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年前，我登上了温州朔门古港的那艘船

3月28日，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揭晓，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入选“十大”。（回顾：刚刚，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发了一条朋友圈：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已经转为主动性考古项目，温州市文物考古所的同仁们才揭开帷幕，任重道远。

考古揭示历史。一个真实的现场，从书里跳到了眼前。温州这个“国内仅见、世界罕见”的宋元港口遗址，究竟什么样，有多牛？一个千年古港的故事，又要从何说起？

两小时前，AI把我送到了一条船上。

瓯江畔，朔门古港

1.沉船

谁掉了一块钱？

我不带钱啊，都二维码付款的呀。蹲下一看，不是一块钱，是一枚铜钱，陷入船板间。

提取，刷去泥土，上有“大观通宝”四字，宋徽宗亲笔题写的瘦金体。这是他在位期间铸造的铜币，亲手书写钱文，被称作“御书钱”。

一艘宋代海船，停靠在温州朔门古港的码头边，船上还剩4只酒瓶子，以及这一枚掉落的铜钱。

人去船空，水天平静，直到800多年后的今天。

一则新闻在全国刷屏：2021年10月，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部，属于闹市区的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发现了这艘沉船。不止是它——8座码头、2艘沉船、1条木质栈道、多组干栏式建筑等重要遗迹、温州古城的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迹，以及数以10吨计的各类瓷器残件。主要遗存年代集中在宋元时期。

那年，在配合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中，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被发现。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发掘，它像一幅古画，一点一点揭开，完整地展开于眼前。“千年商港 幸福温州”——温州的那句金名片，有了硬核物证。

下穿工程的止水桩还留在现场，包围着一个古代遗址现场。用考古人的话说，这是城市主干道向文物让路的典型事例。

下穿工程的止水桩和元代瓷片堆积

我登上了那艘船。

它已残，倾斜搁浅在淤泥之中，只剩7段船舱，但足够看清结构：壳板作鱼鳞状搭接，楔有铁钉。这是一艘福船，古代四大船型之一。沉船的龙骨、鱼鳞状搭接、隔舱（水密舱）造型设计，是宋代造船工艺的“铁三角”，这三项创新技术，为航海速度和安全提供了保障。

南宋沉船

船残留的长度是12.4米，宽4.1米，沉船东侧发现一根桅杆，残长8米多，还有一件单爪木锚、一件桨式木尾舵。根据龙骨位置和隔仓板数量推测，约占原有体量的四分之一，所以整座船的长度超过20米，属于浅海航行福船。现在，它已搬家，整体打包提取，进入实验室清理、脱水加固阶段。

沉船

木锚、桅杆遗迹，边上是干栏式建筑

还有一艘沉船，在瓮城北面深达9米的基坑内发现，目前还没有提取，年代更早，为北宋。“太深了，有十米深，比那艘要完整，体量也更大，船舱板有16公分厚，很厚。”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伍显军说。

这种有龙骨的“小方头阔尾营”尖底船，是宋代各地造船厂主推的海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浪而行”《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就有产品描述。

谁造的船？

宋代，温州最大的官办造船场，就在距遗址一公里的郭公山沿江一带。船场官府置官兵252人，并雇有大批工匠，负责造船、修船等工作。北宋赵㞦《温州通判厅壁记》说：“又远近良材由此取道，于是漕运与诸官舟实造于此。”

从元祐五年（1090）到政和四年（1114），温州和宁波造船数量排在全国首位，有定额——“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是当时全国十大造船场之一。到了南宋绍兴元年（1131），温州年造船340艘，此外还建造战船、漕船、商船和出国使船。

这艘船要去哪里？似乎还没有装货。还是说，它刚从哪里回到温州，正卸完货，还带回了离家多年的人。

一切已不得而知。但船上会装什么货，是可以知道的。

2.货物

沉船的木锚边上，看到一道道墙基，这是干栏式建筑，旁边就是条带状的瓷片堆积带——也就是一整条都是碎瓷片，时代为元代。

南宋干栏式建筑

元代瓷片堆积带

“这只露胎阴纹印花，应该是永嘉桥下镇的瓷窑生产的。”伍显军说。

碗、盘、碟、高足杯……这些瓷片主要是龙泉东区产的，器型偏小，主要销往东亚地区。

南宋至明中期，龙泉瓷在外销瓷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说几艘著名的沉船——大练岛沉船、南海Ⅰ号、华光礁以及福建漳州圣杯屿沉船，包括韩国新安沉船，龙泉窑系的青瓷数量非常庞大，所占比例极高。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4世纪元代后期到明初，在印度洋地区发现的中国瓷器中，龙泉窑占比在80%以上，在同期的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龙泉窑的占比约为50%-60%，说明龙泉窑在出口瓷器中所占的比例，可以作为衡量一个港口重要与否的指标。

那么来看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瓷片，以10吨计，而且九成以上为龙泉瓷，且绝大多数没有使用痕迹，应该是贸易瓷在储存、转运过程中的损耗品，大致可以分为北宋末到南宋初、元末到明初两个阶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说，北宋末到南宋初，温州港的产品主要面向东亚地区，而在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几乎没有这一时期的器物。到元末明初，又开通了一条新的航线，即从庆元、温州到菲律宾，往巴拉望，穿过巽他海峡，进入印度洋。

北宋龙泉窑青釉线刻菱格纹如意足瓷熏炉

北宋晚期龙泉窑青釉篦划莲花折扇纹瓷碗

因此，龙泉瓷被称为大航海时代之前，我国推出的第一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商品。而温州凭借其发舶港口地位以及江海中转节点，成为龙泉瓷外销的主要集散地和起点港。这次发掘揭露的码头遗迹群及海量瓷片堆积，提供了关键物证。

遗址出土龙泉窑青瓷片

大连海事大学教授孙光圻说，龙泉青瓷的核心产区为处州府（丽水）地区，处在瓯江上游，下游的温州朔门古港正是龙泉青瓷走向世界的重要贸易港口。温州朔门古港，既是龙泉青瓷外销的首要汇集港和始发港，更是通过宁波、泉州港等，令龙泉青瓷与世界贸易连为一体的重要中转港，而不是“喂给港”。

一句话总结，也是新鲜出炉的全国十大考古评选给朔门的颁奖词：朔门古港遗址坐实了温州是龙泉瓷外销的起点港，也为温州是“海丝”重要节点城市提供了关键物证。

3.带货现场

此刻，水天平静，唯有人声和市声，从船停泊的温州港传到了瓯江。

从船上下来，我准备去码头边的货栈逛一圈，带点货，顺便喝杯茶。结果，屁股还没坐下，一眼看到了翠蓝。

翠蓝不是人，是那根簪子的颜色。重要的也不是颜色，是质地，琉璃做的。

那天，苏东坡老师独自喝酒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无趣，他研究了手里的琉璃酒杯，直接写成诗——《独酌试药玉酒盏》，药玉，就是国产琉璃，“熔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为酒盅，规摹定州瓷。”说明宋代的琉璃工艺先进。

不过，琉璃也是较早输入我国的商品。南宋赵汝适《诸蕃志》里就写过，“琉璃，出大食诸国。烧炼之法与中国同。其法用铅、硝、石膏烧成。大食则添入南鹏砂，故滋润不裂，最耐寒暑，宿水不坏，以此贵重于中国”。

码头遗址群中发现的这根宋代琉璃簪子，还没等到买家，便断成了几节，但不妨碍它的翠蓝翠蓝。那么，它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伍显军说，目前推测，应是通过海运输入到温州的。

琉璃也买不成，还是安心坐下喝茶算了。

一只完整的黑釉金丝兔毫纹瓷盏，还没有被人“斗”过、喝过，留在了沉船边上。

南宋建窑黑釉金丝兔毫纹瓷盏

建窑，宋元时期外销瓷的重要产品。朔门古港发现的建窑茶盏的胎、釉、纹饰以及制作工艺判断，产地可能来自闽北建窑、遇林亭窑、江西吉州窑、泰顺、文成窑等窑场。

斗茶比赛时打的“奶泡”（汤花），“以纯白为上”，最好用黑釉盏，深色能反衬体现茶色之白，厚壁保温，有助茶香持久发散——艺术家赵徽宗到底懂行，“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上”，可以当产品描述专业老师。所以，建窑黑釉茶盏成为宋代斗茶文化中的神器，也是最流行的茶具之一。质量好的当然贵，“价令金帛贵”。

看样子，我还是买不起。再逛逛。这里有一件景德镇的青白瓷，还有一件磁州窑黑剔花，工艺非常复杂，属于贡御性质。高丽王宫遗址内曾出土过类似产品，因此可以推测这一时期的温州港，应该是具有官方性质，可能和海外一些官方机构有直接联系。

看来，朔门港口的出土品不仅有龙泉窑、瓯窑，还发现了国内各大窑系的产品，包括景德镇窑、建窑、定窑、磁州窑等南北各地的窑瓷产品，展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的整体面貌。

如果说，“南海Ⅰ号”沉船展示了古代海船船货装载的情况，那温州港则再现了古典时代海港城市货运集散的情形。

4.码头

好了，货也别带了，我要赶着去码头等一个人。

北宋温州知州杨蟠写过一句金句：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南宋，宋高宗又钦点温州置“市舶务”，管理对外贸易。这是史料里写的，再看画家画的。

元代温州画家王振鹏画过一幅《江山览胜图》：帆樯林立，海船、江船、渔船忙碌，数座码头伸向江面，船舶有展帆启航离港的，有收帆靠岸的，但大多数船静静停泊港区内。码头平台上，小吏正在伞下指挥，有人挑货物上船，有人推车送货。船、码头之间架有跳板，供船工上下。岸边歇着各类船只，内城沟通的水门上架着拱桥。拱桥往西，是海坛山。江心，有高塔作为航标指引船只入港，这就是后来入选世界古航标的江心塔。江面上，一艘下锚的大船泊在远处作业……

这是元代温州古城朔门码头的生活场景，所绘舟船多达68艘，描绘了来自占城（越南）的远洋船舶进港的情景，被称为温州百科全图式的纪实性风情画。

画中的码头，平行排列，有砖木院落式的驿馆、连在一排的茅舍式店面，和眼前看到的码头遗迹、干栏式建筑四组及院式房屋基址五处的位置，几乎可以重叠。

朔门古港发现了8座码头。

“3号码头就在6号边上 ，3号码头是维修过的，最早只有这一段，后来可能生意越来越好，又在外面加了一段。”如果不是伍显军指引，眼前看到的只是一堆难以分辨的乱石。

3号码头

3号码头

古人一贯擅长利用自然和生活小物改造生活，造码头也是。这次发现的两宋码头多以江边山体延伸到水中的岩石为依托。

眼前这个斜坡式码头，就是依托海坛山脚基岩建的。海坛山离这里三五分钟。宋代开始，温州流传一句谚语：“海坛沙涨，温州出相。”每当海坛山下的瓯江泥沙突然大涨，温州人中就会出现宰相。夸张是夸张，但后来还真是这样。

请注意，这是发掘区内年代最早的遗迹，为北宋时期码头，旁边就是石砌江堤，江堤和码头的边界清晰，清楚看到北宋时期水门头西侧瓯江江岸的范围。

两宋时期的长条形突堤式码头，呈多级月台状，建筑方法叫“石包土心结构”。怎么做的？

为了适应滩涂环境，边墙底部往往用木桩打底和横木铺垫，木板上修筑石块包边，泥芯填土，一层层夯实，夯完后，最外面还要打入长木桩围护，做最后的加固。船靠岸，不至于把码头撞坏。

长条形突堤式码头(局部)的结构

我们看到，3号码头前端台地还残留砖铺路面，当中铺平整方块，下垫衬木板。看这张复原图就清楚了。

3号码头（南宋）模型及复原图

遗址所见的古代码头，有月台式、斜坡式等多种类型，可以看到古人创造性地在海相、河相软质地基上建筑施工的工程作法。朔门古港遗址是我国古代海港建筑工程的技术范例，这在以前的考古工作中殊为罕见。

古人没有写诗骗我，史官也没有乱写，画家也没有乱发挥，眼前的这个条带状的港口遗址，印证了历史。

港口条带状码头遗址现场

码头以东，奉恩水门河自南向北从城内注入瓯江，河道两侧南宋时期的石砌河岸依旧可见，同时还保留了同时期的桥梁与陡门等遗迹。

陡门就是一个水利设置，笼统地说，就是水闸，相当于一个总开关，用于排水。宋至明代，水门河道比较宽，陡门宽约5.7米，清代以来河道越来越窄，民国时期建的新陡门，宽度只有3.05米。

陡门等遗址

一个港口的历史是如何变化的，AI给我发来一张图，南宋晚期以后，北宋江岸一带淤积成陆，瓯江岸线正在逐步北移，那些建于元明清时期的石砌堤坝、新水门桥、陡门闸以及台阶式码道等遗迹正是这段岸线变迁史的历史实证。

宋代、元明、清代、现代的瓯江岸线变迁

连续三个时期长达千年的港口遗存，即宋元、明清和近代开埠以来，甚至还有更早的晚唐时期遗存。三个时期在年代上前后连贯，展现了一脉相承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且可以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从而确证温州港是千年以来连续使用的国内外著名商贸古港口，目前在国内极为少见。

5.朔门

从船上下来，码头围挡边，江堤处，传来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下一首《掌声响起来》。听声音，这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午后卡拉OK。

一切似乎没有变。温州古城在瓯江下游港湾，自东晋太宁元年（323）建永嘉郡至今，已有近1700年历史，城址未变。

瓯江边，如今的古城和朔门古港

码头接驳船只，温州港及其腹地汇聚的商品从此发往国内外城市。而从海外诸国货船捎来的香药、象牙、琉璃等，在这里卸货上岸。从水路来温任职的官员或其他人员，也从这里经朔门入城。

朔门，就是人员、货物入城的“第一门”，在温州古城的正北面，古时又名拱辰门、望京门、望江门，是温州古城七处城门之一。

城市、码头、港口，这张图中，三位一体

两个监控下，是2004年发现的城门城墙，去年又在这里发现了两个时期的瓮城，一个宋元时期的，“看到半个月亮了吗？”伍显军指了指，城墙当然已不在，过去城墙有9米多高。但可以看到内城墙和外城墙的墙基，呈半圆形，像半个月亮。

明清时期的瓮城，也在眼前，是今年新发掘的，正在发掘。城墙形状发生了变化，改为方形，内外壁以条石垒砌。

瓮城外，多条排水沟，纵横交错。旁边方形的，是今年新发现的元代的池子、房屋，还有宋代的房屋、池子，还发现三个时期道路。

朔门瓮城基址

这条“道路遗址”即当年港口的繁华之路，位于解放街北端东侧。道路遗址北面，还有一条“官用栈道”，设有成对、相隔均匀的桩基，南北向“笔直排列”。栈道以东，还分布有四组干栏式建筑，这是当年的馆驿。

城市、港口、航道，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用专家组的话说——朔门古港集齐各大要素，遗迹全、规模大、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堪称国内仅有、世界罕见。

看这段有点无感吗，还是回到王振鹏的画中吧——

近处的院式建筑大多为平房，有两座楼房，庭院宽敞，外围竹篱。这是驿馆或邸舍场所，主要接待各地经销商，或来温办事的官吏，还为往来旅客提供停歇。透过二楼临街窗户可看到有三四人围在桌前聊天喝茶。茅舍式店面面对街面，经营陶瓷、漆器、象牙、料器等工艺品，也有茶馆、酒店，店首或店门前，用竿子挑出幌子；店前空旷区域还有流动摊贩。

等的那个人，还没到，肚子饿了，去城里吃碗海鲜面。

站在朔门街口，街边的老屋，上住下店，保留着很多清末民国初期建筑，连朔门街封火墙，都挂着温州市历史建筑的牌牌。这条街过去叫内横街，靠江边的这条，叫外横街，就是现在的望江路，也是遗址所在区域。

朔门街

东起水门头的打绳巷，西到解放街，一两分钟就走到底了，一查数据，不长，只有380米，且狭窄，宽处6米，最狭处只有2.9米。这条街巷的布局，就像一条鱼骨。

历史的鱼骨

之前有读者讲，考古稿子里提到数据，总是有点专业有点隔，实际上，数字有它的意义，比如朔门街的“长380米”。

如果拎起这条鱼骨——在瓮城和水门头发掘区之间，正是刚才我经过的那条长达380米的江岸码头群发掘区，整个区域内地层东西连贯，可以清晰看到北宋至近现代地层的堆积情况，文化层与自然河相堆积层交替分布。整条朔门街，一面是家常生活，一面是千年商港，这条鱼骨，是一条历史的鱼骨，时空穿梭带。

解放路走到底，在路口一家面店吃了碗面，门口一看：打绳巷。

打绳巷和解放路口

伍显军说，瓷器的生产量大，绑瓷器的绳子需求量也大，所以当年就叫打绳巷。而朔门街北通望江路（遗址区），南通的这条街，叫七枫巷，过去叫漆坊巷，是做漆器的，“这次好几件漆器是我发掘的。“伍老师笑，这次遗址出土了十多件漆器，有一件南宋漆盒的盒身，是六花瓣式的。

南宋六花瓣式漆盒盒身

南宋瓯窑青釉褐彩卷草纹腰鼓

温州早在北宋时就是著名的漆器生产中心，南海Ⅰ号沉船上也发现了一批温州漆器，反映了温州地区商贸的繁荣发达。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就提到了“大街”以东，就是我吃面的解放路：“大街以东则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铺、大相国寺，直至十三间楼。”温州城的漆器手工业发达，但不是散布于城里许多地方，而是相对集中的，就像温州城的三巷：油车巷、皮坊巷、漆坊巷。

但杭侃提到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温州漆器有名，但《方舆胜览》指出“温居涂泥之卤，土薄艰植。民勤于力而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用备”，可见温州当地不产漆但是各种漆器都完备，还成了宋代最重要的漆器制作中心之一。所以，温州漆和漆器的来源和销售都有必要放到东亚人群的视角去考虑，去考虑东南沿海地区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

6.朱自清和夏鼐

朔门古港遗址的意义，并不只是发现了沉船、码头等单个遗址点，而是从瓮城到江堤，到水井、码头、沉船等一系列周边附属遗迹的发现，内容涉及对外贸易的多个环节，在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中具有唯一性。更重要的是，它确证了温州港是千年以来连续使用的国内外著名商贸古港口。

朔门古港遗址条带状遗址分布

从瓮城到江堤，水井、码头、沉船、房址等一系列周边附属遗迹

1876年，继宁波之后，温州成为浙江第二个开埠的通商口岸。1877年，温州设立海关。瓯海关选址，就在朔门城外沿江岸边，也就是今天的遗址范围——解放街和望江东路转角一带。温州开埠之后，驶进温州港的轮船和洋式帆船越来越多，江心屿对岸的沿江一带先后建起多座码头。最早在温州设立分支机构的本国航运企业是轮船招商局。

光绪十年（1884），轮船招商局温州分局在朔门建造了温州港历史上第一座浮码头，时称招商局码头，即后来的朔门一号码头。

发现没有，从古到今，朔门都是第一选择。

晚清时的江心屿，约拍摄于1878-1880年(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  

我等的人还没来，倒是偶遇了另一个人。朱自清提着行李箱从朔门街走来。

1923年，朱自清由其北大同学温州人周予同介绍，到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任教，这是他第一次来温州。

当时温州除了省立十中，还有一所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因两所学校的课程大多相同，所以一些教师兼教两校。朱自清一边在十中教“国文”，一边又在十师兼教“公民”和“科学概论”。

考虑到要在两个学校任教，朱先租住在距离两校都较近的大士门，但不久大士门失火，他又搬迁到了朔门四营堂巷34号，一直住到1924年10月，这就是朱自清故居，代表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绿》（《温州的踪迹》散文一组）就是在这里写的。

站在遗址的解放路上，抬头看见一块蓝色路牌，前方就是朱自清故居，不过，并不是朔门四营堂巷34号，而是22号。

朔门朱自清故居

一则2004年温州都市报的新闻：“前年开始，四营堂巷一带被列入我市江滨路改造的拆建范围。有关部门在研究并经过省政府批准后，决定将朱自清旧居整体异地搬迁，并选定了距旧居100米外的四营堂巷22号的一处空地作为其新址。”

朱自清的房东姓王，家里在朔门横街开“王昌记”鱼咸行，当时的朔门街开了很多咸货店。味道是很难忘记的。朱自清离开温州后，没有再回来，他给温州朋友马公愚写信，特别提到这股味道：“温州之山清水秀，人物隽逸，均为弟所心系；唯弟不喜鱼咸，偶思及辄掩鼻耳。”

战火爆发，朱自清被迫离开温州，是坐船的。而抗战爆发后，瓯江航运成为抗战生命线。国内许多地方交通阻塞，正常的商品流通渠道被打乱，内地所需物资供应困难，而温州港还可以航行至上海、宁波、福州等地，和温州港运输密切关联的瓯江水运也保持不衰。

海水涌动。我等的那艘船终于来了。

1942年2月25日下午3时多，夏鼐站在船尾眺望，江心孤屿已可见了，虽然天空是沉闷的铅灰色，但是故乡近了，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他在日记里写：心房跳得比平时厉害。

他已经7年没有回温州了。

1935年，夏鼐前往英国留学，攻读埃及考古学博士，因二战爆发，无法继续，1941年初辗转回国。回国后直接赴四川李庄，就职于内迁至此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2年初，他终于有机会返乡探亲。

这趟旅程历经艰辛，1月30日他就从宜宾李庄启程，途径18个地方，最后一段路，是从丽水到温州，已经2月23日了。

早上，他上街买了几个瓯柑回来吃，很多年没吃故乡特产，“如睹故乡，如逢故人，有一点说不出的快慰。”他向客栈老板打听赴温州的船只，说每日都有船赴温，只等行李一到，便可以动身。

“我归心如箭，决定先行动身。”他托茶房代定丽青温快船高铺，票价20元，包括饭费在内。

浙江抗战历史上著名的“丽青温交通船办事处”，又称丽青温快船公司。整天售票，随到随买。丽水的泊位，设在大水门码头，而温州，就设在朔门。

2月24日下午到青田，船在青田城外停了一晚，夏鼐很早睡觉，“虽离故乡这样近，但是梦魂已不耐再停在他乡，已悄悄地飞向故园，做了一个返家梦。”

第二天早上，木船由青田开往温溪，然后由小汽轮拖行，一只叫“小龙云”的小轮拖了20多只木船。他在船中阅《传习录》及《明人小品文钞》。

我看到了他坐的船丽青温快船，停在朔门——

西郭已到，小轮便停在那儿，夏鼐所乘坐的木船却用桨划到朔门外丽青温快船码头，下船后，他与我擦身而过，喊了一部黄包车回家。

夏鼐住在仓桥街130号，也就是现在的夏鼐故居，离朔门很近，直线距离不到900米。20年前，朱自清教书的十中，就在仓桥，而夏鼐就是十中毕业的。

夏鼐故居

他在日记里清楚描述了此时的朔门——城垣毁了一部分，以通马路，北大街（也就是现在的解放街），几乎完全改了样，街道放宽，道旁植树，店铺多改为三层门面，表面上的温州市况比内地第一等的城市，如昆明、重庆、成都之类并无逊色。

40年后， 1981年10月20日，夏鼐回温州，登华盖山，至大观亭，俯视瓯江孤屿及江心，“改变不大，城内及郊区则新建楼房甚多，水门头13层大厦正在建筑中，烟筒亦增多，面目已非当时之旧。”

“这个酒店，前几年下穿工程时停掉的，是温州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产物。”伍显军的声音打断了我。遗址边，一幢高楼耸立，黄旧外立面写着：海悦名邸酒店。人去楼空，它伴着江景，看着千年的港口遗址，不说话。

“它过去叫13层楼，20世纪 80年代是温州最高的建筑。”伍显军说。

一惊。

遗址边上的“13层大厦”

一年后，1982年10月13日，“至朔门公安码头过江至江心寺，已十八年未来此，孤屿仍媚中心。”那年他73岁，最后一次回温州，在朔门登船。

那天，这位世界级考古学家或许没有想起一件事。

1296年3月24日，元代温州人周达观以钦使随员的身份，从温州港乘海船出发，7月到达真腊首都吴哥，考察居住近1年，1297年（元成宗大德元年）回国，写成《真腊风土记》，是现存关于柬埔寨中古时代文物风俗生活的唯一记载。

700年后，作为温州人的他，对《真腊风土记》做了校注，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被认为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港口不会消失，历史不会湮没，而我们只是港口的时间过客。

（感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梁岩华、伍显军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陈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