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座“书山”汇聚浙江名家，熟悉的面孔中也有你不熟的一面

2023年春天，在路伟的讲述中，有了一位新的主人公：高士奇。

对，就是那个不久前在热播剧《天下长河》中左右逢源的高士奇，他是清康熙皇帝身边的红人，被蔡元培先生认为是薛宝钗的原型，同时又让人觉得有《鹿鼎记》中韦小宝的影子。

即使你不知道高士奇是谁，也会觉得这个浙江人很厉害。

路伟是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副编审、“浙江文丛”出版团队负责人，高士奇是清初名臣，更是文学家、史学家、收藏家。如今，36岁的路伟与388岁的高士奇，已经“共处”七八年，而《高士奇全集》也在最后的打磨中，即将作为“浙江文丛”的重磅产品出炉。

今年，“浙江文丛”的编纂进入第十三个年头，位于杭州体育场路347号出版大厦20楼的“浙江文丛编辑出版中心”，书稿与资料不断“侵占”着编辑们的空间；几乎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天目山路148号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人文与艺术出版中心，“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中的诸多大家，不断从历史中走来。

而浙江的人文之潮，恰恰从这两部书中，流淌至今，并形成巨浪。

▎“浙江文丛”

路伟：不负古人所托

“浙江文丛编辑出版中心”办公区最里面是路伟的位置，人坐下去，几乎要淹没在书稿中。

“书似青山常乱叠”，清代杭州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所引述的这一名联，曾被路伟发在朋友圈以记录日常。

正是在书山之中，他和小伙伴们，整理和挖掘着古代浙江人的过往。林和靖、周邦彦、吕祖谦、王冕、刘伯温、王阳明、陈洪绶、袁枚、袁昶……这些古代浙江人，陆续坐进“浙江文丛”青葱雅致的书本里，将思想波涌至今天。

杭州国家版本馆中的“浙江文丛”

古籍整理“拖家带口”

路伟的“新搭档”高士奇，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

坐落于杭州西溪湿地中的高庄，曾是高士奇发达后在故乡营建的私家园林，很多人逛过这座园子，但未必注意到它的名字和高士奇的渊源。高士奇原籍浙江余姚，出生于河北固安，13岁时，随父迁居杭州，在此度过少年刻苦攻读时代，于20岁离杭赴京，不久便开启了开挂的人生。

在以全集呈现这位清代浙江人方方面面的同时，路伟还说服整理者为高士奇做了一个家集——“就是把他的先人和后人的著作，汇聚在一起。”

“拖家带口”的古籍整理方式，一是保存文献，二是对主体人物进行支撑。“你可以知道他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他的家族经历了怎样的兴衰，这对研究主体人物很有作用。”

正是这个过程中，路伟发现，高士奇与夫人傅畹伉俪情笃，他47岁那年，夫人去世，此后他没有再娶，还为她作了几百首悼亡诗词，十来篇祭文，可谓是一往有深情。这些诗文也被编入了《高士奇全集》。

其实，寻访高士奇本人的著作，仍不算难事，但整理其家集，却有重重波折。

高士奇的后人居于平湖，声名也局限于乡里。但在家集的整理过程中，却必须要满世界找书。其中，高士奇几个后人的集子，是在美国和日本的图书馆才找到的，路伟说“古籍整理也要国际化”。

“浙江文丛”在十余年后的道路怎么走？路伟说，整理家集是一种尝试，希望让更多人的著作保存下来，也不枉他们当年辛苦撰作的一番用心。

自入行到今天，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沉潜12年，路伟颇为自豪的是，他几乎对每个图书馆都能如数家珍，熟悉每个图书馆的脾气和秉性。为了编书，他也欠了很多人情债，以致于他经常自嘲为“还债楼主”。

一个家庭到整个江南

路伟是河南商丘人，而通过对《高士奇全集》的整理，他对高士奇后人居住的平湖也加深了了解。

比如乍浦镇，在清代中日交流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很多中国的书籍，由此被运往日本，成为中日书籍之路重要的中转站。《高士奇全集》中收录了高士奇五世孙高兰曾的诗文集《瓦釜集》和《自娱集》，这些书刊刻于道光时，不久就流传到了日本。而国内却因其后的战乱，鲜有流传。

路伟觉得，这些书对研究平湖地方历史文化非常有用，他在协助整理者扩充这部全集时，将能找到的平湖文人的几十种清代别集一一翻阅，其时的平湖便了然于胸——包括文人的交往情况、社会面貌、生活状态等。

其中，有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高家出才女。路伟说，高士奇的夫人傅畹懂文墨，妹妹高韫珍有《出凡遗稿》一卷；他的女儿和儿媳也能书会写，他的孙子高衡的夫人李檀，高兰曾的夫人张凤，高兰曾的三个女儿高孟瑛、高红珊、高佩珩，都有作品传世。

这类文化家庭的背后，其实是江南地区对女性教育一贯的重视。正因如此，“浙江文丛”收集了不少女性的著作，代表人物有王端淑、黄媛介、沈善宝、吴藻等。

近观《吴藻集》

目前，路伟和他的团队正在准备出版王端淑的作品。王端淑是清初的女性文坛领袖，写诗、作文、编书，无一不精。路伟说，她的作品大气，放在男子堆里，也看不出是女子手笔。当然，他也很理解其他女作家相对阴柔的表达，因为这是社会氛围的塑造，与当时女性接受的教育与视野息息相关。

“人很难超脱自己的时代，我们是被社会所塑造的；对古人，我们不能强人所难，我们自己都难以超脱自己的时代，更不能让古人超脱自己所处的时代。”几乎日日与古人“相处”，路伟也时时以此警醒自我。

在他看来，还原古人本来的面目更重要，因为只有接近真实的保存历史，才能提供后续为我所用的可能。路伟觉得，家集是一种微观呈现，“资料聚集在一起，很多历史的细节就看明白了。”

只有水多，才能浪高

有人会觉得，年代越近的古籍，整理起来越容易。其实，并非如此。

一直在持续关注明清文献的路伟，形容这个阶段的文献如一片原始丛林，藤蔓餐绕，盘根错节，因为还未经过经典化的过程，很多文献仍然处于原始状态，其整理过程，也更需功力。

在关注高士奇这样的大家之余，路伟也时时将目光投注于“不出圈”的文人身上。因为，在古代，想要保存著作不是一件易事，刊刻书籍需要很高的人力和财力成本。

“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就是了却古人身后事，就像他们托付我一件事，我有责任把他做好，作为一个古籍相关从业者，我不想辜负他们。”这些年，路伟和同事们一直将身心投入到古人的“托付”之中。

回头看过往的经历，他甚至觉得，发生的某些巧合让人感觉自己“通灵”了。

因为搜集高士奇的资料，路伟结识了一位同好。有一天，友人得知上海将举行一场拍卖会，抱着志在必得的心态去竞拍其中一套高士奇的珍本，这套珍本中有几种文献，虽见于著录，但各公藏单位却无其踪迹。路伟得知此消息，主动要求陪同友人去看拍卖预展，并订好了去上海的高铁票。一路上，路伟既欣喜又紧张——如果朋友拍到这件拍品，自然乐意与他分享；万一他拍不到呢？“眼前的鸭子不飞了吗？”为了以防万一，他便多了个心眼，取得了拍卖方的默许，利用间隙将其中的孤本文献拍下来了。最终，由于价格超出预算，友人没有竞拍成功，路伟却获得了意外之喜。

“这些文献太珍贵了，一旦隐没，不知何日再能现身。我似乎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我”。如有神助，他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当然，他也清楚，这其实就是勇于尝试绝不轻言放弃的结果：“事情做了未必成，不做肯定不成。一件事如果只有百分之一的概率成功，那如果尝试十次就有十分之一的概率，尝试五十次就有一半的可能了，事情做了未必成，不做肯定不成。”

2022年最后一天，路伟从北京捧回了“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编辑奖”，这个奖项中如雷贯耳的宋云彬是浙江海宁人。也就是说，古籍整理的事业一直在浙江这方土地上薪火相承。

一部“浙江文丛”，它所囊括的古人与为之奔走的现代人，造就了一种人文大潮，但路伟说，他更愿意做大浪之下的一滴水，只有足够多的水，才能激起更高的浪花。

▎“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

宋旭华、蔡帆：挖出名家新面貌

如果在“浙江文丛”所汇聚的古人群像中，望向之后的时代，尤其是群星闪耀的浙江现代作家群，路伟觉得，鲁迅领衔的浙江现代名家，与浙江古人其实处于同一道“流”之中，抽刀难断：“如果没有外在力量的激发，他们就是毛奇龄，就是俞樾，就是袁枚……”

几乎同样的一组名字，也被宋旭华与蔡帆提及，他们分别为浙江大学出版社人文与艺术出版中心的主任和编辑，承担着另一部巨作“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的编辑工作。

如今，“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第一辑的10位大家已亮相8位。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过《郁达夫全集》《夏丏尊全集》等现代名家的全集，年谱系列出版是一脉相承的，是他们研究的深化。

“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部分作品

更多名家正“走来”

浙江现代名家占据现代文学史大半壁江山，是浙学、浙江精神在现代的延续。如果从“浙江文丛”和“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的收录来看，是群星闪耀，以及继续群星闪耀的状态。

在时代的天翻地覆中，很多东西会被激发，就拿鲁迅来说，路伟的观点是——“他骨子里有传统的塑造，但对传统又有一种疏离。”同时，他又认为，传统也并非有着千篇一律的面貌，而时呈现多方面，有主流，也有非主流，“鲁迅可能就来自传统的非主流，他为人处世的方式在古代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形如魏晋的狷狂。”

“这批现代名家有些出自名门，比如说俞平伯是著名学者俞樾的后人，他们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虽然可能某些名家祖上家道中落了，但在是其接受传统文化依然没有变，很多人古文功底深厚，都能写很好的古体诗，比如鲁迅、郁达夫、茅盾等。”

与路伟持有同样的观点，宋旭华与蔡帆也认为，新旧并不是截然的划分，新变往往寄寓在最传统的文化中，只是时代之风让他们在新的历史阶段凸显出来。

前几年，每到春夏之交，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家学者，总会到杭州一聚，共同商讨“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的编纂细节。

自2017年起，于5年之后的2022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年谱的第一辑，目前，《鲁迅年谱》《夏丏尊年谱》《钱玄同年谱》《茅盾年谱》《郁达夫年谱》《徐志摩年谱》《许钦文年谱》《俞平伯年谱》等8本已付梓。

其中，《郁达夫年谱》还单独举办过一次新书首发，一展郁达夫这位堪称新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全能选手”的风貌——他不但是诗人、作家、翻译家，还是编辑、出版人、教育家，甚至是戏曲、电影、音乐、美术等各个艺术领域的鉴赏家。而并不为多数人所知的是，他还做过公务员、农场主，更是一位实业家，反法西斯战士。

接下来的一两年内，“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将推出第二辑，艾青、柔石、丰子恺、夏衍、戴望舒等知名作家将亮相。

这样的鲁迅与夏丏尊

其实，如同古代名家一样，现代名家的年谱之前也有诸多版本，但“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在系统梳理与树立了编纂范式等特点之外，还有诸多“再发现”。

比如，鲁迅辛亥革命前后在绍兴究竟参加了哪些活动？《鲁迅年谱》有新的呈现。

宋旭华与蔡帆介绍，鲁迅当时在绍兴，主要是教学，也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例如参与了《越铎日报》的编辑工作，证据之一便是该报的发刊词是由他撰写的，并用“黄棘”的笔名发表——他在别处使用过这个名字，本人也认定这是他的未收集文字。

但有关越社会刊《越社丛刊》的史料，准确度就颇多可商榷之处：鲁迅究竟是《越社丛刊》的主编，还是编辑，抑或仅为撰稿人？过去的年谱和传记一般都采用亲友学生的回忆录，称之为“主编”，但却没有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材料。《年谱》没有使用“主编”，而写成“参与编辑”，现在看来，或者保守地表述为“指导、帮助宋紫佩的编辑工作”更为妥当。

又如《夏丏尊年谱》，长期以来，有关夏丏尊清末留学日本时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所修专业一般称为染织工业，这种说法最早来源于叶圣陶1946年所撰写的《夏丏尊先生》一文，《年谱》编者经过查阅夏丏尊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档案及文件，得出结论，夏丏尊在该校所学的专业是窑业科预科，即制陶专业，从而纠正以前错误的说法，也为解释夏丏尊后来为何热心提倡科学小品文教学找到原因。

再譬如1930年1月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夏丏尊、叶圣陶先后主持编务。这期间，他们合作发表的作品，或为每一期《中学生》精心撰写的“编辑后记”，大都没有署名，如何辨别哪些作品属于夏丏尊的，哪些属于叶圣陶的，编者对每一篇作品的内容、发表时间经过一番严格考订，对前后的相关作品进行比对、风格辨析、内容互证，最后确定各篇所属。

为什么“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的谱主在这个时代会有新的面貌？

随着研究资料的大量涌现，特别是报刊数据库的出现、家藏资料的提供，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多可查的原始资料。除此之外，宋旭华与蔡帆还认为，伴随着新视角、史料考证的深入，对谱主事迹的认识、评价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年谱撰写，不仅是对谱主生平的简单罗列和总结，更要通过相关材料，查漏补缺，去伪存真，纠谬摘误，达到辨清谱主事迹原委，展现谱主历史影响与地位的目的。

翻开“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可见它不但重视名家事迹的梳理，同时兼顾名家个性与现实关怀的展现，重新认识、发现谱主的个人风格，注重他们个人与地方文化及现代文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人为核心揭示浙江地方文化和现代文学发展内涵和脉络。

是的，有人在——古代的、现代的，以及今天与他们以编书的方式而日夜相伴的出版人，每个人都是路伟所说的“一滴水”，正因如此，人文潮起。

陈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