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同滨：良渚古城遗址，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能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必须要过一个关。

它就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委托的专业评估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英文名ICOMOS，就是它的简称。

如何征服ICOMOS的专家，如何让老外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这是一件有难度的事。

其实，在良渚申遗成功前2个月，世界遗产中心（WHC）网站已经公布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来自ICOMOS对所有入围项目的评估结果。评估建议有四档：推荐列入（Inscribe），要求补报（Referral，或译为发还待议）、重新申报（Deferral，或译为推迟申报）、不予列入（Not inscribe）。

我们看到，良渚古城遗址的后面，写着一个大大的“I”，这意味着，ICOMOS的建议是：推荐列入（Inscribe），简写“I”。

这个自信满满的“I”，以及最终的一锤定音——申遗成功，一部分来自国际专家到良渚遗址进行的现场评估，现场确认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保护的有效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依照：申遗文本。#长得下图这样#

2012年，良渚申遗正式启动，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良管委）委托了一个老朋友——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负责，名誉所长陈同滨主持，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共同编制良渚申遗文本，历时5年，总页数5330页。

为何说老朋友？陈同滨也是2000年《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主持人。她是杭州人，8年前，西湖申遗本文正是她和团队打造的。

陈同滨带领的9人团队要做的工作，就是说服ICOMOS：良渚古城遗址，有什么理由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是考古人一铲一铲发现的，是申遗文本一点一点讲出来的。

每个词背后，都有故事。

起点：良渚人的故事该怎么讲

2012年，良管委通知陈同滨，您能不能对新来的领导，介绍一下良渚遗址的价值？

陈同滨开了个通宵，把2000年到2012年，团队对良渚遗址跟踪12年的状态，包括考古成果，还有自己的观点，梳理了一个报告。

第二天汇报，迎面坐着杭州市余杭区委书记徐立毅。

徐立毅是学城市规划出身的，《钱江晚报》记者曾以“临时秘书”的身份贴身采访跟随一天，他对城市的营造有深入思考。陈同滨的讲述一下子打到他心上。

“我没有讲规划，直接讲良渚遗址的价值，讲完后，徐书记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到位。他说，从这个价值来看，我们余杭区无论工业、农业，做任何产品，也不及这个文化项目对全国的意义大。所以他建议这个项目要立即启动，决策后的第一件事，是公布实施文物保护专项规划《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第二件事是立马从整个余杭区的辖区范围里划出一块土地，从土地财政着手，拍卖款项部分反哺遗址保护，这个措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012年，良渚申遗正式启动，申遗文本也同时启动。

接到委托后，如何评判良渚古城遗址的文明进程，成为陈同滨面临的最大挑战：任何一项世界遗产的申报，关键在于说出它有什么样的“突出普遍价值”，即，从世界和人类的角度看，它有没有足够杰出、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意义？

“申报世界遗产，有专门的一套技术路线和规定动作，某种角度讲，这也算一种专业，没有实践过的人不太容易上手。首先要把所有的遗产资料梳理消化了，还要按照世界遗产标准来梳理、提炼，再按照相关理论进行论证，找出它有什么突出的普遍价值，要对世界都有意义的，这个挑战比较大。”

2017年7月15日，是和管委会约定上交中文初稿的日子，但直到前一天，她还没有理清头绪。

“怎么把这件事讲清楚，压力很大。要讲故事，就要回答良渚人从哪儿来，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去哪儿了。每一件事，每个遗址之间是什么关系，先后序列搞不出来，就无从下手，整个故事的基本思路要理出来，不能只说这一年挖了什么，那一年挖了什么，你要把整个故事串起来跟评委们讲，才能帮助评委理解良渚非同一般的价值。”

正在陈同滨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良渚管委给她打来电话，说收到一个新材料，由北京大学考古年代学实验室主任吴小红提供的一组最新的碳14测年数据。

“单凭碳14测年数据不能下结论，但结合考古研究提出的各个遗址的相对关系，再建立起价值载体之间的先后次序，思路就清楚一些了，先有什么，后有什么，发生了什么，都比较清楚了。”

 重点：说良渚，不用“最”

在讲世界遗产价值的时候，陈同滨遇到过一个“教训”。

元上都申遗时，陈同滨在文本汇报中有这么一句：元上都是元代都城里年代最早的。

最早又怎么了？评审专家马上提出反问。

大又怎么了，年代最古老又怎么了？在陈同滨过去接手的申遗项目中，国际专家经常会对她做出这样的反问和反馈。

“在我们传统的表述里，往往说什么东西最早、最大，就是不言而喻的最厉害的。但国际专家经常会接着问为什么？大又怎么了？你需要接着说，说明它的社会组织管理能力超强，它才能做到那么大。年代最古老又怎么了？你需要把整个的脉络理清、端出来，说明它的地位与意义。”

而在良渚申遗文本里，没有这样极致耀眼的大词。良渚评审时间，大屏幕上出现了这些词：区域性早期国家、城市文明……都是普通人一下子难以明白的词汇。

国家文物局专家对陈同滨说，你得写到普通人都看得懂，因为评委不见得个个都是考古的，30多个评委，考古专家只是很小一部分。

但陈同滨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用这个词，就不准确了。

她在提交文本之后，马上接到了一些国内考古专家的电话：陈同滨，听说你把良渚定为早期国家了？

陈同滨说：是啊，但前面还有一个词：区域性早期国家。

对方说：哦，那行。

不是我们习惯的“统一国家”，是区域性的。

你可能一下子没明白这个梗。我们来插播一节小课堂。

我们在历史课上都学过，世界有四大古老文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和中华文明。

然而，中华文明在四大文明中非常特殊。

不同于世界其他三大文明所处地理位置独立，面貌较为统一，中华文明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形成的大文明体。实际上，这是由多个区域文明逐步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模式。

看一眼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当年的形容，你就秒懂了：满天星斗。

比如，太湖流域有良渚文化，辽西有红山文化，江汉地区有石家河文化，晋南有陶寺文化，陕北有石峁遗址……

而在距今5000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发现的良渚文明，就是其中一种区域性文明。从良渚到商周，正是中华文明从区域性文明向大一统逐步汇聚的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然而，中国的史前时代，长久以来是被低估了的。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夏商为文明探源的出发点，以黄河文明为中华文明，这无形中降低了周围地区那这些高规格遗迹遗物的历史地位。

随着探源脚步的迈进，我们渐渐发现，满天星斗的文化中，有一些已然闪现出文明的火花。

因为考古发现的局限性，我们还无法说全部说清楚其他区域文明的发展形态，但经过83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已经可以确证——良渚文明，是目前中华大地上第一个能够被确证进入国家的文明。

“如果省了这个词（区域性），在学理上马上出问题。它有别于黄河流域那些已经建立了统一政权的国家文明，比如先秦时期的国家，那些是成熟国家，良渚是一个早期国家，已经具备了文明的基本形态。”陈同滨说。

 

闪光点：从一座城，到一个国

“申遗文本的编制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和国内、国际考古界对中国文明的认识相关联。”陈同滨说。

总体而言，良渚文明得到国内学术界普遍的认可，要迟至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之时。而这10多年，情况发生了转变。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研究，在中国考古学者的努力下，一直在频繁刷新国际学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这些年，国外学者对良渚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所有考古和非考古的国外专家，对良渚文明的印象，都是从玉器开始。这么厉害的玉器的制作技艺、数量、功能，说明这个社会不简单，但到底是什么样的，还不够清楚。”陈同滨说。

2013年8月24日，钱报记者在“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见证了良渚第一次在世界上崭露头角。良渚古城考古入选了世界十大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这是良渚考古拿下的第一个世界级考古大奖。它透出一个信息：良渚古城遗址重大价值开始被国际考古界权威所公认。

我们现在看到，如今敲定的申遗范围四大片区中，包含了外围水利系统，这是在2017年新增的。

2009—2016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确认，使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内涵有获得极大的提升；而逐步揭示的古城规模（6.31平方公里）则远超于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的都城遗址。

此时，必须请出一位良渚的好朋友，一位82岁的老爷爷：科林·伦福儒教授。

这几年，关于良渚的国际会议越来越多，不仅中国考古界在积极参与，良渚遗址的所在地政府也在积极推进，几乎一年就有一次，良渚越来越得到国际考古学家的关注。尤其是世界著名考古学家伦福儒，可以说，老爷子是良渚的“铁粉”。

科林·伦福儒，今年已经82岁，剑桥大学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他在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被授予“终身成就奖”。他和英国学者保罗·巴恩合写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自1991年面世以来再版7次，至今依然是考古学界最为全面和系统的畅销考古教材之一。

2013年，第一届世界考古论坛期间，伦福儒先生第一次来杭州，参观了良渚遗址，对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中的水利系统、墓葬的等级以及玉琮、玉璧等器物印象深刻。

 “早期古代中国丰富的物质遗存和近年来充满活力的考古学研究，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考古工作者来到中国。中国的考古学需要置于全球史前史的语境下，并开展多层次的比较考古学研究，这样中国对世界考古学将做出巨大的贡献。”那次，他这么说。

2017年，伦福儒又来了，考察了新发现的老虎岭水坝，以及出土了人骨的钟家港发掘现场，3月21日，他在良渚做了一场讲座，题为《世界早期复杂社会视野下的良渚古城》。浙江省文物局局柳河等许多人，都赶来听这一场2个多小时的讲座。

在快结束的时候，这位学者说了一句话，让现场很多人记忆深刻——“良渚遗址可以申遗成功。”

紧接着提问环节，有人问了一个关键问题：能不能认为良渚是个王国？

他说：我还没找到王在哪儿。我看到了贵族墓地，但我没有看到一个绝对权威的状态。

当时，伦福儒并不知道反山王陵12号墓，也就是良渚王在死后的“荣华富贵”，足以证明他的身份特殊。

提问环节马上要结束的时候，陈同滨最后一个举手提问。

 “在反山12号墓同时出土了良渚玉器中最精美的琮王、钺王，象征了军权与神权的最高等级，这一现象是别的墓葬所没有的，对此您怎么看？”

伦福儒先生若有所思。“良渚社会的权力结构，需要更多的讨论。良渚遗址的原始数据和材料保存得特别好，这是一个可以实现可以讨论清楚的问题。”当时，他这样回答。

很快，2017年下半年，他有了明确答案。

伦福儒先生在上海博物馆做了《两个图符的故事：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不同途径》学术报告，专门讲到了良渚文明的世界高度。

他把良渚文化与希腊基克拉迪文化做了比较研究，然后，他点赞刘斌所长带领的浙江考古所良渚古城考古团队，称这个团队的贡献，让良渚文明处在和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同的时间点上。

对于那个“遗留问题”，良渚是否是王国，是否存在一个“酋长”，这一次，伦福儒说，良渚社会比处于酋邦阶段的基克拉迪文化更为复杂，已经可以认为是早期国家社会。他认为良渚遗址发现的历史贡献是：确定中国早在五千多年前的良渚社会就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文明阶段。

他又说，同时期中国可能还不止良渚一个国家社会，但良渚无疑是最耀眼和最突出的，同时也证明中国文明不仅起源于黄河，也起源于长江。“中国考古学家让我们认识了中国史前时代。良渚文化的玉琮及其上的神徽，直接可以视为良渚国家的标志符号。”通俗地说，相当于是国徽。

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这些年，国内学术界已经确证，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而这一次，考古界的国际权威在这样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上，第一次明确以良渚来标志中华5000多年文明。

 “可以说，从2012到2017年的申遗文本编制过程，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断跟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是对良渚文化总体认知的学习和思考过程；文本的价值论述，受时间限定，必须在2017年底定稿、2018年1月提交，我们当时在充分吸收考古及多学科研究形成的成果基础上，进行梳理、辨析、探讨和陈述，现在2年过去了，应该说文本梳理和提出的价值论点没有明显的缺失。可以说，国内、外学者有关良渚价值的认识也是在2016-2018年这一时期密切探讨、形成共识的。”陈同滨说。

关注点：从“文明”到“复杂社会”

如何定义良渚，陈同滨很纠结。

除了“早期国家”，申遗文本中关于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要素，还有一个关键词：复杂社会。

对陈同滨来说，良渚申遗文本的突破口，也跟这个词有关，发生在良渚文化村的水边餐厅。

2017年，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事会ICOMOS的三位考古专家——Douglas Comer（D.考莫尔）教授、Michael Pearson（M.皮尔森）教授和 Rima Hooja（莉玛·胡贾）博士，正在北京参加红山文化遗址申遗的研讨会。良管委主动邀请三位专家，来杭州良渚遗址看看。

这三位专家，都是ICOMOS中一个名为“考古管理专业委员会”的专家，他们给陈同滨提了一个建议：不要简单使用“文明”这个词来描述良渚。

“文明这个词太宽泛了，红山文明、良渚文明，中国很多考古遗址都叫文明，他们有些被搞晕了，对国际专家来说，缺少了一个实质性的把控。”陈同滨说，事实上，国际上很早就有批评，认为文明、文化是含义过于宽泛的词，不利于讨论问题。

他们接着说：建议你用“复杂社会”这个词。

陈同滨马上解扣了。

按照西方物质文明指征，文明有三个标志：城市、金属、文字。这套“文明公式”已经在国际上已经沿用多年，在中国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中国的早期文明未必适用于这种标准。

刘斌说，这也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存在的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忽视了中华文明形成之前还存在着多个区域文明。第二个误区 是将中原文明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唯一代表,而以中原文明的形成作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标志。第三个误区是以青铜器、文字作为判断文明的绝对标准,而将未发现青铜器、未破译文字的文化摒除出文明之列。”

伦福儒认为，有三个因素，可促使人们去重新评估良渚作为早期国家社会代表的历史地位。

“首先是良渚古城的规模，包括内城和外城。其次是根据墓葬材料所得出的社会等级的划分，非常精美的玉器基本都出土于贵族墓葬中。最后一点是公共工程的规模，包括莫角山土台，以及用来控制季风性山洪的高坝和低坝系统。”

换句话说，除了文字和青铜器，良渚文化在各个方面均已到达文明国家的要求。

这也正是中华文明的特点，“三要素”并不是为了说明物质的存在，而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说明社会组织的发达程度。中国社会，金属出现晚，玉器刚好是有别于西方的特点，大型城市，足以证明它是一个人群的分化，社会组织规模到达国家级。

因此，“良渚文明”成为了个例，它挑战了过去对于国家文明三要素的固有观念。文明的标准，不应成为判断一个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生硬公式。

其实，估计考古学界早已开始反思，开始摒弃这些早年归纳出来的标准，比如提出了“复杂社会”的概念。

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就已经有了“复杂社会”的概念，良渚，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复杂社会”这个概念，与国际对话的。

挑战点：在国际语境下讲良渚故事

底色不同，看东西就不同。很多人认为，在跟国际对话时，我们只要多说就能讲出自己文化的特色、优点。

这是一个错误的“套路”。

陈同滨在西湖申遗时，已经充分体会了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问题。

那良渚呢？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良渚不同于西湖，没有“美不美”的问题，更多的是文明史的研究。

“申报世界遗产，讲遗产的价值，核心价值，一定是在国际语境下讲，而不是用中国自己的传统表述方式。”

什么是国际语境？

 “我们必须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去解读我们的文化，你要突破自身文化背景的局限性。”

“要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需要具备一个足够高的视野，借此才能提出一个对全世界都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价值。假如一座中国宫殿，你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这是中国某皇帝登基的地方，所以重要，那一定很难入选，因为这只对中国有意义，对其他国家、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都没有任何意义。”

打动评委的，一定是对世界、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有重要意义的价值。

申遗文本中，有这么一句重要的定论：“良渚古城遗址”可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具有世界突出普遍价值”。

“讲述价值的时候，绝对不会说它对余杭当地，对中国人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而是可以见证过去人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样的智慧，也是落脚到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有启迪意义。”

良渚王国的底气很足。

普遍价值的关键点，是5000年。

我们已经确证，5000年前，中华文明就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

人类社会发展有同步性，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都在5000年前进入国家社会。中国考古起步比较晚，上世纪80年代以前，各地文化面貌的辨识，文化谱系的建立，是中国考古的主要任务。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随葬玉器大墓的发现，才开始探索文明起源。而良渚的发现，证明中国在距今5000年左右也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形态。

这就改变了以往国际考古学界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认知。

如今，人们知道良渚文明出现的时期,也正是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文明开始出现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这一重要时期。良渚古城遗址凭借大量的遗址遗迹，包括高大宫殿台基、完整的城墙遗址、古老而庞大的水利工程，以及数以千计象征权力与信仰的精美玉器，就足以让人相信，5000年前，良渚王国社会发展程度，已完全可与其他世界古老文明比肩。

这便是良渚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的普遍价值。

【对话】

记者：您第一次来良渚是什么时候？

陈同滨：2000年，我开始接手编制《良渚遗址保护和总体规划》，当时规划的目标，就是为了申遗，所以要求比较高。

记者：那时候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陈同滨：第一点，我从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来看，这个遗址很厉害，但从考古现状来说，比较零星，把握不了整体面目。但从反山、瑶山、莫角山来看，这是个很厉害的遗址。但到底是什么样的，考古队一直锲而不舍地在探索，我们也在一路跟踪、学习和思考，近20年了。

第二点，关于遗址保护本身，又觉得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上百平方公里的分布范围，面积很大，土地问题非常突出。那个时候，余杭还叫余杭县、余杭市，遗址所在位置属于城乡交接部。

我们2000年接的任务，发现遗址所在地的工业项目的申报数量开始呈几何级增长，已经显示出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势头，如果不加以控制，遗址很快就毁了。杭州郊区对土地的需求相当紧俏，所以最关键的是土地使用怎么控制，那么规划恰好是针对这个措施来制定的。

记者：从2000年到现在，19年，变化太大了。当时做保护规划时，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陈同滨：变化太大了，但是根本问题没有变。规划的目的，一是遗产自身的保护，一是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但形势变化很大。

2000年接手时，面对最大的问题，是考古遗址的分布边界轮廓不清楚。但我们做规划是需要给出一个完整的区划的，不能仅限于考古当时的发现划保护范围，要考虑遗存可能的分布范围，一并划入，不然等到破坏发生了就没意义了。良渚这类考古遗址的分布边界肯定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整发现的，但我们的保护规划要一次性做到完整保护。

所以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良渚遗址的分布范围到底到哪里，因为保护区不可以无限制，也不可以一次次零打碎敲修补，基本上一次下去就要定下。

我记得当时浙江省文物局的副局长陈文锦说：良渚是重要的，我来组织，把三代考古学家聚到一起，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陈老师要做规划，我们来配合。

记得当时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了一整天，也不能确定任何1条边界。

所以，我们只能凭借规划技术，用GPS推进工作。分了两个组，请考古人员带着我们指认135个遗址点，同时我和一位副所长开始跑遗址的分布区边界的地形，最后我们由通过分析技术，把图做了出来。

我昨天从管委会回来，开车的那个司机就是当年带我们跑边界的那个司机。他就，我们认识的，以前你们大热天跑了一个礼拜，就是我带的。我说，哎哟，想起来了。19年了，相当可以了。

2001年，我们就做出了初步的保护区划界定，把135个点按照坐标全部落到地图上，按照地形特征、结合考古资料，开始推敲整个遗址分布的范围，后来我们根据遗址分布的密集程度，来推敲保护范围及其重点保护区边界，当年划定的边界一直用到现在。

记者：边界没有变？我以为现在的边界，会比2000年大很多。

陈同滨：我们一次到位，很神奇。特别神奇的是，良渚古城2007年才发现，良渚遗址的保护区划边界2002年就划出来了，2003年通过国家级专家评审。记得2007年古城发现后记者问张炳火主任，你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张主任很明确：应该调整保护范围的边界吧。我说：不对，张主任，新发现的古城范围全在重点保护区里头了。大家一看，果然。

记者：规划的具体数字是什么？

陈同滨：当时划定的是42平方公里保护范围。这次申遗，突破的是新发现的水利系统，如果不是水利系统的扩展，原来的保护区划完全不用变。

古城不仅在保护范围内，而且在重点保护区内。我依据自己的经验，采用了遗存密集分布区概念，遗存越密集，东西越丰富，再结合地形地貌，划出边界，不是沿着点的分布划，是按照点所在地形的边界划，结合更大的点所在的地形轮廓划。边界要选择在地标作用上更永久，更稳固的。

这是良渚规划里，我很欣慰的一点，我们在良渚遗址保护规划的技术中创立了一套大遗址保护的区划理论和技术，包括城镇化进程下的大遗址保护规划对策，从一开始就证明是对的。

记者：良渚遗址是土遗址，面临非常大的保护压力，而申遗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保护和传承。对于良渚古城遗址今后的保护，能否说说您的观点和经验。

陈同滨：保护的措施，在规划里都编制了。国际上对于考古遗址的保护和现实情况，有很明确的一个观点：遗址的保护，要有助于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既要保护，也要发展，两者不能形成对立，否则保护工作会受到阻碍。应该说，现在良渚在这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服务区】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大事记

1996年，国务院将良渚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国家文物局将良渚遗址列入“十一五“大遗址保护重点项目。

2010年，良渚遗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中央财政不断加大投入，用于良渚遗址持续考古发掘，取得良渚古城和外围水利系统等一系列重大发现。七次获评十大考古发现，进一步廊清了良渚遗址的文化面貌，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

2006年和2012年，国家文物局先后两次将良渚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在技术和经费上给予积极指导和支持。在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良渚遗址的申遗文本编制、价值研究提炼、法律法规修订、遗址保护展示和环境整治等专项工作均顺利开展。

201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良渚古城遗址被确定为我国2019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国家文物局代表缔约国政府签署申报文本，正式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标志着良渚申遗正式正式启动。

2018年9月下旬，世界遗产委员会唯一指定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以下简称“ICOMOS”）派遣专家莉玛·胡贾女士（印度考古学家）对良渚古城遗址进行了现场考察评估，评估过程中对良渚遗址的价值和保护管理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此同时，ICOMOS还组织约十余名相关领域国际专家良渚古城申遗文本进行了书面评估。

2018年11月下旬ICOMOS召开评估工作会议，综合现场评估和书面评估结果，对包括我国“良渚古城遗址”在内的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进行集中评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率团应邀出席会议，与评估工作组当面沟通答疑。 

2019年1月上旬，ICOMOS来函，依照惯例要求缔约国提交良渚古城遗址申遗补充材料，围绕八个问题进一步阐述未来缔约国如何进一步做好遗址保护管理工作。国家文物局指导当地政府，组织专业力量深入研究，迅速编制并提交了补充材料。

2019年3月中旬，ICOMOS再次召开评估会议，对“良渚古城遗址”申遗项目作出了“推荐列入”的结论。世界遗产委员会秘书处据此制定了决议草案，提交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

2019年7月6日，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