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50年｜身世篇（上）：坐着消防车去考古

前情回顾：河姆渡50年｜展览篇：324件文物的第一次

1. 坐消防车去考古

1973年12月，王明达从杭州热水瓶厂“归队”到了浙江省文管会，那年30岁。

13年之后，他主持发掘了良渚反山王陵——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故事。

良渚考古的这场“石破天惊”之前，这个北大毕业的年轻人来新单位报到前一个月，浙江省也刚刚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考古发掘。

1973年11月，余姚河姆渡遗址开始第一次发掘。

第二次发掘现场

“前所未有”这个限定语，不是随便可以按的。

1972年和1973年，很多重大考古发现同时出现。查一查大事记，1973年，有甑皮岩、河姆渡、新乐、胡头沟等；而马王堆汉墓、银雀山汉墓（没有传世的《孙膑兵法》出土），都是1972年的重大发现。这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有很大的关系：找桥修路、农田建设。所以，在这个特殊的年代，考古工作没有停下来。

1973年之前，浙江境内的考古工作，什么样？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杭嘉湖地区已经相继发掘了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比如老和山、马家浜、钱山漾、邱城、水田畈等。可以说，杭州湾以北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逐渐显露——五六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存，这在当时的考古界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但是，钱塘江以南，几乎是史前考古的空白区域。地处东海之滨的宁绍地区，除了低山丘陵之外，大多是地势低洼、海相沉积淤泥深厚的地形环境，大家认为，数千年前，古人不会选在这里生活。

牟永抗也有同感。1958年，他几次看过姚江边的若干地点，“觉得在那里发现遗址的可能性很小。”

6月30日，文管会的电话响了。

牟永抗接了电话。那头，是余姚文化馆的许金跃。“姚江边上河姆渡头水利工地发现石器和陶片”，“有石器也有陶片，而且陶片是厚厚的黑黑的。”

工地在浙江余姚丈亭区罗江公社的渡头村。他挂下电话，还是保持怀疑。7月2日下午，王士伦从河姆渡回到杭州，在历史部考古组办公室展示从现场带回的骨器、石器和陶片。“在场同志对这批陌生的遗物感到十分新奇，觉得应该进行抢救。”

他们是坐着消防车去考古的。

7月3日上午，汪济英、魏丰、傅传仁、牟永抗、劳伯敏乘火车出发，中午到余姚县城，发现下午已经没有公共交通了。文化馆长郑保民“凭着面子”向邻近的县消防中队借了一辆消防车。

八个人像消防队那样，单手紧握拉杆，侧身分立消防车两侧，到达了离现场最近的河姆渡车站。“一路上除了没有拉响消防警笛外，着实地让我亲身领略了一番保护文物如救火的感受。”牟永抗后来在《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试掘及第一次发掘的若干回忆》中这样描述。

为了确保夏季双抢丰收，渡头村要在短时间内建成灌溉排涝两用机电站，这一带都是冲击淤土，开挖很方便。

“渡江来到姚江北岸，已开挖用作安装抽水机的大坑，已经穿透浅灰色的冲积淤泥层，挖到了深黑色的文化层，伴随着遍地的遗物显露出一排排密集的木桩，一处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毋庸置疑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姚仲源、吴玉贤、林士民、牟永抗、王利华、魏正瑾、许金耀、公社罗书记（从右到左）在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现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参与了试掘、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的劳伯敏，今年88岁，他负责了那次试掘。他说，试掘，其实就是捡东西，不分考古地层，因为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所有人都没有经验。

当时，几乎没有开展过重大考古项目的浙江省，各方面对此空前重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立即组织了1973年下半年的第一次考古发掘。

河姆渡第一次发掘现场

第一次发掘，木构水井发掘现场

第二次发掘现场

这里要插播一个知识点，1962年9月29日，浙江省文管会已和浙江省博物馆合署办公。10月，原文管会全部业务归属博物馆历史部《考古学报》1978年第一期刊发的河姆渡第一期发掘报告，署名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

第一次发掘，从1973年11月持续到次年1月。但是，发掘面积只有600多平方米，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再一次大规模发掘势在必行。

2.谢辰生的两封信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要推动此项工作难度不小。周中夏正好分管此事。他是浙江省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从事文物工作三十多年。

1976年4月，由浙江省文化局出面，邀请全国各领域相关专家在杭州召开了河姆渡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

谢辰生（时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处副处长）也来了。他回京后，给周中夏寄了两封信。

周中夏之子周刃在《父亲的考古笔记》一文中，记录了这两封信。

中夏同志并转英田同志（张英田时任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

在杭州承蒙热情照应十分感谢！回来后把会议情况在局务会议上作了汇报，大家非常重视，冶秋同志也认为很重要，同意继续发掘，不久我们即可发文给你们。如何具体组织还希望你们多考虑。经费问题因今年我们不掌握机动经费，完全由我们出不大可能，但可以商请财政部给予部分补助，我们初步考虑几万元是可能的，先以私人通通气，千万不要外传。希望在作方案时把经费也写进去，以便有所根据。否则我不好说话。发文时我想抄致省“革委会”以引起重视。看来公社党委很急，如果今年发掘，方案还要早些做出才好。我们将尽可能给予支持。匆匆。即致敬礼！

谢辰生。1976.5.5。

但是光有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还不够，浙江当地还有许多问题要协调落实。见浙江方面迟迟没有动静，谢辰生一个多月后又来一信催促：

中夏同志：

前去一函及文物局书文想已看到。河姆渡问题不知进行情况如何？发掘工作必须早作准备，计划亦盼能早日报局。涉及经费补助问题如时间过晚即将发生困难矣！同时要邀请兄弟省市有关单位参加，亦需事先通知，以使有所准备。如有变化，请即来函告知。匆匆。即致敬礼！

辰生谨上。六月十九日。

我们再次翻看河姆渡的大事记：1977年，国家文物局空前特别下拨10万元资金，用于河姆渡遗址的第二次较大规模发掘。

1976年谢辰生致周中夏关于河姆渡发掘问题的信札。图片来自“浙江考古”

1977年9月27日河姆渡发掘领导小组会议笔记。图片来自“浙江考古”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

夏鼐先生在1977年第4期的《考古》上发表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中，正式把河姆渡遗址的第③、④层文化遗存命名为“河姆渡文化”。同时，还由此得出了关于浙江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一个阶段性认识：河姆渡文化之后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

很多人应该知道，良渚文化的命名，也是这位温州籍考古学家，而河姆渡文化的命名，还要提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碳十四。

1959年，夏鼐的办公室。他递给仇士华、蔡莲珍一本书——美国物理化学家利比写的《放射性碳素测年方法》。1949年，利比发明了碳十四测年法，1960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夏鼐最早关注到这个科学发明，他认为，这对考古学的发展有划时代的意义，想在国内建实验室，但没有人。这对夫妇原本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从事核技术研究，夏鼐找到钱三强，把他们调到了考古所。1965年，中国第一个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诞生了。

夏鼐在考古所的实验室

我们现在说起河姆渡的标志性意义，有一句金句：它的发现，首次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是，这个认识不是一步到位的，年代的确认很关键，而一开始，大家并不认为河姆渡的年代可以到7000年，虽然，眼前看到的，是在全国其他同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中前所未见的新“东西”。

碳十四，如今只道是寻常，但在50年前，它的应用有着颠覆性的意义。1977年第二次发掘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实验室和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用碳十四方法分别做了年代测定，共测出27个年代数据，显示河姆渡遗址形成于距今5300—7000年之间。

摇篮，从这里开始摇起来。

3. 苏秉琦的讲话

“10万块钱真是不得了了。”

34岁的王明达参与了第二次发掘。他记得，一万八，买了一辆“钱塘江”牌大货车，炊事班用来买菜、送菜；三万块盖了一个大库房，500平方米。

1977年，王明达（手拿器物者）在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现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他做了大量后勤准备。先打了一批考古工具箱，上面有“考古”两字，一个人一个编号。考古工具也自己做。他请文物干部帮忙到上虞乡下找打铁匠，定做了平头铲和尖头铲，各200把，这批工具一直要用到80年代吴家埠和反山、瑶山等遗址发掘。

“每个人都负起了责任，这是河姆渡考古必须要讲的事。”那时候还没有考古领队，全国开始实行领队制度是1983 年。“河姆渡就是集体观念，艰苦条件下，坚守下来的。”

有一天，舟山文管会的陈金生来了，背着30斤咸带鱼。他从舟山先坐轮渡，再转火车、公交车，“大家感动得要命，东海带鱼，很咸，但是生活大改善了，这是唯一吃好的一次。”

王明达、王和平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第二次发掘，从10月6日开始。

王明达打开两本小本本，一本记日记流水，一本记录来工地的专家学者的讲课。

王明达的小本本

1977年10月6号，余姚招待所会议室，开学典礼，下午考古队会议，晚上看电影。

10月7日，余姚出发去河姆渡。

10月8号，上午罗江公社民工开誓师大会。下午正式开工，挖耕土。

这二期发掘，整整4个月，1978年1月结束，之后开了一次全省文物工作会议，王明达回到杭州，还有5天就要过年了。

在没有网络的年代，河姆渡已经在全国引起轰动。1977年，第一个到遗址的考古专家，是严文明，还有厦门大学的吴绵吉、陈国强。

11月1日晚上，罗江机埠楼上开了一次座谈，严先生有一段讲话，王明达做了笔记。

【王明达日记】

7月11日，阴雨

严文明：一层不会是干栏式建筑，从红烧土、柱础等现象可以证明，应该有灶。

二层柱洞下有垫板，也不是干栏式。

重点在三四层。

木桩重要的是找出来的打入面。四层地层较厚，注意要把地层区分。

田野中分期细一些，对文化的各期特点认识有好处。特点不抓牢，文化命名会造成一些混乱。

严文明先生说的“层”，指的是河姆渡的四个文化层。

通过1977年下半年的较大规模发掘，更加确认了河姆渡第一至第四层的地层关系及其不同阶段文化内涵上的异同，初步提出了河姆渡文化“四期说”。

一般而言，我们把河姆渡遗址一到四层为代表的遗存统称河姆渡文化，年代可以分为早期（一期：距今7000—6500年、二期：距今6500—6000年）和晚期（三期：6000—5500年、四期5500—5300年）。

“严先生从建筑上，其实把一二层与三四层的不同文化区分开了。河姆渡四层不应作为一个文化。”王明达说，他也提出，要把河姆渡四层分开，把鼎和豆的出现，作为不同文化的区分（二层开始）。

11月11日下午，苏先生也来了。一同来的还有吴汝祚、杨鸿勋。

苏秉琦，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 。那时候没有“双十一”，王明达用蓝黑墨水写下的时期，整整过去了50年。

苏秉琦先生在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现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王明达日记】

11月12日上午，苏先生来工地指导。下午发现灰坑一处。

王明达等人一起陪他看完工地，苏先生不动声色，缓缓说了一句话：大面积、大兵团、粗线条。

对于概括河姆渡的发掘，这句依然是经典。

请注意，第二次发掘面积达到了2000平方米。浙江还没有经历过这么大面积的考古发掘。现场布了20个探方，20个“看方人”，刘军是“总看坑”，梅福根为“副总看坑”兼管库房。

除了30多个考古工作者，光是各个地方的文保员就来了54个。中午吃饭，王明达记得，当地来参与发掘的民工最高记录达到200人。其中还有三个编箩筐的竹工，挑土和装陶片的竹筐，都要现场自己编起来。

这就是大兵团“作战”。

那粗线条呢，是批评吗？

这一次，考古队吸取了第一次“5米×5米”的教训，改成了10米×10米

什么意思？

有一句著名的话，考古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探方就等于他们在大地上铺了一张巨幅米格纸，所有遗迹遗物都在这个网格里记录，为以后的研究和复原提供科学数据，这也是科学考古方法和非法盗墓的本质区别之一。一般情况下，探方大小为5米×5米，是个正方形，但根据实际需要会进行调整，如果大型遗址或者墓地，探方太小会把遗存割裂，影响整体判断，就会采用10米×10米。

南方和北方发掘方法不一样。王明达发现，去掉表土，遗址包含从7000年-5300四个文化层，最厚的地方有4米。年代跨度这么长，遗物又如此丰富，迹象以房子为主体，这么大面积，很难完整揭露。

因此，10米×10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一个人看方看不过来。

“到上面稍微高一点看下去，4米多，相当于三层楼不到一点了，那是不是很壮观？”

第二次发掘，发现了大片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遗迹零散墓葬27座，灰坑28个，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木器、编织物等各类遗物4700多件，陶片20多万片，还有大面积的稻谷堆积层，以及极其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含芦苇编织物和绳索等）。

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绘图场景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11月15日，在河姆渡大库房，苏秉琦做了一次讲话。

【王明达日记】

田野工作的质量和整理工作的关系：买菜与烧菜。

河姆渡在浙江的重要性：7000年到4000年左右，这三千年内，原始氏族制度解体这样一个阶段，吴越国家的产生之前的重要联接点。又有自己的特点：有肩石器（锛），马蹄形带肩，比骨耜重要。带有东南沿海直至东南亚特有的地区特点。

我们工作的重点：

1，把原有的四层划分，年代分期更进一步。第一层再分早晚。第三层与第二层没有明显的墙，有区别，但没有缺环。三层的上层与二层很接近。在田野工作中就要心中有数。

2，器物上对常见的、明显的特征的三五种做基本的文化上的分期。

“认识几种器物，任何一块就能分辨出是某种器物（就是摸陶片），哪怕是一种器物的认识，认清也好。”

吴汝祚、吴玉贤、苏秉琦

从严先生和苏先生的讲话里，你可以感受到，考古人最在意的是什么？不是挖到了什么宝贝，而是“分期”，怎么把地层分得更细，把年代搞得更清，把田野工作做得更清楚，这才是他们的本命。

苏先生的讲话，便是对“粗线条”的解读，田野工作中，文化层可以分得更细。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唐宋元差不多700多年里，经历了四个朝代，中间还有分裂的五代十国（不太恰当，是因为史前的社会变迁速度和历史时间是不同的，但你可以这么理解分期的意思）。但是，河姆渡距今7000年-5300年，在1700年里，分成四个阶段，社会的激变，400多年一期，太粗放了。苏先生的思考，回到了田野考古学的根本问题：地层学。

严文明先生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说，当时发掘是科学的，四个层位现在看来没有任何差错，只是细分不够。

“我觉得这到现在还是要探讨的。”王明达说。

一个50年前的考古发掘，直到今天，依然是活的，是进行时，没有终点。

11月8日，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特展在国家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研讨会同步进行，大屏幕上打着主题：实证稻作文明的摇篮。

“我们说，河姆渡是稻作文明的摇篮，但是摇篮是要摇动的，它是会成长的。”方向明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把大家逗笑了。

“我作为在黄河流域工作的人，很敏感，因为一说河姆渡，它代表了一个很早的时代，给人造成一个时间上的错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看完展览，有种感觉，如果把8000年井头山遗址当做河姆渡文化来认识，一点没有违和感。但是，他提出一个问题：“一种文化，可以发展3000年吗？”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牟永抗《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试掘及第一次发掘的若干回忆》

牟永抗《有奋斗、有目标才是学科——牟永抗自传》

周刃《父亲的考古笔记》

部分图片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永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