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78｜①黄仕忠：我的大学之路——一个年级与一个时代的故事

□黄仕忠

本组同学毕业合影，作者为前排右二。

1976年6月，我高中毕业，未满十六周岁。谁也不会相信，我那时的梦想，其实是在十八岁时做生产队的小队长。更没想到，当十八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居然成了一名大学生。

我在1960年11月出生于浙江农村，那是诸暨县东北部枫桥区永宁公社所属的小村子，名叫钱家山下。那山，远看犹如一张撒下的网，所以人们也叫它做“老网山”，而我所在的生产队，就叫网山大队。出生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匮乏，我却在一岁多时，就能吃一茶缸米糊。听母亲说，我那时什么都能吃，长得也比别人快。

老网山与钱家山下村。

我在1967年就读网山小学。这学校在两个自然村之间的一座庙里，那地方叫“上穆成庙”。我去读书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塑像，圆柱子是石头琢成的，两个小孩才能围抱着，木头的横梁，比斗桶更粗。教室高大而空旷，有些阴森，夏日午睡，走到门口晒太阳，才感到些暖意。那时候两个年级在一起上课，老师布置完一个班的作业，就给另一个班上课。也知道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一个村子的同学，每天放学时，列成队，一路高呼革命口号。一个同学拿着老师给的纸，另一个同学则据纸上所写，领呼口号。三年级的时候，正值“七亿人民迎九大”，我积极响应老师的要求，专门拿了一张报纸，读给不识字的远房婶婶听。婶子正在切猪草，其实没有听懂我读的是什么，只是不停表扬我很懂事，令我很有成就感。

小学读完了，就到隔壁新山大队办的新山学校读初中。记忆最多的是写黑板报。经常是别人放学了，我还站在方凳上写粉笔字。还想着变着法子把板报出得好看一些，学会了写空心字，把标题与正文，用大小字加以区别。抄写时，发现有错字、病句，或是啰嗦不清的，顺手就给改了，版面不够时，则不变文意而做删节。结果，既习了字，也练了各类文章。后来想想，这过程中，其实还学会了校对、排版、改稿，——这些正是我做老师后经常用到的基本功，而喜欢改动别人文字的“坏习惯”，大约也是这个时候染上的。

班主任郭恒松老师，教语文，对我的作文有过表扬。他说文章要写得朴实、准确、简洁才好。这个话我记得牢牢的。从此一概排除漂亮浮华的字句，只走朴实一路，力求准确。这甚至影响了我一生的文字表达。我的作文本上，他有时用红笔给一些字在下边加了圈。我想，这可能是说这个字用得不够好，就又想出一个更好的字来代替。我上大学后才知道，这叫“圈点”，意思是肯定我那个字用得很好。

至于其他课程，记得物理课，是现场接电灯；数学课，学丈量农田。这些知识，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1974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该上高中了。那时正时兴“推荐上学”。村里人说：他们家四个孩子，三个都上过中学了，应该让贫下中农上了。——因为我家是中农。据说郭老师帮我说了一句：可也要有成绩好的去上呀。凭这句话，我上了高中。

这高中就是我家对面山脚下的“新书房”，当时名叫“白米湾五七中学”，聚集了来自三个公社的学生，他们是住校生，我则是走读生。这中学在“文革”初期才冠以“五七”二字，县城著名中学甚至诸暨师范的名牌老师，都一度下放到这里任教。我二姐和哥哥都是这所高中毕业的。他们的老师，如王文浩校长回县城后担任过县里的局级干部，石如鑫老师原本就是诸暨师范里教语文的资深教师。我入学的时候，这批最厉害的老师已经返回了，但也仍有不少优秀的老师加入进来。如教语文的汤洁仁老师，黑框眼镜，小而瘦，声音十分洪亮，擅长吴昌硕体，粉笔字写得黑板呯呯作响，十分硬气。教化学的马剑英老师，高高瘦瘦，他是本县最优秀的化学教师之一，他的字也像人一样秀气飄逸，我和很多同学都学他。直到上大学后才明白，学他这字，若不到位，便绵而无力，我后来练了一段时间魏碑，总算站住脚跟，不易被风吹倒了。

白米湾五七中学旧校舍。（郭巨松摄）

茶山翠绿依旧。（王丽雅提供）

我们实行半农半读。中学有数百亩茶山。春天里有三个多月是“春茶战役”，全体上山采茶。清晨露浓，茶芽齐整，望之令人欣喜，入手感觉亦佳。秋冬天则是采茶籽、松土护理，练出一手老茧。汤老师则组织我们撰写歌唱春茶战役的诗篇。记得1976年的春天，每天清晨，公社的广播里传来的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音。我听了报道，有几日一早醒来，内心不能平静，写了一首长诗，来表达战斗的情绪。后来被汤老师收入“春茶战役诗集”，却是其中唯一不曾与茶有关联的诗歌。那册子我至今还珍藏着，只是一时要从柜子里翻找出来，却是不易了。

上中学那时，父亲布置家里造新屋了。因为我们两兄弟，家里却只有一间屋。先是平地基，然后从河里挑沙子，到几十里外用双轮车拉石灰。筑地基时，抬石头、砌墙脚，都是请人帮的工。打沙墙，用的是“版筑”法，除最初几圈外，都是我们自己打的。一版版的沙墙，一层层地升高。父亲琢磨着如何垂直与平衡，不知不觉中成了合格的泥水匠。而我和哥哥则是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视高如低，甚至可以在高高的架子横梁上走路了。上顶樑时，父亲在红纸上大书两幅“万岁”，以作上樑文，百邪皆避，最是适宜，至今仍粘在樑头，堪称文物了。为了造房子，哥哥放弃了高中的最后半年。我则是在高中二年级时，从夏天到秋天，有大半个学期没去上学。班主任何瑞良老师来叫我去上学，我迟疑着表示不会再去了。后来班上四位要好的同学来叫，我说担心跟不上。同学说：嗨，你怎么可能跟不上呢！于是有了台阶，重新回校，读完了最后一个半学期。

1976年的夏天，我在懵懵懂懂中，读了九年半的书，还未满十六岁，就高中毕业，回村里务农。由于那时心思不在读书，完全不记得高中时学了些什么。反正回乡种田，这已经是“高学历”了。

我在七八岁时就跟着父兄后面，在自留地里干活。每人仅七厘的自留地，其实承担了家里三分之一口粮。到初中时，每到周末，就去生产队挣工分。从一日挣一点八个工分开始，到高中时可挣五、六分工分，——全劳力则是每天十分。除了赶牛耕田这特殊农活有专人承担而没有做过外，其他农活都尝试做过了。由于从初中时就开始长个子，有体力，高中毕业后，短途挑二百斤的担子，已经没有问题。高考那年，去国家粮库卖爱国粮，一百四十斤的谷袋子，两手抓住袋角，一甩便上肩头。至于插秧、割稻，当然不肯落在人后。总提醒自己，只要别人能干的活，我也一定可以做到。还努力学习“科学”地种田、养猪，例如看到邻村介绍用发酵饲料以助猪崽生长，就尝试着在糠里加酒曲来制作发酵饲料，虽然最后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但我母亲十分支持我的这种实验。雨天则在家里用揉制过的稻草打草鞋，斫来山上的野竹，削成篾片，编制或补箿畚箕。晨起，看稻田里禾苗葱绿，微风轻拂，波浪起伏，油然而生“良苗亦怀新”之感，虽然当时不知道陶渊明有这诗句，但真的好像感受到了那禾苗的喜悦情绪，于是也心生愉悦。只是看见花草，便总想着能结何种果子，看到树木，则想着可作椽子还是樑柱或是板材，观水塘，想着摸螺蛳，见麻雀，想着掏鸟窝，所以，凡是看到的东西，总想着能有什么用处，从来不会发生“小资情调”式的单纯欣赏。而且，小时候的影响是如此巨大，到了现在，依然不曾有多少改变。

那时，往来活动的范围，不过三五里之间，却是我的世界的全部。所以经常琢磨怎么样用好田头地角，安排耕种。那时最大的期待，便是在十八岁时成为我们生产小队的小队长，以便“把所在的社队建成大寨式的社队”。而实现这个梦想的途径，便是包产到人。这是从农忙时生产队实施的包工制推衍而来的，同时我相信农民自己才知道怎么才能种好田，既然仅有七厘的自留地可产出三个月的粮食，就没道理种不好田地。只是我并不知道，这条道路早已被定性为“资本主义道路”了。由于中农成分，我父亲则是地主的外甥，事实上是不可能让我来担任生产小队长的。甚至连跳出农村的唯一途径——参军，我都没有参加体检的机会。但人总要有梦想，据那时的报道，地主富农的子女，只要自己表现好，并和家庭划清界限，也有可能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我依然充满憧憬。

但农活也确实繁重，繁重到令人不堪承受。特别是“双抢”季节，炎热的天气，在田坎角落里弯腰割稻，闷热到四十多度，却没有一丝风，令人喘不过气来。又或是挑着百余斤的柴担，山行数里，垛柱撑着，双膝不停打颤，行至山脚路边，扔下柴担，仿佛卸下了一座大山。这些时刻，又让我觉得，不能一直这样呆下去，我要离开这山村。每当爬上老网山顶，眺望四周，连绵皆山，可耕种者不过是山谷间梯田坡地，唯有北望十五里外的枫桥镇，山峦之间，房屋隐隐，令我常生遐想，不知那山之外，究竟是什么，不知外面的世界，是何种光景。只是从来没有进过城市，所以没法想象城中景象，只是想着，山那边可能仍是山，但总归会有些新鲜故事，心中不免痒痒。夏日气压特低沉闷的时候，偶尔也会传阵阵火车的汽笛声，那铁路虽在几十里外，却让人想象飞驰的远方。因为年少多梦，日子也就过得飞快。

后来才知道，父亲为我的未来，做过许多规划，而最好的前途，就是有一门手艺傍身。父亲先是通过年轻时的朋友阿宝石匠，谈妥了让我参加公社的石匠队，那是接近于工人的职业。本来已经说定了，不幸有一位石匠出了事故，需安排他的儿子顶职，没了我的机会。父亲又给一个箍桶师傅送了烟，希望他能收下我做个箍桶匠。想想我已经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子，肩宽腰厚，却要去做一个坐在小凳子上做生活的箍桶匠，总不免有些违和感。

然后，稀里糊涂之间，忽然听说，有得考大学了。

那是1977年的秋天，村里人纷纷议论高考的事情。虽然考试的程序、细节还不清楚，但村上有头脸的人，已经在说应该是让贫下中农先上的，“四类分子”家属当然不应该给机会。我家是中农，从来没想过推荐上大学的事儿能轮到我家，现在只要考试就行了，而我们姐弟以前学习成绩还不错，这是个机会。我大姐在六六年还上着初中，大串联时到过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见过毛主席，但这时结婚已经几年，刚有了孩子。二姐高中时是学习委员，学习很是出色，多年后我上高中，老师们对她印象依然深刻，得知我是她弟弟，在问询间，似乎还有另眼相看的意思。二姐在七二年高中毕业，当时曾说要恢复高考，给了她很大希望，却因为张铁生交白卷事件，生生给改变了。二姐很是绝望，把书都丢了。哥哥倒是适龄，但高中未读全，那时心思也不在读书，成绩还不够突出。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弟弟，无牵无挂，加上以往读书成绩还算可以，年龄也还小，所以机会正好。

浙江省七七年的高考，印象中似乎先有初试，通过初试、政审，刷掉了许多人。但贫下中农出身的，也没有了优惠，大家一起凭本事考。

我赶紧把高中的课本找出来，着手复习。发现数学虽然只有薄薄的两册，内容却是完全不认识了。看了一个多月，居然又自学学通了。然而后来实际考试的内容远远比这个要深得多，完全没有用。其他课目则根本没有可以用来复习的资料，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于是稀里糊涂地参加了高考，事后便没有什么记忆了。

只记得那年浙江省的语文作文题是“路”。我认为自己抓住了要义：这肯定是要我们写革命的道路。出考场后，听溪东的宣梦传说，他写了家乡的那条小路，让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几乎合不拢来。后来才知道，我其实连什么叫小说、散文都不知道，只会按文革里学到的大批判、大宣传的路子写文章。

七七年冬的高考，我们公社至少有上百人去考试，最后只考上了宣梦传一人，上的是绍兴师专中文系。我当然也是名落孙山，但至少明白了高考是怎么一回事，觉得自己离触摸到那扇大门，好像并不太远。

冬天过了就是春天。第一次高考的热闹转眼过去，大家都已经明白，即使放开了限制，大学依然离农村青年有多么遥远。我姐姐、哥哥好像就此便安心现状，不再做大学的梦。而我却有了新机会：1978年的三月间，枫桥区教办组织高考补习班，文科班就设在白米湾中学，挑选了十五、六个人，大约都是高考成绩比较接近及格线的。我也收到了通知。

于是，在此后的三个月里，每天走读去白米湾，倒是真正有了读高中的感觉。

从中学校长到补习班的老师，比我们还投入、还兴奋，议论着每一个补习生，传看我们每一次的测试卷子。据说还把同样的试卷来比较应届毕业生和补习班的考试情况。他们想方设法找来各省区七七年的各类试卷，油印出来，成为我们的复习资料。于是历史、地理、政治，都有了厚厚一叠资料，没有寻找之苦，只需要记忆与背诵。那时的头脑出奇的好，好像只是把新知识一层层地放进去，有条不紊，到要用的时候，顺次抽取，无比的轻松，也是异常的愉快。这三个月时间里，我比高中两年的收获还多。

语文的练习则是另一条路子。资深的语文教员梅村夫老师担任了补习班的班主任，他年近六旬，深度近视，声音很低，讲解课文，其实如同呓语，不知所云，但当他离开课文而作抒发时，却是神采飞扬，抑扬顿挫的语调，仿佛帮我们推开了一扇深扃的门户，让我深深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受此激励，我每天早上去学校的路上，都会构思几个题目，选择农村的经历、听过的故事、所闻的时事，思考几种结构、几种开头或结尾，然后选一个较为成熟的，每天完成一篇作文，写在四开的白纸上。后来装订成册，居然写了有好几本。现在还有一本留在手上。

这个封面用镂空字写着“作文”两字的本子，目录下面还有一些札记，写着我觉得可能会被列为作文题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一个农村考生所能拥有的视野：

一、新时期总任务（人大文件，宣传资料，华的号召）（批四人帮）

二、科学技术进军方面（报告）

三、雷锋（事，题词）（成长，明灯，理想小议）

四、自己成长（怎么辅导，接受工农兵教育，[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认识）

五、怀念、歌颂（华、毛、周）

六、教育革命（新气象、先进的老师、同学，招生制度的改革）

七、写人、事、天、活动，劳动（如批判会）

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平时有所准备，考时少搔头皮）

从补习班放学回到家，离天黑还有一个时辰，父兄还在地里劳作，我就像以前那样，下地帮活。父母从来不过问我在补习班的学习情况。所以，我居然没有感受到高考的压力，只是平静地上学，享受学习的快乐。这之后，我在杭州上大学，读研究生，毕业留校，然后又考到广州读博士，从此远离家乡，双亲也是这样听任我自己安排，从来不曾直接干预过。这是我深感幸福的事。

母亲其实并不是不关心。有一次在河边洗衣服，听人说起：你们家仕忠，补习班里成绩顶好，次次头一名，大学一定考得上。她当作不经意似的跟我聊起这件事，我能听得出她的高兴。

离高考大约还有大半个月，补习班就结束了。然后，到枫桥镇上参加考试。二姐嫁在镇上，所以考试那三天食宿在她家。记得做医生的大表哥给了几粒小小的药片，临睡前吃一片，一觉睡到天亮，起来精神甚好。考场里也是平安无事：能做的都做了，做不出来的便是做不了的。考完回家，心里十分平静，我知道自己肯定能上。

那年的高考成绩出来得有些晚，村里不时有传言，说是有谁考上了。也有人专门对我母亲说：你们家仕忠不在考上的名单里。母亲有些担心地跟我说起这些传言，我平静地说：总要看到正式的成绩单，才能算数。

成绩出来了，我们公社上线的就我和补习班的同学郭润涛两人。我的成绩是356分。数学只有36分，其他四门则在78到82之间。因为不知道有哪些大学哪些专业合适，只知道杭州大学在本省有文科的大学里靠前，所以就填写了中文系。然后就被录取了。

我高中同届两个班的同学，近一百一十人，侥幸考上大学的，也只有我一个。其实我能够考上，也是因为平时喜欢读书，而家里还有一些叔叔和姐姐读过的书，以及偶尔读些姐姐她们借来的书。在农村，想要读书，原本就不容易，那时如果不能在中学里获得知识，即使高考的机会到来，也完全没有竞争力。 

录取到杭大后，二表哥专门来找过我，以他的经验，读中文，有很大的危险性，杭大有地理系，文理兼收，最为安全，所以建议我转去这个专业。但我对地理没有感觉，而写文章则是我喜欢的事，想来要转专业也不会那么容易，所以没有行动。

1978年10月16日，父亲陪着我到杭州大学报到。一个月后，我在杭大度过了十八周岁生日。我没有如愿做小队长，而是幸运地成了一名大学生，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本班班干部的毕业留影。

【回音壁】

任平（杭大同学）：好文。看来我也要写得细一些。

杜文庆（杭大同学）：刚刚拜读了。写得不错，很细腻，很朴实！[强]

叶晓芳（杭大同学）：梦想很高远，十八岁当生产队小队长。

吴朝骞（杭大同学）：这个专题成了文科的专题或是中文系的专题了。我也想写一点，可惜照片资料找不到，就搁笔了。读读这些文章，感觉有趣，勾起学生生活的回忆。

凌凌（杭大同学）：真好。我本来也想写点田园风光的，可惜篇幅有限我又牵连颇多，只好写成忆苦思甜了。我下乡时，房间里有一个玻璃缸，养着小金鱼，床头一张山水画，画着当代愚公换新天，邻村两个知青来看我，一眼断定我跟他们不一样，当时把我眼泪都急出来。[偷笑]。

黄仕忠：如果不是一味诉苦，而用另一种眼光来讲述，你的故事应当更加精彩。因为我那时毕竟还是太小，未能更多接触社会，也没有其他表现的机会，最多只是在家里闷想而已。

凌凌：是的，除却这些痛苦，更多时候我还是很开心的。

王永太（杭大研究生同学）：兄少年时能挑200斤的担子，力气真大。诸暨耕读之风延绵传世，重视教育，兄文中可见一斑。杭大读研三年，兄与我交往甚多，深知兄为人忠义挚诚，可真不知高考前还做过很多农活。看着兄文，眼前还浮现出兄一个人在楼后的篮球场练习篮球，人尽管高大，动作可灵活，转身上篮犹如陀螺。研究生篮球赛，中文系与体育系交锋，兄盖帽体育系2米高的大中锋，最终打赢体育系研究生。三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今日兄学术生涯成绩斐然，可喜可贺！

胡晓真（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好有趣的回忆！ 为了弥补当年未实现梦想，以后见到您就叫您一声「队长好！」吧。——让我们叫着玩儿啊！

黄仕忠：那时其实真心希望用自己的办法，让村民们改变饭也吃不饱的生活，甚至以为比自己去读书更重要。大约是另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想法。所以，才是少年梦。当然，后来才明白，体制、制度更重要，只有这些改变了，当农民可以按自己方式耕种，解决吃饭，原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年少时的想法，还真是另类的。

胡晓真：好棒的想法！ 后来成为大家的，都曾是另类的少年吧。

岑永芳（法国法兰西学院）：谢谢您的分享。朴素、真挚、感人是我读时及读后的第一感受。文中提到的郭润涛先生，曾来过法国，与他颇熟，想不到他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

黄仕忠：我们俩现在变成同一个村子了（原先自然村不同，他们郭姓是大村）。十多年前，我们这两个三十年前的农民，一起在东京街头游逛，再叙当年旧事，恍如隔世。

岑永芳：可以想象。毕竟是很难得又宝贵的聚首，一定有谈不完的话了。

黄仕忠：郭润涛小我一岁，低一级。但他早先是全公社闻名的神童。能说会写，体育打乒乓球、篮球，都很厉害。

岑永芳：还能喝！一瓶茅台在手便更生猛。[呲牙]。

黄仕忠：我们从小都喝绍兴黄酒。村里人能喝的，黄酒不解劲了，便喝烧酒。所以，这是真能喝。不过，那也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他现在恐怕也不能多喝了。

岑永芳：希望下次黄老师您来巴黎时，我们可以一起喝红酒。

陈正宏（复旦大学）：我从伦敦回上海，隔日到东京，现在早稻田参会，时差还没倒过来，回复迟延，抱歉之至！我报中文系时，我爹也反对，说不安全。直到学古文献了，他才放心。呵呵。现在回想起来，八十年代，真是令人怀念的黄金时代。我比兄晚，也是复读了一年才考上复旦的。当时赶上五世同堂，和77级住同一楼，看你们这一届大哥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卢新华、颜海平就在身边。

黄仕忠：是呵，现在学文的依然是危险的，老人所言，原本不错。只是年轻气盛，总想不一定落到我头上。[偷笑]。其实我仍然算是正常年纪上学的。在班里属于小的一拨，和那些有丰富人生的老大哥老大姐，还是没法比的。所以基本上闷着头看书，眼界亦窄。80级是个界。虽然我的年龄，读80级也不算大，但我毕竟是跟在前面了。这前三届与80后，确实是两个世界。换个角度说，80年之后上学的学生，是相对正常的；前三届，是一帮不正常的家伙来到了学校。对家国事业的责任感，也意味着掌控欲望。我们的许多“资产”，就都是文革中积累的资产。 在这一代人里自然而然地会有所体现。

陈正宏：那兄更厉害了!当时我们81级是最小的，77级看我们就像看孩子，觉得怎么这么不懂事。不过我们毕竟还沾了一点你们传下来的对国家对事业的责任感，90以后的本科生完全不同了。

陈水蓉（龙泉中学）：黄教授，让我们又进一步了解了你。我的梦想不是生产队长啊，而是生产队的作业小组长。

黄仕忠：@陈水蓉 当年的铁姑娘，梦想也不小啊。其实生产队小队长的梦想后面，也还是一个上大学的梦。因为要是做好这个小队长，把家乡改造好了，说不定会引起上级注意，某一日评为先进，然后也就有机会推荐上大学了。

赵义山（四川师大）：你当年的理想比我要远大得多，我当时想的是在生产队当一个记工员，把大家每天的工分记得没有差错，就算实现人生理想了。结果却没能实现，很是失落。

郑尚宪（中大博士同学）：我比赵老师有“官运”：在乡下近9年，先当过两年生产队记工员，后任社办砖瓦厂保管员，兼任生产队出纳、生产大队农业技术员。报酬是：记工员：一年误工补贴120个工分（相当于15个标准劳动日）；出纳：一年240工分；社办砖瓦厂保管，每卖出一窑砖瓦18元；农业技术员，每年240工分，另加24元现金。但我实际上是生产队的CEO，每天晚饭后，队委们先聚到我家商量好事情，再到队部记工、议事。全生产队26户，143口人，在我操盘下运行了三年。

队委由7个人组成：队长（一般为强势家庭人员出任，年误工补贴400工分）、政治队长（必须是党员，误工补贴200）、副队长（一般是种田好把式，才有资格骂那些活干不好的人，误工补贴200）、会计（误工补贴600）、出纳（240分）、保管（240分）、贫下中农代表（120分）。这些情况，还有钱物分配制度，我相信一般知青是不清楚的。在生产队里，会计的位置最重要了。在当时受教育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能胜任的人不多，而且事情确实很多。

政治队长只是个符号，主要体现党的领导，没什么具体事情。副队长主要负责干活时吆喝吆喝，干活本身有工分。会计、保管、出纳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保管为例：要管理生产队仓库里的所有化肥、农药、种子和库存粮食，分配粮食时掌秤，等等，240分报酬其实不高，但大家更看重的是手中的实权。

别看一个小小的生产队，组织生产的责任、筹划一百多号人的生计、行政权力和家族势力以及姻亲关系纵横交错，十分复杂，所以要强势家庭的人出任队长，否则压不住阵脚。

周新华（中大博士同学）：实际上我们这代人几乎每个人都有故事，你的故事更具有戏剧性。[微笑] 。我曾经做过三班倒的纺织女工，[大哭]，那时16、17岁吧。一天在厂门口看到他们在下棋，我看了一会儿，多嘴说了几步棋，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小时候看父亲和哥哥下棋，后来我和哥哥每次被叫去做家务，我俩就下棋，谁输了就得干活。[调皮]。那次厂门口的下棋，原来是他们在准备地区比赛，规定六男一女，他们已经有位女士了。那天当场我取代了她。[冷汗]。后来区里选拨，我被选去，每周训练两次。三班倒的女儿，这非常影响“生产”，影响休息。我妈妈看着心痛，背着我，请他们不要我参加。[流泪]。指导我的是有名的中国象棋大师，那时有规定，训练日我可以上班休息两小时，也许领导看我太影响工作了，也说会下棋的一定“聪明”，推荐我去考大学了。那还是“工农兵”学员呢 我就去报名了。记得当年上海纺织局有几万名工人，我们毛麻部门好像就6个名额。

通知下来我都不敢相信。那时一般都是干部啥去读书的，我啥都不是。至今还有人认为当年我是开后门的。路程错一步，今天的我也许完全不一样了。不过考大学我也许还会的。后来为了脱“工农兵学员”帽子，就考了硕士，再考了博士。就是我不会写，故事还蛮多的呢。[愉快]。人家以为这“后门的内容”不合适吧。[调皮]。

徐迎宾（中大博士同学）：我也恢复高考就考上了大学，刚刚十八岁[呲牙]。农村的孩子，天上掉馅饼，有机会考大学[偷笑]

黄仕忠：这不是掉馅饼，只是撒了点芝麻。因为即使同样的高考机会，由于教育条件的不同，对于城里和乡下，依然天壤之别。[偷笑][偷笑]

徐迎宾：我能读高中是因为“回潮”（邓小平主政时所为，后被批为“资产阶级思想回潮”）时，初升高要考试，所以有机会考上高中，也是因为“回潮”学了些初高中的知识，刚好能在恢复高考时用上，结果改变自己的人生。[呲牙][呲牙]。

黄仕忠：当年说七七级百分之三的录取率，七八级百分之五。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能有百分之一就不错了。所以，更加幸运。

许云和（中山大学）：青春的岁月像条河，仕忠把我带回了当年，如话家常的文笔，很感人。谢谢仕忠。

陈引驰（复旦大学）：天造地设，因缘具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范元办（中山大学）：黄老师，好励志啊！以您今天取得之成就，就明白之前诸事看似偶然，实为必然啊。

武云（中国戏剧出版社）：黄老师的高考。个人史就是鲜活生动的家国史。

刘平清（广州大典）：67年您上小学，我刚刚出生。顺便说一句，小时候最向往杭大，我大姐和姐夫都是杭大75级外语系毕业。看到他们的照片才知道大学教室原来这么高。

徐大军（杭州师大）：感觉不被时代洪流淹没，必须有颗沉静的心和定力。16岁高中毕业回乡务农，“那时最大的期待，便是在十八岁时成为我们生产小队的小队长，以便“把所在的社队建成大寨式的社队”。78年读高复班时，每早上学去的路上，思考着作文题目，有新时期总任务、科学技术进军、接受工农兵教育、招生制度改革……感觉黄老师当年操心的都是总理的事儿。还有，文末的照片中，女同学们很漂亮。

漆永祥（北京大学）：觉悟太晚  ，关键是那时咱们太穷 ，我爷给我定的目标是记工员。

黄仕忠：不仅是穷。三五里范围便是世界的全部，想像的空间就那些，做个小队长的梦，已经很“大气”了。我也在生产队里当过两天记工分的，但不是“员”。我哥才是。

纪德君（广州大学）：纯朴无华的语言，娓娓地讲述着青葱岁月经历的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情，字里行间流动着纯真年代丰富动人的人生体验。我也是农家子弟，也有过一些似曾相识的生活经历，读了你的这篇回忆文字，心中涌起一阵阵难以名状的感动! [玫瑰][玫瑰][玫瑰]。我写过一系列这一类的文字，只是为了重温少年时代的梦想与感受，只是没有发给学界师友们看。[呲牙][呲牙]嗯，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把你写的这一类的文章汇集在一起，编辑出版。其实，读这样的文字，既入心又受益，真心感觉不错!

刘晓军（华东师大）：我是七零后——1975年出生，您经历过的事情我都大都做过——除了垒墙。我出生在一个半边户家庭，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是农民。农村里的活儿，除了犁田不会，其他的都不在话下。浸谷种、育秧苗、打农药、挑牛粪、收稻谷，甚至剁猪草、喂猪食等，每一样都得心应手。上高中后，我还是家里的农机手。父亲先后买过两台抽水机，其中一台三马力的还被用来给打稻机提供动力，脱稻谷时就不用脚去踩了。大概从四月份早稻插秧开始至十月份收完晚稻，我要负责摆弄抽水机侍候三亩水田，田里养了很多鲤鱼，所以一刻也不能缺水。此外，还要受雇给人家的田里抽水，一小时能挣八块钱，一个暑假大概能挣一千块。高三第一学期提前一个月开学，正值生意最好的时节，我还在为损失了好几百块钱而懊恼。我那时大概也是胸无大志的，以为一辈子在家里种种地，养几头猪，靠两台抽水机也能过上一辈子。

我念高一时，父亲认识了一个屠夫，在他家吃过几顿饭。有天父亲回家后跟母亲说，屠夫家有个闺女，长得不错，很能干，想给我定下来做老婆。正巧被我听到了，很生气，发了一通火，这事便不再提起。不然，我可能是现代版的范进了。

其实我那时还有一条路可走——顶我父亲的班，当一名铁路工人。高考结束后，我还参加了广铁集团组织的岗前培训。如果不是考上了大学，我现在应该是一名有着二十多年工龄的火车司机了，一名真正的老司机。

郑志良（中国人民大学）：拜读了，挺有意思的，幸亏当年没做生产队小队长。

徐芃（美国耶鲁大学）：您没当小队长，是村里的损失，却嘉惠学林了 。钦佩。无意中发生的人生的转折，偶然中也有必然。

庄初升（浙江大学）：通读一遍，感慨! 那个特殊的年代，上大学真是太不容易了。事非经过不知难!所以细节都记得那么真切。我16岁之前也吃过不少苦，但比起您来好一些。60年代头尾都有些不同，说明时代的变化。

黄仕忠：正是。毕竟我的所有教育都是文革之中完成的。而您后半部分的教育已经相对完整了。

徐永明（浙江大学）：当年的习作保存完好，不容易！以后是珍贵的文献资料！

程芸（武汉大学）：我父亲是那个年代的中学老师，所以，关于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我也隐约有些印象，读来特别亲切，因为离自己并不太远。

顾歆艺（北京大学）：好有传奇色彩！我初中时也写了不少黑板报。

黄义枢（浙江传媒学院）：原来“钱家山下”是个村名啊。 黄老师这一路走来可真不易，读来很亲切很感人。有时真想穿越到那个时代体验一两个月。 [呲牙]。 

盛志梅（天津师大）：黄老师的文笔真好，这么长的经历居然让您写得如山间小溪，迂回婉转，序次井然，静美清澈，柔媚可爱，平静之中不乏温馨，琐屑之内蕴涵深情。回忆文字写的如此有趣，真的了不起。文如其人，人如其文，黄老师平易，热情，淳朴，执着，待人如春风扑面的气质，原本应该是渊源有自啊。

赵素文（中国计量大学）：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厚重的故事书，看黄老师的大学之路，细节若揭开了时代图卷。

胡传吉（中山大学）：明白学他这字，绵而无力，后来练了一段时间魏碑，总算站住脚跟，不易被风吹倒了。——黄老师的幽默[偷笑]。写得实在，受益了。

吴佩熏（台湾大学）：老师的求学之路像小说一般柳暗花明，能读书，找到自己倾心的专业，真的是很幸福的事！

王静波（中国艺术研究院）：文风雅致，内容实在，一段珍贵的历史和个人记忆。确实受教。没想到老师念大学的历程如此不易。[玫瑰]。

张一帆（中国人民大学）：您读大学时不戴眼镜的？张德明老师的哥哥张德强是77级？恢复高考时，我正读高二第一学期，大概是成绩相对较好，当年十一月份就被抽调去参加第一次高考，初试也通过了，但复试时名落孙山。原因是作文考砸了，复试的作文题目是“路”，我按照当时政治论述文的常规作法，写了满篇的大话和套话，想必让阅卷的老师不以为然，自然是得不了好分数的。记得复试阶段，全县语文得最高分的是一位高龄知青考生，他从自身的曲折经历阐释了人生之路该如何走的问题，夹叙夹议，情理交融，这样的作文在当时最受判卷老师青睐。罗卫东老师也是败在《路》上。年龄段到底不同，也意味着前三十年的教育有鲜明的分期。

赵春宁（厦门大学）：您那一代人的大学之路都可以入小说，和现在的孩子比，不是一般的丰富。

邹双双（中山大学）：黄老师和我爸应该年纪不相上下，可惜我爸是小学毕业就出来做木匠学徒了，不过这门手艺成了他立家之本，养育了我们几姐妹。朴实文字的故事中，有些是我未曾经历但听我爸妈说过，有些我也经历过，如“双抢”“挑河沙”，南方农村，似乎有很多共同记忆。读来或听来千言万语，也难以知道经历过的人的一声唏嘘有多长有多深。

黄仕忠：正是。只要生长在农村，在相同的背景，自然会有许多相似的故事，相同的情感。每个片段，其实就是一个画面，每一个画面，都诉说着特殊年代的故事，有着画外之音。个中内容，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吧。 

丁春华（中山大学）：老师的文章。很亲切的日常。印象中，老师总是说，职称、博导等等，不分先后，专心做好自己该做的，其他的，不用苛求，不要着急，一切水到渠成，顺其自然。貌似从老师年少时就有迹可循了。[呲牙]。安心做一件事本身就是欢喜了，能有其他的收获，算作锦上添花，没有，也没有损失。[呲牙]。

商海峰（香港教育学院）：眼下中国的各个领域，不知有多少精英都是出自三十年前冬春间的那次大变革——原来老师的人生故事，也是从这里讲起的。文如其人，如在目前，所以娓娓道来间，就能感受到那正是老师的见地、个性和文气，也就终于体会到「钱家山下」四字的蕴味了。西湖梦寻，「老杭大中文系」不知也曾是多少文学少年怀揣的梦想，您何时有兴致，也给大家再讲讲续集吧。

郭冰茹（中山大学）：我们的高考之路单一得多。每天刷题做卷子。倒也是波澜不惊地考完了。我似乎是没有故事的人。[囧]。

吴海（中山大学）：真感人。特别是从老师练粉笔字的例子，就明白老师严谨的学术品格是怎么磨砺出来的。

张良珠（初高中同学）：我们好像初、高中都是前后排。你那时也确实优秀，作为我也许是生不逢时，又是女儿身，假如1+1一定等于2，我一定要去考大学。我们有同学复习考了四年还是没有考上，我母亲就拿她为例，不让我再复习高考，我在白米湾林场当了几年出纳，后去城关当家属工。我在城关碰上马剑英、何瑞良老师，他们也替我婉惜，说我考个师范都可以。唉，也许命该如此。当时我还是食品厂临时工。

仕忠，这里我真的很佩服你，你当初读高中时，真的是三天打鱼四天晒网，家里造房子事挺多，因你坐在我后面。我们都是走读生与班上同学都沒有深交。我们俩人有时倒还说说话，毕竟初高中都是同学和前后排。但是命运却是天壤之别。怀念过去，可是一切都回不去了。

宣雄豪（高中同学）：老同学好，你这篇青少年时期求学知进，努力拼搏，终成梦想之文很好，顺时间推移逐一展开，读来顺畅，展现了一个时代人生的懂憬，仿佛把我也带入此情此景中。

何珠芳（中学校友）：半夜醒来认真拜读了全文，有相似的经历，也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总之边看边与自己对照，等于回忆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倪莉（博士毕业生）：有趣[强]，感觉老师和同龄人比，还是相当相当幸运的，受过了完整的教育，家里也不算太贫穷，学习的过程现在看来也是那么有趣有张有弛，唯一打击的可能是77年第一次高考落榜，可是现在看来77级大学生和78级大学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78级更正规了，所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一两百人只考取了两个，这确实太不容易了，幸运是一方面，实力还是更重要的，所以剩下的一百多人恐怕就变成了芸芸众生了吧，再想出人头地，就得有其他的机遇和时世了。[微笑]。读《书的诱惑》，最记得老师有一手倒读文章的好技术。[偷笑]。

张奕琳（中山大学）：谢谢老师赐文，78级大学生，既是时代塑造的符号，更是个人对自己选择方向的坚持。我觉得，有不少偶然因素对命运有所影响，但终究离不开自己的选择。从整个大时代看，77，78级大学生独有的精神人格和情怀也是历史的少数与幸运

童雯霞：感谢老师的分享。未曾经历，真是一种幸运，珍惜当下。母亲洗衣服那段，好像电影里的情节，觉得老师的这篇文章，仿佛就是一部电影。倒是老师的学问，做得完全没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愉快]。老师的格局好大。我要是从小山村里走出来，估计最多只是个“又红又专”的工人。我不能理解那个时代，还原不了。我只能理解为这是老师的天分。

李莉薇（华南师大）：拜读，顺便学习怎样写文章。我们七零后没有亲身经历“文革”，大多是听来的、读来的故事，间接经验居多。今天高大上的黄老师也曾经是一个追梦的少年，好励志！令我想起读初中时追看《羊城晚报》上一个好像叫陈国凯的作家写的连载《荒唐岁月》。

陈慧（中山大学）：拜读了。老师那时真不容易！家父也是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第一批，有时听他讲，就觉得我们这代看似幸运，却也因为少了些时代的磨砺，不够坚韧。

黄仕忠：可是，人生下来不是用来磨砺的……我一直认为你们那样读书才是正常的，而我们那时在大学里的用功，恰恰是不正常的。

陈慧：老师说的是，学生有些过分追求外在的动力了。[囧]。

陈雅新（深圳大学）：文字质朴而有味道，读着让人动情。您成长的经历富于戏剧性，变化太多，不知道以后会干什么。我们这一代，好像从小就把所有台阶都摆在眼前了，使劲往上爬就是了，不会有多大的“意想不到”。您说从小形成的习惯，看到什么都会想想有什么用，我也觉得您的确把它带到了学术中，什么材料也不放过，什么领域也要开拓一番。看似偶然的背后往往有一种必然。您今天的高度，离不开您自幼形成的性格和精神。原来现在让我们敬畏的黄老师有着这么生动的少年时代，读着很好玩!嗯嗯!学术成就高的人，应该都是您这样，把学术和人生打通了，尽管人生不尽相同。

傅卓言（复旦大学）：原来老师的微信名有这个渊源。看完文章很有感触，原来生活中的点滴积累都会给后面的学习和生活带来帮助，就像老师写板报，既练了字也练了文章和基本功。虽然积累的过程中可能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认真去做总会有收获的。

陈雨萱（中山大学）：读了您上大学的经历想到了自己，我们这代人读书更像是按部就班的任务，高考更是举全家之力，要上个名牌大学，然而上大学的意义好像渐渐被这个形式隐匿了。少了几分您那样想改变村里现状的少年意气。我刚来中大的时候，对上大学也没有什么实感，不久后第一次来南校与导师见面，您带着我们游康乐园，讲解各处的历史。然后告诉我们要心怀更高的追求，也要回珠海好好熟悉图书馆每个细节。知道该做点什么了，才更觉得自己是黄天骥爷爷喊的“大学生们”了。

张蕾（广州大学）：原谅我偏题，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少年意气的黄老师爬高就低造房子打墙，一袋谷子甩上肩头的样子，一定特帅。

孙笛庐（中山大学）：很是感慨。改变命运的高考哟，几家欢乐几家愁。老师当年的梦想竟然是生产队小队长，真是不可思议。

李静（华南师大）：当年寒门书生如今成就大学问，原来都是苦中得来。能于苦中享受并坚持读书之乐，便是不同于常人之品质。获益良多，也更增羞愧呢。

十一：看到了不一样的黄老师，有些童年经历似曾相识，回忆起来很感动，让我越来越深信童年决定论和潜意识决定论，不知道是磨砺的副产品还是部分真理，原来黄老师也有同感。。

马时明（杭大同学）：仕忠兄记性好文笔流畅，文章可读性很。

吴存存（杭大同学）：写得真好！这样我们就不敢动笔了[撇嘴]

袁毓林（澳门大学）：蓦然回首，前尘似烟；笑看今朝，成功人士。

廖可斌（北京大学）：文如其人，清芬可仰！

刘洪辉（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纯真质朴……个人经历折射一段国家的历史。

王京洲（暨南大学）：好看，珍贵的记忆！

蒋寅（华南师大）：还是你们同学有兴致，我回忆大学时代生活的文章发到群里，基本没什么反应，只有一两个人礼貌性点赞。

张宏生（香港浸会大学）：我填报志愿前，去征求中学老师的意见，几个教语文的老师一致的看法，就是学中文比较危险，报历史系比较好。看起来这是一种共同的记忆。

吴振武（吉林大学）：太好了，好文。我也是78年10月到吉大报到。21岁，已经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工作三年不到。我是采购员出身哈。75届高中毕业。以后我还可以写篇毕业记，硕士博士两次毕业，都分到帝都，结果都没去成，留校一路干到今天。所以我填表，履历简单，超级简单。

巩本栋（南京大学）：读《我的大学之路》，读到“晨起，看稻田里禾苗葱绿，微风清拂，波浪起浮，……于是也心生愉悦。”不禁被带回到当年下放的岁月。在那时近乎单调枯燥的生活中，日常萦绕着你的，多是形而下的琐屑之事，惟在田野的劳动间隙，偶一弯腰起身，映入眼帘的那一片片新绿，以及拂过这一片新绿的微风，最能令人摆脱俗尘，心旷神怡。多年后每一读陶渊明的诗，“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便仿佛又回到了那片田野。谢谢仕忠兄！ 

黄仕忠：农村生活成长，不管我们因为什么而到那里，能够善意欣喜的方式，对待我们所面对的，便有无数的喜悦。

巩本栋：兄所言甚是！ 

刘勇强（北京大学）：老兄要带起学界一股怀旧风了。[呲牙]。上大学前，我下乡到农场，憧憬去拖拉机修理厂当工人。

黄仕忠：那是高级梦想。

刘勇强：着实高级。邓小平在南昌，也就是挂在拖拉机修配厂工作。[呲牙]。

黄仕忠：更不得了！[玫瑰][玫瑰]。

柏峰（广东人民出版社）：读文章，看到小学读书的“二部制”，让我想起了我的小学，何其相似。至今是我最怀念的学生生涯，记忆尤其深刻。

斯孝林（重庆大学83级）：家山下黄老师 我家也是中农 小时候也帮家里干点活，读书时也非常喜欢写作，喜欢看小说，自我感觉作文写的好，老师经常在全班当范文念，或张贴在学校的专栏里，高考时全校四个班仅两个人考上了大学，可惜填志愿时没上心是老师帮我填的。记得考后有天中午正在教室课桌上午睡，老师来了说大将军不在忙吗，别人都填完志愿了，你还不慌不慌的。那时不了解专业学科，老师帮填了，否则我也可能读中文了。我没学中文，喜欢看书，小孩也跟着喜欢文学了，结果小孩学中文了！ 

李舜华（广州大学）：写少年“立志”最是真切，那段应考岁月，也写得出时代的热忱，向往。所以还是那时候的人生好，曲折，有故事。

不知您当年还练过魏碑来。如今还提笔么？看到文章中说，令尊在红纸上大书“万岁”二字，做上梁文，情景如在眼前。旧时书法原是每一个人童蒙的功课，会写字，便会用毛笔。今天反而不如从前了。

白水湾五七中学那一段，写得是那段历史。我们县赤水镇（原来叫白水镇），白水中学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时间更早，南昌中学的人避战乱，移至白水中学，记得家父当年专门整理史志，曾联络当时白水中学的校友，在海外者已复不少。

春茶战役，很是生动。我们中学有茶园。有几年我们劳动周也是采茶、制茶，采茶倒是实打实，制茶也就打打下手。据说，制成的茶是分给老师们的福利。中学当初也是自给自足的。

陈德弟（南开大学）：兄颖悟、记忆超群，少年、青年经历之事，细节皆记得很清楚，正缘于此，所以恢复高考，即能考上大学，在78级中，属于年龄最小者之一。我与兄同一年上大学，兄所写大学生活，瞬间唤起我读大学时学习的记忆……

陈文祥（宁波市政府）：我们俩是一个年龄出生，一个公社的人，一个学校高中毕业，许多方面有相同的经历，只不过你考上了大学，我去当兵了。你的文章，勾起了我对那段生活的回忆，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不去当兵，今天的自己会怎么样，会有机会走上大学之路吗？

赵建新（中国戏曲学院）：这样的文字不好写，一不留神会写成流水账，也有可能写成惨不忍睹的忆苦思甜，但您的文字很耐读，舒缓雅致。其实像我这种北方人难以想象您当年南方的乡村生活。北方普遍过得比较糙。我87年上初中，毕业时的理想还是当木匠，后来上了高中才想要考大学了。

左忆兵（北京大学）：黄老师的大学之路，跟我父辈的回忆极为相似，侥幸跳出农门的77、78级，大都成为了时代的分子，社会的栋梁。

蒋乐平（中大校友）：谢谢分享，“白吧”里已经读了。我在白米湾呆了一年，向师兄致敬！“版筑”以前我写作“板筑”，刚才查了一下，好像可以通借。

何永青：小舅现在是在为写自传准备素材了吧，当老师真好，几十年后还有学生记住大名。当然也佩服小舅的记性，相当不错。这种朴实的娓娓道来的叙事方法，还蛮引人入胜呢，喜欢！就如儿时夏天凉爽的傍晚，大家伙围在一块，听长者慢悠悠地讲故事。

黄仕忠：我这个年龄，就适合这样讲故事。

何永青：这可是我小时最羡慕的人。现在脑袋里还有这画面，一群小屁孩围这大人缠着要听故事，然后他还慢悠悠地抽着烟，徐徐道来。

杜思瑶（西南师大80级）：我小时候胆小，尤其怕黑，庙里是不敢久呆的，那些泥塑菩萨个个表情都吓人，加上庙宇穹顶高，光线差，阴森森地冷气逼人，圆柱子宽大，冷不丁一只手伸出来抓住人的后襟，或发出一声怪叫，就会吓得尖叫，浑身瘫软，虽然事后也知道是调皮男生捉弄人，没有鬼。但是进庙的感觉总是不舒服，至今依旧。 成都都江堰那里有个宝光寺，里面有108个罗汉，那个庙就很吓人。

胡光明（香港理工大学）：看到您和钱老师的文章，请原谅作为学生的我冒昧地说“文如其人”！钱老师文是冷峻中怀有浪漫，明明是自述人生，读来全似“冷眼旁观”，但又不乏阁楼攻书、道观复习的浪漫。您的文章是热忱中满是务实，大学前的求学历程虽有时代之辛苦，却在详细描述家人、师友时充满真情，您的求学自始至终都是朴实、踏实与求真务实，您的治学亦是如此。

尽管时代变迁，我从您和钱老师文中最感同身受的有两点：一是高中时考大学与干农活两者之间经受劳心与劳身双重考验。阳历六月的芒种时节，正是豫东麦收忙碌之际，抢收抢种的“双抢”我也是切身经历过的。（今天跟我父亲打电话，老家已是40度的高温，正在经历严重干旱，青产叔包了150亩地种的春玉米，一部分来不及浇水已经旱死了……）二是高考落榜与复读，我是02年高考落榜了，我父母什么都没说。接着复读，记得03年春节，考上大学的同学回来看老师同学，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同样的，07-08考研，我再次经历了落榜与复读，我母亲在电话中只说了一句“人家很多也不是一次就考上的”。中学以后的人生经历，我像老师一样都是自己的选择，父母“听任我自己安排，从来不曾直接干预过。这是我深感幸福的事。”感谢老师的鼓励！考博的时候，我就在想，会不会再让我复读，又自我宽慰“事不过三”，果然如愿成长了！

总体我们这些后来人，吃苦耐劳还是与老师们差太多了，人生经历也简单许多。好的方面说，条件好了，更容易成长；坏的方面说，阅历少了，视野相对“狭窄”，思维也未必那么“灵活”。 

黄仕忠：其实不能这彼简单的地比。我们是十年积压中争夺出来的，也因为如此，经历过最苦难的日子，后面便没有什么不可过的。你们不需要也过一遍这样的日子。但无论是谁，真正有所成就者，其实都是从炼狱里过来的。

胡光明：这个确实，老师们经历特殊时代人才积压的苦难，后来的我们是步入轨道一批批正常成长。“真正有所成就者，都是从炼狱里过来的”，谢谢老师，我要警醒自己！

蔡思明（中山大学博士生）：谢谢黄老师分享，正如您标题所拟的那样，读您的大学之路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故事，以往从父辈们的口中亦零碎听说过一些，您的文字更加生动，受教了。

毛艺蓓（中山大学本科生）：哇，这篇对大学前的事情记叙得好详实哈哈哈，要是我的口述史报告是期末作业就好了。

任珂旻（中山大学本科生）：读完之后，觉得很感动，尤其是在读完正文和回音壁后，看到作者介绍，忽然有一种历经许多艰难后终于安定的感觉。每个人都需要有目标与追求，不管是什么时代，那才是支撑人专注于做事的力量。

彭冰冰（中山大学本科生）：一读开头就感到很熟悉，尤其是读到“白米湾五七中学”和盖房两处，翻了一下《书的诱惑》，果然是前年就已经读过的 之前读老师写鬼附身、种地、农家肥、打糍粑等等，都觉得是在窥探陌生的生活和历史。今天重读到这篇，虽然文中的经历还是很遥远，但在感慨时代变迁之余却有更多的感动和共鸣，读的时候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向上生长、向外探索”的生命力，“希望改变村民吃不饱饭的生活，甚至觉得比自己读书还重要”的想法更是让我触动。老师能够取得这么多成就，其实是必然的啊   。

张照丽（中山大学本科生）：读完全篇，便可想象老师当年“重走高考路”时的平和从容之态了。老师的经历也唤起学生的一些回忆：2019年高考出榜后，学生有幸考入中山大学，但身边有不少朋友名落孙山，选择复读（河南高考确实竞争很大）。然而，一年之后，有复读成功的，自然是欢天喜地，兴奋终于有学可上；有成绩和去年差不多，甚至不如去年的，又恐于“高五”重蹈覆辙，止步填报志愿的；也有二战失败选择再战的，但大多成绩一年不如一年……虽然学生本人没有相关经历，但参与了一挚友“重走高考之路”的全程，在多次开解的过程中，只觉“高四”比高三还累——感受着下一茬强力竞争者的压迫，担负着前途未卜的忧虑，还要面对一些人的闲言碎语和异样眼光……幸好，皇天不负有心人，迎来了迟到的金榜题名之日。[加油][庆祝]。

楼大维（中学校友）：1977年的高考，初试大多集中在社校、老三届、完中、戴帽学校高中毕业生、同等学历社会生一起考。初试，那真是“人山人海”啊！因为天冷了，复试上线的，在枫桥体检，空荡的大屋内，有几间是放着木炭盆的。

周其奎（中学校友）：黄教授忆惊人，虽然小时候的事我也记得，但不能全面和具体。

钟哲平（中大校友）：悠悠岁月，其蜜如画，其苦如诗，有阅历的人最有魅力。

章深（中大校友）：四十多年前的事情，记忆还如此清晰，佩服！我是三心二意考大学的。当年我在省博物馆陈列部工作，这是令时人羡慕的职业，悠闲自在，还是在“家门口闹革命”。77级的考试与我无关。父亲的一位好友是个倔老头，说话直来直去，一天来家问我考大学没有？我爸说，不想让女儿离开家。倔老头大为光火，好夸张地对着我爸一通指责。老头子吓了一跳，很快改变态度，同意我参加高考了。我想好吧，尝试一下。高考成绩出来，数学成绩特别高，我报的却是历史系。

赵延芳（杭大校友）：你的文章是一如既往的细腻和真切，所以感人。在此看到你们母校白米湾中学的照片，令我感到特别亲切，因为我有好几位友人毕业于此，可以说是久闻其大名了。原来，就从这二三排平房，竟走出了这么些大学者和才子才女。这学校是“文革”前就有的。但看这校址校貌，特别像“文革”产物，后加“五·七”之名也很切，因为看这环境就是个“学农”的地方，倒是非常符合“耕读”古风。

刘娟（湖南工商大学）：那个年代特殊的求学体验，好像很多人都有一堆故事可以讲，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不像我们就是这么平平淡淡地上学而已。昨天我妈还跟我聊起她上学的故事，说冥冥之中有佛祖保佑才让她能坚持到读完中专，参加工作。

黄仕忠：某一天当你回忆的时候，你也可以记出不平常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刘娟：也是！只是相对而言我上学的道路比较顺利，但也并不是没有故事讲

吴敏（华东师大79级）：您连发大作，不断勾起我对大学时代的回忆。自行车，我是不会骑的，但我没少被人带来带去。想去食堂或校门口等处，肯定会有男生骑车带我去的。

恋爱，这是我至今最不愿回忆的事。只开花不结果的伤心，至今挥之不去。每次回到母校，会令我触景生情。

黄仕忠：能让花儿开得美丽，也是不枉了。[玫瑰][玫瑰]

吴敏：您净说安慰话。我现在已经平复多了，但这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却是忘却不了了。当年同学那么羡慕我，他们怎会料到我后来所遭受的打击。考大学，想读历史系或中文系，我妈反对，说我这性格再来一次运动，会当右派的，劝我学经济。因为会计、统计等实务经济跟政治离得远，哪想到我后来读的是经济学理论。那个时代，所谓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密切相关。马克思的《资本论》整整上了一年，毕业后还教政治经济学。这个破专业，浪费了我8年时间！

黄仕忠：命运，就是越想躲避，偏偏躲不开。

嘉嘉（南方日报）：评论那句“细腻朴实”说的真对!黄伯伯的文章真是那种让人看了就会想接着看下去的文字，让人想要亲近。[偷笑]。感觉我们这一代确实是挺难与当时的情形感同身受，幸得好文，可以一窥。

黄丽群（丽水师院）：黄老师，每次您的文章我看了都转给家人朋友看。他们也喜欢您的文字。[微笑][愉快]。我老公也是搞文字工作的，他对您的文章评价极高。[强][强]

黄仕忠：谢谢他。[握手][握手][咖啡][咖啡]

黄丽群：我们大家谢谢您[玫瑰][玫瑰][抱拳][抱拳]

王汉民（温州大学）：有共同的记忆。[呲牙]。我家乡叫新宁，我家是中农，我自然村没有地主富农，我们就被当成富农批。[呲牙]。好在我小几岁，那时实行考试了，才有机会读高中。[呲牙]。我挣的工分是5分。[偷笑]。早晨1分，上午下午各2分。十二岁干农活，能挑120斤的猪牛粪肥料下田。想起当年，并不遥远[呲牙]

高薇（中山大学）：陆陆续续拜读了不少老师的文章，对黄仕忠、枫桥镇上的风景，已经感到越来越熟悉，虽然从未去过那里，但已经想好，以后一定要去看看，跟随老师的笔墨，寻访老师走过的路，感受岁月的沉淀。[玫瑰][玫瑰][玫瑰]。

贺贺（画家作家）：读黄老师高考之前的人生故事相当于是在了解一个对我来说比较陌生的时代。个人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叙事，我们从中看见了不远的历史。[微笑][微笑]

夏波（中央戏剧学院）：[强][强][玫瑰]那时，很时兴演活报剧，如“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微笑]

贺仲明（暨南大学）：真切实在，符合黄老师一贯的文风！与黄老师相似，幸亏赶上了这个大时代！我比您略晚几届，如果不是恢复高考，也肯定只能回乡做农民。

黄仕忠：世事难料。很多没考起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依然风生水起。所以，金子总是要发光的。

作者简介：黄仕忠，浙江诸暨人。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本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转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留校工作。现为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