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陈军：从陈布雷墓地想起瞿秋白

一个暮春的下午,我在九溪道上打听徐村，打听一个人的名字。也许他随那段历史湮没太久了，我们在山道上徘徊了很久。还是茶山上一位老者，先疑惑地投来一瞥，后自称曾为他守过墓，默默地顾自领着东转西绕。穿过一座陈旧的疗养院，眼前出现了他荒寂的墓地。这就是显赫一时的铁笔陈布雷之墓？四周的高墙隔断了尘世的喧嚣,冷泉边，偶尔传来几声空谷鸟鸣。

陈布雷墓。据CFP。

很久以来，出于一种复杂的感情，我一直想谈谈这个人。这位做了半辈子幕客，写了一生文章的文人，怎么会突然在撤退大陆前夕，忧郁成疾，发出天鹅般的绝唱？遥想当年，此公以一襟布衣出入高堂，何等风雅？凭一管狼毫和派克水笔，几乎包揽了蒋介石的所有重要文稿，成了最为倚重的文胆。而他广闻天下的名篇就是蒋介石的庐山演讲《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声明》：“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其主对他还算礼遇，这位倡导新生活运动的领袖，是决不允许部下在他面前吸烟的。唯陈布雷可以破例，言谈间照抽不误。蒋先生夫妇还常把外国元首所赠名烟赏赐于他，也许由此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近日读他临终前书信，一个旧式文人的感伤情怀令人黯然心酸。他不是政治家，如果是，那完全可以随波逐流，看得浑一点。看来此公是信奉士大夫“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古训，眼看着江山易主，落花流水春去也，竟会忧郁得如丧考妣，让生命煎熬到油尽灯枯，最后选择了殉葬者的归途。一位心智敏慧的文化人，要自己毁去生命，是需要勇气的。他死得又很从容，也就更为苍凉。好像当时正好胞妹的独生女在上海结婚，借此为由，先支走了亲属。1948年11月11日上午，他最后出席了国民党的一次中央会议，下午三点回公馆。竟一反沉默寡言之态，在餐桌上从容长谈两小时之久。之后，闭门写了一篇长长的“杂记”,又给蒋介石及家人写了数十封诀别信。这些信，至今令人不忍卒睹。他是在深夜吞服一百多粒安眠药自杀的。留给人世的，唯有墨盒上一管狼毫和枕边未加套的派克水笔。

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陈布雷寓所。据CFP。

蒋介石对他也算尽了主仆之谊。他的葬礼是蒋经国亲自料理的，下葬那天冠盖如云，小汽车从山下一直排到六和塔。以后蒋介石还来徐村凭吊。也就是在他的墓前，蒋先生读到了长江天险已被突破的电文。他什么也没说，面对北方长吁一声，掉头往溪口而去。

据作家李庆西回忆，陈布雷墓是屏风山疗养院造反派掘开的，当时他和九溪新村的许多孩子在旁围观，因为都在传说蒋介石在这里布下了地雷，打开搜寻半天，伴随那颗孤魂的，还只是那支乌黑的派克金笔。

当我辗转于他的墓前，耳边仿佛传来那泣血的哀怨:“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

屈指算来，沉浮于宦海的中国文人最终很少有人成为政治家。他们脆弱的神经过于敏感，常常被巨大的历史负荷挤压得喘不过气。他们饱读经书，骨子里又沉淀着太多的温情和文人习气。每当生命之钟，在历史的峡谷撞出最后的轰鸣，尽管他们各司其主，志向各异，但奇怪的是情感指向往往殊途同归。面对死亡之神，他们总是用笔或嘴说些一辈子想说而不便说的话。这些临终绝唱，犹如黑色的惊叹号，在人生长河发出回旋不灭的绝响。令活着的灵魂也被他们的思想负荷和灵魂叹息，挤压得凝重不堪。

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女儿瞿独伊在莫斯科合影。

讲到陈布雷，那日在徐村，我倒想起了与他截然相反的另一位人物，他就是瞿秋白。虽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死，但少年时读他《多余的话》，朦朦胧胧拂不散的总是一位羸弱伤感的书生。映着铁窗的月光，燃着烟，偶尔长吁短叹，抒发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苍凉。近日重读此文，竟又读得心力憔悴。他是坦诚的，坦诚得到死都不会设防。只有他才会说，自己像一匹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想往后退已不可能，要再往前去又实在不能胜任。他狱中最为牵挂的是独处上海，即将临产的杨之华。他其实并不惧死，当宋希濂部下出示枪决令时，他正伏案写绝笔诗。诗也写得真绝，在这种时候还能巧用唐人诗句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木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僧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这时军法处长催他起程赴刑，秋白又挥笔疾书——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谚，乃狱中言志耳。

还边写边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好像他只是出一趟远门，随便得令人瞠目。之后，神态自若地背着手，昂首直立让人拍照。又信步至亭前，见已安好菜四碟，美酒一瓮。顾自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间面色无异。餐毕，手夹香烟，顾盼自如，从容走向二里外的刑场。直到见了一处草坪甚为称心，才盘膝而坐，微笑着对行刑者点首致意：“此地很好!”

瞿秋白就义前留影。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位汉学家的话。瞿秋白也自嘲地说过，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所用之的人物。或者说简单些，是些读书的高等游民。还说这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可是奇怪得很，翻开中国历史，正是这些有点名士气的文人，临终时突发奇思地留下了一些非同凡响的绝唱，我们古老的文学传统，从此有了一种悲凉至极的大美境界。

《多余的话》最后提到“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可以再读一读。”又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结尾，使人想起金圣叹临刑前的诙谐相。

而张苍水的一声“好山色！”令三百年江山从此豪气不绝！

瞿秋白比陈布雷幸运，竟然被鲁迅视为知己，以最暖心的血性之义同怀视之。他被捕前化名向鲁迅求援，鲁迅奔走蔡元培呼救失败。悲愤的大先生做出了惊人之举，先安排杨之华在家中做产，由许广平亲自照料。又与茅盾和郑振铎共同筹款，亲自带病收集、编校，用上等纸张在日本出版了《海上述林》。这在当时是有很大风险的，鲁迅的最后两个月还在校对这部六十多万字的亡友遗著，他将曾以自己名义发表的十几篇秋白杂文，重新编入书内。书分上下集，鲁迅临死前只看见上集。而他俩的初次交往也实在惊险，一次鲁迅为避战火，携全家及周建人一家去内山书店楼上暂居，回家后见冯雪峰已安排秋白夫妇在此避难。这种常人都无法理喻的怪事，居然被挑剔的鲁迅安然接受了。

李立三曾代表中央，以中共宣传部长身份，协调“左联”与鲁迅的关系。他是尊重鲁迅的，但当冯雪峰陪他见面时，却提出要先生今后写署名文章揭露蒋介石，被鲁迅一口拒绝。而瞿秋白不一样，他从骨子里是个大知识分子，以发自内心的同道之情敬仰先生。他精通俄语，第一个翻译了《国际歌》，又见过列宁，有在苏联生活的见识。与迫切想了解苏俄文学的先生，每次都长谈甚欢，成为相见恨晚的忘年之交。许广平曾回忆他们住大陆新村时，周围有家面包店，她经常在面包出炉的时候买一些，趁热送到住在附近东照里的瞿秋白家。也就是在这1933年三四月间，瞿秋白编选了一部《鲁迅杂感选集》，共有杂文七十四篇，并写了篇一万几千字的长序。对鲁迅的杂文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的代用词”。鲁迅对这篇序言颇为满意，特地关照书局老板李小峰：“编者似颇用心，故我拟送他三百元。”还为瞿秋白写下那副著名的对联作为纪念：“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不知陈布雷是否读过《多余的话》，但当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受阻时，是他马上找了宣传部长邵力子，邵当即批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摧残”。在他俩干预下，《鲁迅全集》一路绿灯，迅速放行。而当1942年战时重庆举行纪念活动，郑介民欲以“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津贴”发布新闻时，又是陈布雷出面制止：“这样的新闻不宜由中央社发布！”

《多余的话》不多余。一位网友说的好，这里有学徒出身的向忠发，会变戏法的顾顺章永远没有，也永远搞不懂的东西。在格瓦拉成为激情符号的年代，你读格瓦拉，我读瞿秋白。与其格瓦拉，不如瞿秋白。

读《多余的话》更不多余。鲁迅曾请冯雪峰转送毛泽东烫金封面的《海上述林》，这是极为珍贵的限量版。毛泽东也在1950年为《瞿秋白文集》出版提词：“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理想的，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他与鲁迅的特殊友情至少启示了晚年的周扬，如果用他的方法和气度领导“左联”，鲁迅先生会轻松得多。

陈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