时不太能见到，或者说大家不太会注意到的“小众”文物，比如，宋代仿古青铜器。

【1】

一只兽面纹铜爵，腹部装饰着两个折角兽面纹，云雷纹为地纹，它曾是南宋宫廷里的一只酒杯。

20世纪50年代，杭州为修建环城西路延伸段，拆除了残余的古钱塘门北段城墙。宋代钱塘门一带的城墙，由南往北，东折至北关门，也就是武林门，南宋高宗定都于此，后称为“余杭门”。1954年，环城西路修建工程中，在古钱塘门北段城墙靠近昭庆寺，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附近，发现了爵、尊等3件青铜器。工作人员及时交到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后来移交给了浙江省博物馆。其中一件爵，就是这只兽面纹铜爵，出现在展厅的第一单元里。

如果我们拿这只酒杯和《宣和博古图》里一只爵的“设计图”对比一下，你应该会说两个字：高仿。

《宣和博古图》是啥？

故事需要回到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的最后一别。

赵明诚，北宋晚期重要的金石收藏家，跟欧阳修一样，收藏大量金石拓片。他和李清照带着十五车书籍从山东一路南逃，途中染病身亡。去世前，他做了一次关于“次序”的最后叮嘱：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

多么痛的领悟！古代及当代青铜器对拥有者来说，是生死之交。

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独自守护二人的收藏，一路逃亡，一路丢弃，到绍兴初年暂居会稽之时，仅残存数卷书册与书帖。她感叹：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邪？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人间邪？

这段话是历经生死波折的李清照之心情写照，也是不少北方士大夫共同的心声。

开头提到，宋代掀起的复古运动，在宋徽宗时达到极盛，目的是希望通过恢复、再现 “三代”礼制，以求治国和加强皇权。这场复古运动，皇帝与士大夫阶层是最热衷的实践者，寄托了他们强烈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拿什么来复古呢？宋徽宗即位后，开始大量仿制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有器形有钟、鼎、簋、尊、壶、豆等。

比如，他要改革礼乐制度，铸造新器，设立了“大晟府”，重制新乐，“谓之雅乐，颁之天下，播之教坊”。大晟钟就是固定推行大晟新乐时期所设计铸造的固定音高的编钟，式样参照睢阳（商丘）出土的春秋时期宋公成钟。这次展览中就有一件浙江省临海市博物馆收藏的“大晟应钟”。

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物鉴定站研究馆员王牧说，除了制作礼器，宋代的复古运动另一个重要环节是古器物学的研究，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古器叙录、图像书籍，比如《三礼图》《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等。它们既是宋人的考古研究著作，也是朝廷推崇的仿古青铜器的标准样本，你可以理解为说明书。三代的青铜器什么样子，怎么做，就被描绘、记录于专门的目录里，这就是《宣和博古图》。所以，宋代的仿古青铜器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当时的学术成果再现，有考古赏鉴的成份在里面。

但是，战争对宋代皇室的破坏是毁灭性的。金人攻陷汴京之时，内府的财宝与收藏被掠夺一空，包括法驾卤簿、礼仪器物、三馆图籍。徽宗的收藏最为可观。由于内府收藏的数量过于庞大，金人无法全数带走，带不走的，据说被投入了宫内的池中，比如宣和殿所存放的殷周鼎、钟、尊、爵等数千百种古器。靖康之难后，汴京城中四处是散落的珍宝，周辉的《清波杂志》（成书于1193）便记载在靖康乱后，汴京城内的漕运水道汴河经常有各样珍宝出现。

【2】

金人攻陷汴京后，赵构一路南逃，从汴京拿出来的物品也只能在途中一一舍弃。宋高宗在临安开创了“中兴”的格局，重建王朝威仪，首先要恢复礼乐建筑制度，之后再重建内府书画、图书、古物等收藏。

绍兴十二年（1142）十二月，臣僚建议举行郊祀之礼，高宗下诏在临安府行宫东城之外营建圜坛。既然要办典礼，朝廷必须制作大量礼器。但礼器都没了呀，怎么办？

大臣之间掀起一波关于礼器制度的讨论，决定复兴徽宗朝根据商周青铜礼器考订的“新成礼器”制度。于是，从北方失而复得的古铜器“设计图”《宣和博古图》，正好派上用场，高宗大臣来了一波高仿，恢复“新成礼器”，让礼、祭器制度更加合于古礼。

于是，出现了展厅里的那只酒杯。

高宗之时重置的宫廷礼器数量庞大，但留存至今的并不多。杭州环城西路出土的三件青铜器，除了这只爵（此外还有一只爵），还有一只铜山尊（浙江省博物馆藏），虽然没有铭文，但是，它和徽宗的宣和铜山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样式、纹饰完全相同。徽宗的这件尊，内底铸的铭文这样写：“辛丑，皇帝考古作山尊，于方泽，其万年永保用。”这是宋代宫廷仿古青铜器风格特点最直接可靠的实证。所以，环城西路出的这件尊推测应该也是朝廷礼器，同出的两件爵也是如此。

宋兽面纹铜尊 杭州西湖出水 浙江省博物馆藏

南宋时期，忠实模仿《宣和博古图》的铜器还有湖州莫蓉窖藏出土的铜鼎，出土时已残，但仍可判断它仿的是商晚期典型的鬲鼎。最可怕的是，这件器物腹部的铭文内容、行款、字体与《宣和博古图》的“商父乙鼎”完全相同，主体的兽面纹饰也相同——可见工匠有点不动脑筋，只为一模一样。这件器的造型、纹饰、铭文与《宣和博古图》如此相似，推测工匠应该是以图录为本，直接描摹纹饰与铭文。或许制作者还看过真正的古代铜器，因此能大体掌握商周铜器的精神，达到乱真的效果。

从目前发表的数据看来，这些质量精良的仿古器主要出现在杭州及其附近，而且多以《宣和博古图》做为直接范本，可能跟这本书从北方复归杭州，又在杭州付梓开印有关。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者许雅惠认为，南宋的仿古器物中，复制《宣和博古图》做出来的作品，基本上只是外表一样，纹饰通常扭曲变形——因为他们也搞不懂古人这些纹饰的意思，先模仿了再说。有时也有铭文，但内容是最通俗易懂的“保用”“宝用”“子孙宝用”等，出土地点则集中于浙江与四川。除了鱼目混珠、充当商周古器供人收藏之外，许多仿古铜器也被赋予实用的功能，主要有三大类：官方礼仪用器、民间庙宇供器、士大夫文房用品。

至于纹样，王牧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极力追慕三代风格。这类器物基本以皇家宫廷祭祀所用的礼器或为地方上的府学供器为主。仿制的依据，主要来自朝廷推崇的标准样本或就按真器所仿。但是当时所谓的标准样本，毕竟是手工摹本，加之刻本图样的不清晰，工艺铸造上也很难做到完全一致，故有失真的问题。总体风格上与三代器还是有距离，特别在气韵上表现得更明显。

另一种，则在追慕古意的同时融入了本朝的纹样，所谓创新。兽面纹，是商周青铜器中的主题纹样，自然也是宋人仿青铜器上的主题纹样，比如那只环城西路出土的酒杯。而宋人做的兽面纹，构图有两种，一种是完全仿之商周，另一种是图案化。比如浙江湖州莫蓉乡宋代窖藏出土的提梁卣上的兽面纹，就构图而言与三代青铜器上的没有明显区别，然而只做了形似，没有过去的神韵，已经没有“狞厉之美“了。 而所谓图案化的兽面纹，则会加入一些本朝的元素，如四川彭州博物馆收藏的甗上的兽面纹鼻子呈如意状，因为如意纹样在南宋很流行。

所以，我们在看宋人的这批复古文创时，感受不到狞厉与肃穆，反而来了一种清新感。换句话说，宋人寻找古代器物作为新器物的做法，相当于今天的文创。另一方面，宋代家具发生了变化，这类复制品被放在了桌子上，比如鼎，被宋人做成了最主要的生活用品：香炉；古代的酒器——壶，做成花瓶了。蒜头瓶就是插花用的。要知道，在商周青铜器中是没有瓶一说的，但是大部分宋代仿古瓶的祖型基本来源于三代器中盛酒的壶。

南宋晚期到元代铜贯耳壶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参考文献

许雅惠 《南宋“中兴”的物质文化观察——论古铜风格的流布与扩散》

王牧《中国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仿古青铜器》

感谢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黎毓馨对报道的支持

陈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