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门义学”的故事出在元朝。一位默默无闻的乡绅方镒居然在大乱大荒年代聘请名师,培养出了数位名震天下的人物。
元大德六年,诸暨一带天旱无雨,农作物欠收;官府如虎,暴政苛税;绿林四起,战祸不断。在一个小小的白门乡,行乞的竟有上千人之多。于是那寂静的夜间,变成了穷人呼天喊地的时候。
穷人哭,富人的生活也过得并不那么安稳。白门乡里有名的绅士方镒就是一个。他目睹流离失所的乡民背着铺盖和孩子四出要饭,他那颗忧民的心隐隐作痛。他与妻张氏商量,决定捐出肥腴农田十二顷设一个义庄,为本族子弟和落难逃荒者施食施药。
义庄设了。饥民从死亡的边缘中被勉强解救了出来。照理这时候的方镒达到“忧民”的目的可以罢休了。然而不,他夜间伏在案桌,或翻书册,或饮老酒,或辗转难眠。
张氏捧着油灯,小心催道:“该睡了,你还有甚么心事?义庄不是办了?”
方镒立起身来,叹了一会,道:“我还要创办一个义学!”
“义学?”张氏颤抖着手,“咱还有多少田地?义庄要办,义学要建,怕祖上的家产要败在你的手上了。”
油灯跳动着火光。方镒没有去责怪妻子,可是他胸中希望的火焰腾腾地燃亮。
他那智慧的眼睛已经在饥荒和战祸中觉察到,是朝廷的酷吏严刑带来了民不聊生的境况,这种恶性循环只有依靠推行仁政来解决。而要扭转这种局面,只有提高知识文化,用教育来救扶国家。
决心已下,方镒不顾妻子、亲友的反对办起了“义学”。
他四出奔波,跋涉去天台聘项炯,徒步去慈溪请黄淑英,又去邻县浦江聘请柳贯,然而这些硕师名流哪能接受一位普通乡绅的约请,都摇头拒绝了。
他不甘心。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最后来到四大名儒之一的吴莱家。
吴莱的祖籍也在浦江,与诸暨白门约百里之遥。一见到吴先生方镒就啪嗒一声跪了下来。
吴莱当初以为这位诸暨的乡绅是来请教儒学的,也不太放在心上,一听方镒不是来“请教”而是来聘请他当老师,忽觉心里一亮。
“吴先生,当今朝廷腐败,民不聊生,其源盖出德化不够,刑辞过严,而鄙人方镒认为要扭转乾坤,太平天下,只有宣扬德行,以教救国!”
方镒气喘吁吁的一席话,居然大大地感动了坐在椅上的吴先生。原来,吴先生也有宣扬德化和刑辞并举的见识,只是未被朝廷采纳。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居然答应了方镒的要求,并毅然来到了偏僻的白门乡村。之后项炯、柳贯、黄淑英也先后来到诸暨。
老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好的老师才能教出好的学生,好的老师对学生才有吸引力,下面,不妨介绍这几位老师。
吴莱,元代学者。字立夫,本名来凤,门人私谥渊颖先生。元朝集贤殿大学士吴直方长子。浦阳(今浙江浦江)人。延佑间举进士不第,在礼部谋职,与礼官不合,退而归里,隐居松山。所作散文,于当时的社会危机有所触及,要求“德化”与“刑辟”并举,以维护王朝统治。能诗,尤工歌行,瑰玮有奇气,所著有《渊颖吴先生集》。
柳贯,婺州浦江(今浙江省兰溪)人,字道传,元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哲学家、教育家、书画家。博学多通,为文沉郁春容,工于书法,精于鉴赏古物和书画,经史、百氏、数术、方技、释道之书,无不贯通。官至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与元代散文家虞集、揭傒斯、黄溍并称“儒林四杰”。
项炯,字可立,临海人,端行积学,通群经,为时名儒,隐居不仕。一时名公硕士,多与之游。炯工诗,有《可立集》传于世。
王叔英,字原采,号静学。浙江黄岩人。学醇行正,与方孝孺为至交。洪武中与杨大中、方孝孺等人一齐被征,唯叔英固辞归。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荐为仙居训导,改德安教授,迁汉阳知县,任职期间颇有惠政。建文时,召为翰林修撰。曾上《资治八策》以鉴国事。后朱棣兵起,南下至淮河时,奉诏募兵以抗北师,行至广德,京城不守,他当时见齐泰奔来,还以为齐泰有二心要抓他。齐泰把京城不守的情况告诉他,两人抱头恸哭,共图后举。后来,知道败局已定,为表对建文帝的忠心,乃沐浴更衣,书绝命词藏于衣裾间,自尽于玄妙观的银杏树下,天台道士盛希年将他葬在了城西五里处。后其妻自尽于狱中,两个女儿投井自杀。
“白门义学”开学之前,方镒四处散发招生通告,通告贴到县城知县也为之大惊。通告贴到了浦江、义乌、宁海、天台,群情振奋,赞美不已。令人羡慕的是,在一个大乱大荒的年代,乡绅方镒不但聘硕师兴教,而且免去“白门义学”的学堂生的经费、住宿费、生活费。天下哪有这样的学堂?
于是浦江的宋濂奔来了,宁海的方孝孺奔来了,义乌的王祎奔来了,诸浦交界的戴良奔来了,此外来校就读的还有方圻等,计八十位学生。那景况真可谓是名儒执教,百鸟朝凤。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方镒也叫儿子方泽、方汶、方澧拜名师膝下学习。
义学办在方氏宗祠内,那高大的屋宇,一面是孝子孝女们对着香柱和明烛念念有词,一面是那硕师谆谆的教导和八十位学生琅琅的书声。
“白门义学”开办期间,常遇经济困境,靠方镒给予化解。怎么化解?就是把自己的田地无偿给予“义学”,一百亩、二百亩、三百亩、直至上千亩。老师和学生的吃住行有了千亩田地的支撑,教书的安心,读书的放心,无后顾之忧矣。
这所义学一直延续了四十余年。其间,“白门义学”的创举传到朝廷,侍御史冯翼奉旨而来(冯翼,元曹州济阴人,字君辅。成宗元贞元年任诸暨知州,有善政,迁嘉兴路总管,升西台侍御史)。当这位朝廷命官拜见了硕师,会见了学生,巡阅了义学规模时,他劝方镒把开办义学的事迹申报朝廷,以便受皇帝封赏,可是方镒却是婉言辞谢,说:“此无甚,假是邀宠名,非人行也。”这位“诸暨木陀”居然不要名声,不要皇帝的封赏,而愿意做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
1328年,方镒因办学劳累而病逝。下葬之日,有远近几千人流泪相送。“白门义学”硕师项炯为之作行状,作为学生,宋濂撰写了“墓志铭”。宋濂写道:“诸暨有义士曰方府君镒,字子兼,气宇轩昂,读书笃行,不拘泥于章句……千亩庄田改义塾,几多才子冠儒风……一布衣能如此办学,岂非所谓豪特士哉,庶几可不朽者。”方镒死后三个儿子接手“白门义学”。
影响诸暨“耕读风”的是方镒所聘的硕师吴莱、项炯、黄淑英、柳贯及“白门义学”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如宋濂、方孝孺、戴良、郑深、王祎、方圻等等,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人才。我们不妨介绍一下“白门义学”出来的学生有什么名声和水平。
宋濂,初名寿,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等,汉族。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后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
王祎,字子充,浙江义乌人。幼时机敏聪慧,成年后身材高大伟岸。后来拜柳罐、黄缙为师学习文章,于当时以文章著称于世。在目睹了元王朝国政衰颓凋敝后,写了七八千字上言当时的宰相。危素、张起岩一起推荐了他,但是没有被接受。于是在青岩山隐居著书,名气越来越大。太祖攻取婺州后召见他,拜他为中书省掾史。太祖征江西,祎写文章赞颂并献给太祖。太祖很高兴,说:“江南又二位大儒,就是你和宋濂,要论学问谁更渊博,你不如宋濂。但是要论才思的雄辩,宋濂不如你。”太祖创立了礼贤馆,李文忠推荐了王祎及许元、王天锡,于是被召置礼贤馆。不久又被授为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累次迁升到侍礼郎,掌管太祖的起居注。又任南康府同知,出了很多惠民政绩,太祖赐给金带以示宠爱。太祖即将称帝即位前,将他召回,商议即位礼仪。由于不合上意而获罪,出为漳州府通判。
第二年修《元史》,任命祎与濂为总裁。祎擅长史事。修完《元史》后,提拔为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
郑深,字仲几、浚常。浦江人。通经史,能诗文,为官以仁术施政,颇著直声。历任太傅府长史、宣文阁授经郎、中书吏部员外郎。至正十六年调任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时,驻军童庆部属强横跋扈,民苦之,而官吏莫敢奈何。深以一文官,不畏骄兵悍将,查明事实,立缚至童庆帐下治罪。后人言:“郑公为政,能柔能刚,柔以爱民,刚以疾恶,其人临民,民之福也。”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人。明朝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方孝孺自幼聪明好学、机警敏捷,长大后拜大儒宋濂为师,为同辈人所推崇。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死,惠帝即位后,即遵照太祖遗训,召方孝孺入京委以重任,先后让他出任翰林侍讲及翰林学士。燕王朱棣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惠帝亦派兵北伐,当时讨伐燕王的诏书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燕王进京后,文武百官多见风转舵,投降燕王。方孝孺拒不投降,结果被捕下狱。后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方孝孺始终不屈。被杀害于南京聚宝门外,并处“灭九族”,时年四十六岁。
戴良,字叔能,浦江九灵山下(今属诸暨马剑镇马剑村)人。自号九灵山人。幼年不屑科举,曾学医于朱震亨,学经史古文于柳贯、黄溍、吴莱,学诗于余阙。博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精于医学,尤工文辞。初为月泉书院山长。朱元璋定金华,邀讲论经史和治国之道,担任学正。不久弃官隐逸。元顺帝(1333—1368)时任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朱元璋军平定浙东,即避地吴中。闻张士诚用至正年号,开藩于吴,前往依之,后见张不能成事,携家泛海胶州,拟间道往投元将扩廓,因道阻未能到达,遂侨居昌乐多年。元亡后,不忘故君旧国,决不仕明。明洪武六年(1373)南还,改姓埋名隐于四明山,常和流寓其间的故元耆儒遗老宴集赋诗。十五年,被朱元璋召至京师,授以官职,以年老多病固辞。因忤逆太祖旨意,终于入狱。在狱中,作书告别亲旧,拳拳以忠孝大节为语。次年卒于狱中,或说出于自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神姿疏秀,亦高出一时”。著有《春秋经传考》32卷,《和陶诗》1卷,《九灵山房集》30卷。戴良侄子戴思恭就是朱元璋、朱允炆、朱棣三个皇帝的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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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