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于6月13日凌晨去世,享年100岁。黄永玉先生子女黄黑蛮、黄黑妮、李洁琴携孙黄香、黄田今日敬告:
我们的父亲黄永玉因病于二O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三时四十三分离去。我们尊重他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告别、追悼仪式。
黄永玉先生,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1924年7月9日(农历)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祖籍为湖南省凤凰县城,土家族人。中国国家画院院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央美院版画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艺术家。
黄永玉先生也是钱江晚报“春风悦读榜”第二届年度致敬奖的获得者。10年前的夏天,2013年8月,在黄永玉90大寿的前夕,我的同事张瑾华、马黎去北京拜访了他,采写了一个近万字的专访报道。
通过这些故事,你可能对很多人口中的“猴票之父”“画界鬼才”有更深刻的了解。
【见一见黄永玉】
8月9日,北京的天很早就亮了,5点半左右,太阳升起,然后丽日高照。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夏日从杭州来到京城。向着东郊而去。我们要去拜访一位老人。再过几天的8月15日,他将迎来九十大寿,生日的第二天,国家博物馆迎来一场他的个人画展。
北京万荷堂,一个在八月开满了荷花的地方,是黄永玉的家。在黄永玉自己设计建造的这处院落里,他每天阅读,工作,散步,晚上还会看看电视。这里还是一块狗踞猫盘的乐园,猫狗之声相闻。院子里的狗们性格各异,有的缄默,有的凶猛,有的警惕。宠猫们则入了内室,在沙发、各种雕塑和书架的顶部蹦来蹦去。可一众猫们中的“黄大恶婆”,却对我们非常友好,依偎到身边来,任由我们抚摸她深灰油亮的毛发。黄老见状开心地说:“她都好几天没见到我啦。”
北京36度的热天,黄永玉先生刚从外面回家。这几天他正忙着筹备自己的书画展。相濡以沫的夫人梅溪,儿子黑蛮、女儿黑妮、还有孙子孙女们这几天都聚在京城。
老爷子十分讲究地穿了件很精致的粉色衬衫。他是个注重细节的人,要见客就会穿得漂漂亮亮的,听他的朋友说,要不是天太热,他还要打小领结呢。
在万荷堂的一间大画室里,老爷子手上一根长烟斗,侃侃而谈,不时哈哈大笑,也时而一声长长的叹息。
这个笑傲江湖的人,有时又叹息在一个个时代的惆怅里。
当他笑称自己是走过江湖的“土匪”时,倒很像是他喜欢的古书《世说新语》中的某一位高寿的妙人。
黄永玉经历的人生太精彩,太跌宕,老爷子感叹自己是个经得起折腾的人,“韩信受一次胯下之辱,我受一万次都不止”。
他说他个人的经历,是那个时代的肉。这些年,他一直在写这些“时代之肉”,结果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了60多万字,在《收获》杂志上连载四年,三大册书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因为他的经历奇奇怪怪的,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又确实多不胜数,所以,60万字,只是童年至小学毕业的经历,正好构成第一部《朱雀城》三卷。
“接下来,我要写八年抗战时期的故事。我没法跳着写。”老爷子抽一口烟,成竹在胸地谈论他和心目中排在第一的文学的未来。
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造就着个体的人生和时代的悲喜。他回忆那些比他老的老头们——沈从文,钱锺书,黄裳,周有光,林风眠……忽然又笑起来,很孩子气地说,“我永远是最小的”。而那些他错过的人物,像丰子恺,邵洵美等等,在漫长岁月后依然引发着他的惆怅。
这是个情感有多丰富的老人!他在提到在香港为他敬重的林风眠大师扶灵时,在记者的本子上写下了他当时写的挽联“别梦踯躅,离魂飞扬”,这是取自江淹的《别赋》。
畅谈了许久。午后,我们离开他的家,告别。阳光射进古朴的高梁大屋。他对我们说,“不要错过老人”。
是啊,不能错过老人,不能错过有趣的老头。不能错过老头黄永玉。
【做一个明白人不容易】
万荷堂的黄永玉画室内,有一幅对联:“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把我们带入了一幅黄永玉挑灯夜读的画面,意境很美。
黄永玉书读得很杂。最近在读《赫鲁晓夫回忆录》、《邱吉尔回忆录》等书,还有契诃夫的小说。文学书读的最多,外国人写的美学书哲学书,有的像天书一样,他也啃得动。他说他读书不是做学问,是作为娱乐。
记者问黄老读的书是否破了万卷,黄老答,一万卷不止吧。但他仍谦称自己是个很没有学问的人,对有学问的人都很佩服。
黄老为钱江晚报读者题了几个字,写的是:“做一个明白人不容易。”
而他深交过或神交过的人,很多也是因“文”而缘。
林黛玉和潘金莲
记者(以下简称记):中国的四大名著这些您喜欢吗?是小时候读的吧?您还画了那么多的水浒画。
黄永玉(以下简称黄):《红楼梦》我不大看,一直到现在也不大看。我觉得没趣。看过很多遍,就是深入不进去。很多有学问的人都喜欢,毛主席也喜欢《红楼梦》,我就不喜欢,我最落后。大概这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系。像《水浒》、《儒林外史》、《世说新语》、《唐语林》这些我都有兴趣,也受它们影响。
记:那大观园里这么多女孩子就没有一个您欣赏的吗?
黄:我欣赏她们干嘛啊,林黛玉有什么好欣赏的,这么一个讨厌的人。总为了些小事情,关在一个园子里弄来弄去,世界那么大。
记:您讨厌林黛玉葬花太矫情吗?那林黛玉关在大观园里,是因为广阔世界她走不出去啊?
黄:那活该。
记:红楼姐妹们结诗社,您也是诗人,1982年时您还得过诗歌大奖的,您也不欣赏作为诗人的她们吗?
黄:我哪是诗人啊!诗是曹雪芹写的,曹雪芹有个特点,他写谁像谁,写谁作诗就像那个人作诗一样。我是觉得世界的文学那么广阔,多的是大作家,各种各类,形形色色的作家多的是,但一部《红楼梦》,有的人研究它一辈子。如果研究文化,仅仅是研究三个人,是个事儿吗。世界这么大!多的是大作家。
记:您画的《大画水浒》系列中,有一幅画潘金莲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您画的潘金莲很美,也不见淫色,还题了一句话,写着“写书的施耐庵也不饶你一个宋朝的小女子怎么活得了”,可见你对女性其实很有怜香惜玉之心啊。
黄:我不喜欢怜香惜玉这四个字(大笑)。我觉得自古以来,全世界的妇女,尤其是中国妇女,她们的命运很少有不苦的。男孩子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闯江湖就去了,怎么选择都可以,女孩子就不行。女人比男人有更多被动。
《水浒》中的女性,除了一个女人外,没有一个真正坏的。我都同情她们,连王婆我都同情。阎婆惜和张文远宋江,一边是爱情一边是政治,阎婆惜是宋江包下的,宋江对她又不好,她当然觉得张文远比宋江好,爱上他也是自然。潘金莲喜欢武松,但不可以,她只好去喜欢西门庆。“我爱了,把我怎么样”,我画上题的就很像是潘金莲的一句口号。
记:《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这类志怪书您喜欢吗?
黄:《阅微草堂笔记》的故事和《聊斋志异》不一样,《阅微草堂笔记》的鬼比较吓人,《聊斋志异》的鬼不吓人。我有个朋友,解放前中南海可以进去随便走的,他一个人半夜三更跑到中南海的一个大房子里头,没有人啊,他在等狐狸精,他是等聊斋的狐狸精,不是等《阅微草堂笔记》的狐狸精,那可怕死了。
记:他是在等爱情,不是在等狐狸精吧。
黄:是吧,《聊斋》里的狐狸精都是有情有义的。
鲁迅、钱锺书和周有光
记:您的木刻艺术使人想起当年推动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鲁迅先生,请您谈谈鲁迅好吗?
黄:鲁迅的作品可以说我比较熟的。我年轻时有机会读过他第一版的《鲁迅全集》,普通的红布做的封面,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学习他的风格,写文章骂人啊,学文风,用他的观点看问题。那套书是1936年他去世以后出的。
记:您那时候写的文章发表了吗?
黄:有的发表了,有的没有。反正我没有一篇有超过鲁迅的著作的。
记: 看来,在当代文化人中,鲁迅在您心中是特殊的一位?
黄:鲁迅以后,不再有我特别感兴趣的,看也看,但份量已不是太重。
记:看过您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都觉得你记性特别好,又读那么多书,博闻强记,让我想起《比我老的老头》中的钱锺书,你们数学都考过零分,都爱养猫,在《比我老的老头》里你写到他,你们还一起挨过骂,你还写了一首诗纪念钱老,我很好奇你们俩记性谁更好呢?
黄:不要去比噢。钱锺书他不一样,是另一种,大学问家。不能拿盐跟糖去比。学问里头不要去比。不过钱锺书这个人也比较调皮,哈哈。钱锺书做大学问,不过他抗战时期和后来干校的生活经历,让他也比较熟悉中下层生活。
记:历史学家周有光先生比你老,他是沈从文的连襟,你们交往多吗?
黄:我们叫他二姨父,是亲戚关系。“文革”时期周有光常来家玩。1953年,我们刚从香港回来。他和从文表叔他们坐在前面一张长板凳上,我们站在后面,我的爱人抱着黑蛮,不到一岁的黑蛮以为是把尿,尿拉在了周有光头上,周有光的脸上都是尿,他一定还记得。
记:他这个比你老的老头,性格跟你很不一样吧?
黄:完全不一样啦。他是文人,我是土匪。他什么都懂,家里叫他“百科”,周百科,百科全书的意思。他是非常容纳,开阔的胸怀。他家里当年比较富裕,他的局限性就是他是书斋型的,不可能对市井和江湖的情况了解太多。在学问上,人生态度上,他是很了不得的。
黄永玉与许天虹、邵洵美
记:五四以后的作品,像茅盾巴金郁达夫徐志摩这一拨文人的书,您看过吗?
黄:徐志摩是个大少爷。以前家里有钱到国外到处跑,他了不起的地方是把英国、巴黎的几个地名取得特别好,比如康桥,枫丹白露,翡冷翠等等,我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就是用的他的取名。
记:徐志摩是浙江海宁人,他现在的故居还在,您去过海宁吗?
黄:没去过海宁。但我想起海宁有位老先生,是翻译《大卫·科波菲尔》的翻译家许天虹,我1947年时见过,当时是因为巴金,我才在上海认识了他。当时我们在巴金先生的出版社的职员宿舍遇到了,许天虹从海宁来,临时住在那里,我进去时,开门的就是他。我打开箱子拿给他看一本翻烂了的《大卫·科波菲尔》,一见如故,许天虹又重新送我一套新的,签了名寄给我,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抗战时,我带着他的书逃难,这么多年,这书一直陪伴我。后来他回到海宁去,再没见过,也不知下落了。还有张照片,我和许天虹的合影,“文革”时被抄家,没有了。唉,惨无人道啊。
记:一面之缘,书结的缘,让您惦记了那么多年。我听说您今年秋天可能要去浙江嘉善,嘉善属于嘉兴地区,我想起嘉兴曾有位大翻译家朱生豪,您看过他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吗?
黄:他很了不起。他这么年轻,又这么年轻就去世了。像这些人,给中国文化作了这么多贡献,这么不幸,穷困潦倒。
记:您和很多文化名人都有交往,您在上海时,跟黄裳、汪曾祺先生成为“三剑客”已成了文坛佳话。还有在香港时,跟金庸也是朋友。
黄:这个我说得比较多了。那时候年轻,我们才20多岁。我们不一样,黄裳研究掌故写散文,汪曾祺写小说,我画画,不一样的人在一起比较有意思,各有脾气,但能互相容忍。除了他们,也有几位,是我错过的,比如邵洵美。
记:邵洵美当年是民国时上海滩风流倜傥的文化名人,可惜我只从《项美丽在上海》这本书略知一二。
黄:我这十年老惦记他。我最近很想做一件事,就是拍一部邵先生的电影,我觉得陈道明演邵洵美很像,我就拿了些跟邵洵美有关的书,让宋祖英带给他看。
记:您为什么会对邵洵美念念不忘呢?
黄:邵洵美是文化界的“等外品”,他做过很多贡献,也有一些缺点,但谁没有缺点呢。我们只要多看优点,在文化上的积累和沉淀就多了。邵洵美是个趣味派。当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也是他印的,他不但印了,还上街推销宣传。
记:您和邵先生在上海时交往过吗?
黄:没有,一面都没见过。这么好一位先生,当时我忙着进步,没空去看老人家,真是可惜。后来我专门写了一首诗《像文化那样忧伤》,“下雨的石板路上,谁踩碎一只蝴蝶?”……邵先生的女儿很感动,还来看过我。还有梁宗岱,一代大学问家,后来也很潦倒,他们都不该被遗忘。
【没人可以替我记录我的凤凰】
1937年,12岁的黄永玉离开故乡凤凰,开始了漂泊旅途。直到50岁,才回到故乡,他说,他和家,整整分开了一个抗战和一个解放战争。
人会老,城也会老,有人劝他,别回凤凰去了,那座城旧了变了,连母亲的性情也改变了。当年,母亲是第一个把新文化带进凤凰,第一个剪短发的新式女子。到皱纹满脸时,甚至买菜时开始讨价还价,“我几乎失去了她过去的面貌。”
1947年,黄永玉曾有意回故乡,老友汪曾祺在给沈从文的信里,也提到过对回故乡这件事的审慎态度:“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什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
但是,老头不是个只会悲戚伤感的人。“我见过、听过不少世面,这点痛苦不当一回事。我得老老实实回去,告诉我那帮朋友同学,能出来就出来,这辈子出不来的,知道了,别让下一代人走我们的老路,卖房子当衣也要让他们出来学学。要这样,我们的城,我们的人,才能和外头的人、新学问新事情碰头会面。”
那些河流、树木、井水,在浪荡汉子的记忆里,保存着体温一般的温度。他把这些大事小事,一点一滴,画在了一幅幅故乡的画里。画里说不出来的,就要写下来。他一直在写故乡的书,于是有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近乎丑”的孩子,小说里名叫“狗狗”,原型是黄永玉,朱雀城就是凤凰城。凤凰的风土人情,父母的命运起伏,快乐与忧愁,他都要原原本本写下来,“没有人可以替代我。”
《黄永玉全集》文学编的主编李辉认为,这是一部具有民俗史、生活演进史架构的小说。
“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你想望。”
黄永玉为他读过的文昌阁小学,写了一首校歌。这是漂泊几十年来,他对于故乡的情愫,而这里,也埋下了他和表叔沈从文的交集。沈从文也在这里念书,还是同一个教室。1982年,80岁的沈从文在黄永玉的陪同下,最后一次故乡行,“两人同时走进文昌阁,在同一个场所追寻不同的回忆。”李辉这样写道。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陈寅恪。
2000年,黄永玉读《陈寅恪的家族史》一文,得知陈寅恪夫妇骨灰归葬的难题,他知道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在湘西治河、养民,就住在凤凰城。他便主动联系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两人同上陈氏家族居住过的庐山寻找墓址。几经周折,多方努力,山回路转,这位国学大家的骨灰,终于得以在庐山入土为安。陈寅恪的子女,特地请黄永玉在墓地的石碑上,书写了父亲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侠义心肠,这是凤凰的山水养出来的性情。这些年,他为家乡修建了8座桥,全部自己设计、出资修建。在凤凰,有风、雨、雪、雾;去年在吉首,又添了爱、肥、花、醉,四座人行桥,诗情,又有趣的名字,一看就是老头出品,而每座桥的设计、雕塑、出资,全部自己完成。
“可以克隆一只羊、一只老鼠;办不到
克隆一对亲生父母和
一角美好的风景,
一段难忘的历史。”
这是黄永玉的凤凰,无法克隆的回忆。
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什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
沈从文
凤凰的表叔
记:沈从文对您的文学、人生有些什么影响吗?
黄:我文学上没受他影响。沈从文这个人,是一本很厚的书,文字很深,而且是古文,你越翻越有意思。他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他的思维、生活方式,必须慢慢地翻。我受他的影响,是在人格上,但是我追不上。
他朴素得不得了,不像我们活着的人那样生活。他家里没有桌子,我给他买了一张,他着急了,说哎呀不行啊,你不能送给我;他有一个收音机,这么小,一开就呱啦呱啦响。他一写东西,就开那个机器,让他产生一种障碍,一个屏障,免得外头的人影响他,但他就很习惯那个声音。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大收音机,他又:哎呀,你绝对不能怎么样怎么样……
记:他对人一直这么客气吗?
黄:不是客气,他是觉得没有道理。而且我们这么熟悉的关系了,可是呢,他就是这样。
记:您写过,他也不太上馆子吃饭。
黄:谈不上,很少。巴金先生来了,两个人上牙下牙都没有,就吃鸡蛋糕。他们一谈话,我就走开了。
巴金先生那个时期,同他还不一样。巴金受到重视,他没有,两个人谈话,还有距离。他的风浪,在那时已经平息了。巴金先生的风浪刚开始。他平安以后,做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却自得其乐。巴金在风浪里头颠簸,那不一样。
记: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吗?
黄:一直很好。这种好,跟巴金同萧乾、曹禺的好,都不一样。巴金尊重他,因为他是非常透明的一个人,没有渣子,不用担心什么,他仅仅是担心他遭受什么,能承受得了吗?后来一看,他自在了。
沈从文的政治水平,是非常低的。他很努力,那些政治学习的马列的书都翻旧了,但是这个没有用。
有一个领导,也是我们家乡人,年轻时在北大跟他一起的,很严肃的人,没有趣,但感情上要来看他。那天,苏联卫星上天,沈从文高兴,吃午饭时说:哎呀,苏联卫星上天了,我想入党,做一个纪念。那位领导人说:“入党就入党,怎么还做纪念,以后可不要这么说了!”人们尊敬他,但又怜悯他。
写故乡
用古老的故乡思维
记:说说您正在写的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吧,和故乡之间有哪些关系?
黄:小说的整体,或者说将来我要完成的模样,就像我最近说的一句话,我用的都是古老的故乡的思维。我判断一件事,回忆过去和未来,情感也好,理性的分析也好,都是用家乡的思维。包括写文章的方式,题材,文法,都是把家乡的思维,翻译成普通话。所以有出入。如果用北京话的思维,就麻烦了。这点恐怕是我文章的灵魂。
还有一点,就是用故乡的道德观念分析、判断问题。家乡是祖国的一个部分,爱家乡,就是爱国。怎么让人家看我这个小说,就能看到我们怎么爱自己的土地,以及和土地的关系。
记:我们都断断续续看过一点,非常喜欢。
黄:说到凤凰,主要是我的小学老师好。他们不是很封建的,他跟我们解释古文,也用新观念解释。我小时候读了不少古代的书,所以到了厦门集美念初中时,一翻书,惨了,这么浅。再看看高中的书,哎呀,我都读过,这怎么办呢,这么多年,难道就读这些?而且老师解释的方式也不像我家乡的老师,解释得这么透彻、有意思。所以我就跑到图书馆,自己找书看。当然集美时不一定所有的书都浅,也有深的,比如数学啊,英文啊,物理啊,对我来说,这些东西都很深的,我就不管了,很浅的呢,又看不起,所以留了五次级。
记:您一直在写自己经历的一切,是不是要写成一部中国的《追忆似水年华》?
黄:我不想这个那个,我写我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记:小说的背景、内容特别宏大,您已经写了60万字,构思中有多少万字?
黄:我的观点是,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目空一切的。我不管你传统文学、古代文学、中外文学,我在写作的范围里,必须目空一切。我不学习哪一个,就像我画画一样,我从来不像谁,要自己画。然后,我也不希望它成为了不得的东西,写完了就算了。但我不一定写得完。因为现在60多万字,才写到12岁。朋友们希望我先写解放后,我也想,但是,我怎么能落下8年(抗战)呢?所以,这是一个矛盾。写不出就可惜了,因为我知道的事,别人不能代替。
【一个人的西湖,与林风眠的别赋】
漂泊,在黄永玉的生命里,虽不得已,却让他成长。
他的漂泊路线,跟他的学习、交往、艺术养成,相融相沐。其中一站浙江,便是他木刻生涯的起点。
在集美学校读书时,美术老师朱成淦,鼓励13岁的黄永玉学习木刻。上世纪30年代,因为鲁迅推动新兴木刻运动,这一艺术形式,成了直面现实的有力武器,报刊上,一首诗,配一幅黑白木刻,成为当时的流行。《战时木刻》、《木刻艺术》便是黄永玉的案头书。
其中,《战时木刻》由“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战时木刻研究社”出版,编辑部地址为“浙江永康麻车头战时木刻研究社办事处”,主编野夫,他还写了《怎样学习木刻》,李辉说,这本书促成了一位木刻家的脱颖而出。
同时,野夫和金逢孙还在金华、丽水一带办了东南木刻协会,这位朱老师写信推荐黄永玉入会,跟他一起入会的有钱同学林振成,帮他交了1块2毛入会费,还送他了一盒木刻刀。
而杭州印记里,有他尊敬的林风眠,有少年时偶遇的李叔同,还有错过的丰子恺,“我怎么能够不去看他呢,多可惜,我辜负了这些老人家,失掉了好多机会,不应该。你们这一辈的人,不要错过老人家。”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看世界的心情,也就和李叔同一样。你们太认真了,不如作一个揖,扬长而去,这种境界,很难。
杭州,从皮市巷到西湖
记:还记得第一次来杭州是什么时候吗?
黄:1937年,我从家乡跟父亲到了安徽,有个叔叔想把我带到福建厦门集美念书,于是,我从安徽到宁波,经过杭州,到上海,再坐船到厦门。
我的叔叔是北大毕业的,与一些文学家有来往,他带我去见诗人刘宇先生,在他家住了几天。后来,我跟他一起去看许钦文(注:浙江作家,曾任中国作协浙江分会副主席),又去看钟敬文(注:民俗学家、散文家)。
许钦文住在杭州笕桥,那里有一个万国公墓。我搞不懂,他怎么会到死人的地方住,结果一去, 哦,原来这么大,他在一个很辉煌的楼里,殡仪馆楼上的一个房间住,请我们吃了饭。我第一次吃到了醉虾,它会跳!我感觉特别有意思,但现在觉得太残忍了,太可怕了!
记:第二次来,您就去拜访了林风眠?
黄:1946年,我去找一个版画家、老大哥章西厓,他在《东南日报》做美术编辑,住在皮市巷,皮市巷现在还在吗?
记:还在的!
黄:对,就是这个皮市巷,有一个有钱人家的别墅式的房子。我敲了敲门,没人,那天还下着雪,我想糟糕了,身上就2块钱,万一不回来怎么办,就去西湖边散步。走走走,看到一个在书上见过的地方:楼外楼,一进去,很多桌子,靠湖边,走上去三级台阶,一个人也没有,我叫了一碗羊肉面,这么大一碗来了,我就拿着放胡椒的铁罐子,上面打几个洞的那种,洒了一下,“哐”,盖子掉了,整瓶胡椒都进了面里。我看看又没人,赶快把罐子放到另一个桌上去。这么一罐估计要2、3块钱,我赔都赔不起。所以那一碗羊肉面连着一罐胡椒一起吃光了,吃得满脸通红。
我到了章西厓的家,他的老妈妈、姐姐、姐姐的女儿、儿子都在,早餐吃甜酒鸡蛋桂圆,我就想,我1937年离开了家,这么多年了,哎呀,有个家多么好,这么温暖。
后来,我去逛西湖,印象最深的,一个是陈英士的铜像,是真的铜汁熔铸的。还有一个孙元良抗战八十八师抗战铜像,然后,就去看林风眠。
那次去,他不在家,门口一个小孩儿:“林,先,生,不,在,家——下,次,来,玩,啊!”说话特别怪,我又拍了一次门,他又是老话,特别有意思。
第二天,我们才知道,这是看门人的儿子,大人教他看到有人来就讲这句话。
不敢说与林风眠先生很熟
记:见到林先生后,你们交往多吗?
黄:我跟林先生来往不多,见过几次面,在杭州、北京、香港。我不敢说同他非常熟。艺术界常常有这样的人,稍微挨一点边,就说我同他非常熟。我不熟。但是很尊敬他,后来在香港一起会吃饭,但艺术上探讨的机会不多。
“文革”后,他遭遇到困难了,我们都听说了。但是,你年纪小,你不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远远的友谊。一方面怕影响他,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共同的危机,共同的深渊,一接近就会出事,就有人汇报。为了老人家,也为了自己。
我到了上海,一定都会去看林先生。有一次,我带了高丽纸给他,张乐平、黄裳、唐大郎都陪着我,就这样,有人揭发我,说我和林风眠说的:“现在中国艺术界没有人了,就只你同我了”,哎哟,怎么会呢?林风眠是我的祖师爷都不止,我怎么会跟一个老人家讲这样的话呢?
后来,他离开上海到香港,受了好多委屈,我也去看过他。那个时候,人们都希望他能回到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有位官员希望我一起帮忙说服他回来,旅游也好,住家也好,一切都没问题,林先生笑笑,说好好好。离开林家,同行那位就怪我,干嘛不帮他说话,我说,明知道他不会回来,叫他回来干嘛。
他在香港去世,我去扶灵,写了一副对联,用了江淹《别赋》里的一句话,我给你写。
(他在记者的笔记本上写了起来。)
别梦踯躅,离魂飞扬
(注:《别赋》原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
记:您觉得林先生该不该回来?
黄:无所谓,都八九十岁的人了。他怎么选的,怎么好。我们替他想,都是无效。
他是伤心透了。韩信受胯下之辱一次,我就一万次都不止了,我整天在江湖里泡着,还折腾得起,林先生是很纯粹的画家,不一样。
林先生和我还有一段渊源。抗战开始,杭州美专迁移,经过湖南沅陵,沈从文的哥哥、弟弟,帮杭州美专找地方,应付地方上微妙的关系,所以林先生每次见到我就惦记地问:那个沈大大怎么样了,弟弟怎么样了,每一次都问。
到了鲁迅故居没有进去
记:后来您还去过浙江哪些地方?
黄:“文革”后,我从杭州去绍兴,跟黄裳、马国亮、章西厓、刘河清、王丹凤一块儿。我们在面包车里面,街上的妇女很激动(黄老学着绍兴话):看,王丹凤王丹凤!我指着黄裳说:“那,王丹凤王丹凤!”她们赶紧说:“勿是伊,勿是伊!”
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我要写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到了鲁迅纪念馆,我们去看三味书屋,到了门口一看,又是大理石,又是灯,我马上就不进去了。回来以后,我写了封信给夏衍:莎士比亚的房子,多少年前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为什么把鲁迅的房子弄成文庙一样?这么好的一个真实的古董,变成了一个人造的古董。真的古董,你打破它,用假古董代替它。
前年我又到过杭州,像我老家凤凰一样,都是人,那个空气,不是我们呼吸的空气,而是指文化空气,污染得厉害,把人都浮起来了。那些安静的,融入在文化里的最宝贵的东西,没有了(他又叹了声气)。
李叔同的一个画面
记:您17岁到福建泉州,和李叔同有过一个月交往,他还给你写了幅字:“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没想到您去取字时,他就过世了。这段交往,让人很感动。他曾在杭州虎跑出家,您去过虎跑吗?
黄:没去过。讲到李叔同,有一幅画面,一直在脑子里。黄炎培和他的夫人,想说服李叔同回家,和妻子团聚。结果呢,他们到一个地方吃斋饭。一张桌子,黄和夫人面对面,弘一法师和他的夫人面对面,夫人一直哭,他没有吃,盘腿坐着。吃完饭,黄昏了,送他回虎跑寺,他们坐着一个小船,夫人坐船头,黄炎培两口子坐中间,他坐船尾,夫人就哭。靠岸了,李叔同作了一个揖,回头就走了,这一辈子没有再见。
人生就是这样,能这样处理,也能那样处理,看你怎么看。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看世界的心情,也就和李叔同一样。你们太认真了,不如作一个揖,扬长而去,这种境界,很难。
记:您觉得自己有没有这个境界?
黄:我怎么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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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