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漂流：12岁的他们，从父母打拼的城市消失

留在成长的城市？还是返回出生的农村？家庭团圆还是骨肉分离，流动儿童的人生轨迹往往在12岁形成分水岭，这困扰着中国超1亿流动儿童的父母。

2018年，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启动“流动儿童小升初团体追踪”项目，项目负责人何冉进驻北京一所打工子女学校，观察、访谈、记录一个六年级毕业班43位学生的不同选择。

这群孩子在12岁揭开迥异的人生篇章：25人返乡读书，回到河南、四川、安徽、广东等全国各地县城或乡镇，其中23人离开父母，成为留守儿童；4人转校至河北；还有14人留在北京。三年后，19人考入高中，而当初留在北京的孩子大多中途辍学或进入技校。

在长达四年多的追踪中，何冉逐渐走进这群流动儿童和父母的隐秘内心。

返乡读书的孩子，不少考入高中

异地高考，其实门槛挺高

何冉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些选择让孩子回乡读书的，成绩都比较好，父母投入很大的期盼；而留在北京的孩子大多升学的可能性低，父母在做出抉择的那一刻，已经放弃让他们未来挤上高考独木桥的想象。

这群父母以“60后”“70后”为主，他们普遍学历低，大多小学或初中文化，有的甚至是文盲。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北京，卖菜、开滴滴、做清洁工或卖货，由于儿时没有获得充足的教育机会，他们对子女的期望格外高，不希望下一代再循环自己的生存轨迹。

但在真切的现实中，他们只能依照自己的生存经历和认知为孩子做选择。比如，“他们重视教育，可那种重视只停留在‘我打工供你上学’，而不是一个稳定的教育环境或是一所好学校。”在何冉看来，这群流动儿童的父母本身就像蚂蚁——勤勤恳恳地劳动，但视野仅限于眼前，缺乏长远规划的意识与能力，走一步看一步，等遇到障碍物再掉转方向。

随着打工潮的兴起，上世纪初，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出现民办务工子女学校，解决了部分流动儿童的入学难题。2001年，国务院出台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两为主”政策，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逐渐纳入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范畴。

但由于无法实现异地高考，流动儿童仍不得不中途迁徙转校。2012年，国务院要求各地出台异地高考政策，一些地区陆续响应，但门槛限制依旧很高。以北京为例，“异地中高考”需要五证，且子女只能参加中职或高职考试。

由此，小升初成为一道隐形的门槛。在孩子长到12岁这年，这群父母才开始思考孩子的下一步教育计划。

大城市出现了民办务工子女学校

渴望支撑，却被父母指责

流动儿童的12岁，不仅在物理距离上离父母越来越远，心理距离也是——他们正独自面对少儿时期的结束和青少年阶段的开始。

不同于孩童，更不同于成年，何冉说，在13岁至17岁的青少年阶段，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层面会进入双重的转变和重塑。可这时，无法相聚的亲子各自活在真空的世界。过去四年多，何冉频繁听到这群父母的控诉，“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何冉认为，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以及老家的环境都停留在过去的认知，依循这种记忆来评判孩子的各种行为，“如果有孩子说在老家上学有种种不适应，他们的第一反应总是‘我也在那上过学，能有什么问题？’”

在应试教育体制下，乡村中学的制度化、军事化管理愈演愈烈。生于1994年的刘童因为无法适应县城中学的军事化管理，在初二辍学，同年级的朋友在学校跳楼自杀，也给他造成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可即便刘童再三劝阻，当生于2005年的弟弟即将入读中学时，父母仍把他送进同一所学校。“在这些父母眼中，管得严的学校就是好学校，也是自己的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至于那些出了问题的孩子，不是因为学校，而是因为自己。”何冉颇感无奈地说，家长总是倾向于把问题归咎于孩子自身。

于是，返乡的流动儿童天然地无法获得父母的支持和理解，久而久之，亲子间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出现问题时，父母不再是他们的共同解决者，不再是兜底的人，而只是评判者。”何冉说，疏离的亲子关系、叠加难以适应的乡村教育模式、陌生的交际圈，他们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又会影响学习状态，继而形成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是，“他们的内心更空、更容易往下坠。”

何冉和返乡的流动儿童

以死相逼，母亲回乡陪读

也有家庭直到中考问题避无可避，孩子读到初二，才送回老家。

周静就在初二那年从北京转学回乡。何冉说，回乡的节点越晚，流动儿童越难适应乡村的环境，“在学校，其他同学已经形成各自的小圈子，转学生很难交到好朋友，大家还会带着审视的眼光看她；而回到家，那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流动儿童回乡后大多入读寄宿制学校，周静每周回家一次。爷爷奶奶住在山上的老宅，每到周末，周静在山下闲置的新房独居。房子装的是太阳能热水器，没有太阳就没有热水，有时，她没办法洗澡；有一次，好不容易能洗澡，门又出了问题，她被锁在浴室里，用力踹烂后，崩溃大哭……乡村生活堆积在一件件烦心事上，令她溃败。

周静几次哭喊着要回北京，父母只能让她忍耐。他们在北京一家物业公司工作，周静的哥哥正是适婚年龄——这在他们父母眼中是首要大事，赚钱压力很大。后来，父亲告诉她，“你总是打电话哭，妈妈为你担心得一宿一宿睡不着。”乖巧的周静不再打电话了。

直到突然有一天，周静在电话里以死相逼，“你给我买票，我现在要回家。不买，我就死。”挂了电话，她就去买药，吃了很多含有安定成分的药。那之后，母亲才决定回老家陪读。

在何冉保持关注的流动儿童家庭中，有五六位母亲在相似的无奈情境下，放弃打工，中途回乡陪读。

孩子们的心声

多视频通话，正视心理健康

由于居住地的转换，流动和留守是随迁子女身上不断变换的标签。这种在城乡间的钟摆式流动，也令这群孩子缺乏乡土认知。

“这些孩子的父母很多上世纪90年代就来北京做小摊贩或打工，多年下来也赚了不少钱，但他们从没想过要在北京买房、扎根。”何冉说，这批“60后”“70后”只把北京当作打工的地方，反而会花一两百万元在家乡省会城市全款买房，“一方面，北京的户口和房产不挂钩；另一方面，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回老家。”

而他们的子女、这群漂泊不定的“00后”，只把家乡当作一个遥远的原籍，可被他们视为家的北京又没有真正接纳他们。

“这些孩子未来也会成为大人，他们需要获得被爱和兜底的感受，才能在未来把同样的感受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何冉期望，随着新生人口数量的下降，城市入学门槛逐步放宽，流动儿童能真正在居住地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

何冉

对于暂时无法和孩子团聚的父母，专注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十多年的心理治疗师于晓建议道，请认真听完孩子想讲的话，不要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不要批判和说教，先耐心听完。只要先迈出这困难的第一步，改变就会发生，到后面，家长会发现孩子会自己讲出来，他需要什么。

何冉建议父母至少每隔两天打一次视频电话给返乡的孩子，“让孩子看见你。不要只是问成绩，而是聊天，多和他们分享日常生活。”

对于15岁以上的青少年，于晓鼓励道，“你可以承担起情绪的自我管理，父母也许未必有你掌握的信息丰富。正视心理健康问题，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刘童、周静均为化名）

【新闻+】

流动人口子女入学，这些地方在探索

近几年，随迁子女“返乡”规模逐年增加。2020年，15.6万随迁子女在小升初阶段“返乡”。这意味着，平均每10位随迁子女小学毕业生中，就有一位要离开他们居住、生活的城市，为了升学的机会，不得不“返乡”变成留守儿童。

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规模约1.3亿，随迁子女规模最多的10个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南、四川、广西和河北，占随迁子女在校生总数近七成。

一些地方已努力探索，以更平等、融合、开放地接纳流动人口子女。作为全国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实验市，义乌于2012年全面实施“阳光招生”，拿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平均每班1/3的学位用于解决随迁子女就读；2014年，出台《新义乌人子女学校AB级管理办法》，推动新义乌人子女学校规范办学、提档升级。

2013年，浙江实施“异地高考”政策，规定随迁子女凡具有在浙高中学籍、并有完整的高中阶段连续学习经历，可就地报名参加高考，且招录与本省籍学生一视同仁。当年，984名外省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成为“同省同待遇”的首批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