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民法典#维权不再难 民法典草案明确“性骚扰”责任主体

性骚扰，一直是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近年来，职场性骚扰和校园性骚扰频频出现，不少是在校教师或在职同事领导利用职务之便，性骚扰女性。

5月22日，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对于民法典草案完善对性骚扰的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温州市鹿城区松台街道桂柑社区党委书记柯建华谈到：“许多人被性骚扰后选择沉默，他们主要担心事情被公开后，对工作和生活产生的影响。但沉默，会使加害者更嚣张。”

柯建华认为，此次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中，特将性骚扰写入，同时明确责任主体应建立性骚扰预防机制，对骚扰者能有一定震慑作用。

民法典草案一大亮点

将“性骚扰”写入其中

“性骚扰，长期以来都是社会公众比较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对性骚扰的规定并不明确，可以说几乎没有。”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毛利忠介绍，目前关于“性骚扰”的明确法律依据，是《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遭遇性骚扰后要如何维权？毛利忠律师特别介绍，首先受害人可以向单位、有关机关投诉。其次，若要对行为人予以处罚，则要求行为人必须存在构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受害人才能提请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或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发现，第44条规定，行为人的行为要达到猥亵的情况，才会对其进行处罚，”毛利忠律师表示，众所周知，猥亵远比性骚扰程度严重，“情节较轻的性骚扰，若没有达到猥亵程度，受害人很难维权，因为法律上没有明确依据。”

毛利忠律师认为，因为缺乏法律上的支撑和救济途径，导致被性骚扰的受害人，比如学生、公司下属等，产生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同时也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社会问题。

“我之前工作所在的培训机构，有一次校长带我们同事一起到KTV唱歌，期间他让男生和女生彼此问很露骨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性骚扰，当时就感觉不舒服。”市民黄女士分享了自己曾经遭遇“职场性骚扰”的经历。

此次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中第1010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民法典草案一旦通过，如果发生性骚扰的情况，对受害人来说，就有法律依据，可以进行维权，可以更好地主张自己的权利。”毛利忠律师介绍。

明确责任主体

应承担预防、投诉、处置和制止“性骚扰”义务

柯建华认为，用人单位负有教育和预防的责任，特别是在招聘的时候，需把道德品质作为一项自我评价的标准进行把关。

毛利忠律师认为，这是给相关单位戴上了“紧箍咒”，无疑会更好地控制和预防性骚扰问题。“这次的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中，强调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此处还将此前的‘用人单位’调整为‘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更加明确了责任主体。”

市民黄女士也表示：“性骚扰是一个职员的素质问题，用人单位除了要关注员工的能力之外，还要考虑员工的素质。”

公共场所的性骚扰谁监管？谁担责？

条款仍有完善空间

“我个人认为，针对性骚扰的条款，还有一定的完善空间。”毛利忠律师认为，法律虽然设定了单位相关的义务，但是未明确规定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尽管从立法精神或者法律原则角度来讲设定了义务，随之而来的就是在没有履行义务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我们发现，该条款中没有明确写明单位的责任承担问题，明确写明是否更为合适？”

此外，毛利忠律师特别强调，这个条款明确了单位对性骚扰问题的义务，但并未涉及更容易发生性骚扰的公共场所，例如集体活动、地铁、公交等。“个人认为是否也可以把这块内容写入，如果活动主办方、公共场所的管理经营方没有履行‘预防、制止性骚扰行为’的义务，根据其履行义务的情况，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