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书桌盲盒 | 沙子里的金子，碎片中的永恒——论《泥潭》的历史叙事与人性微光

文友赠送的第二届漓江文学奖·虚构类奖——长篇小说《泥潭》一书,封面内容即刻吸引到了我。灰黑的色调，抽象的人体，给人一种暗涌的窒息感。扉页上一张惊恐的人脸、扭曲的手指，以及作者刘楚昕的亲笔题字：“迷失在黑夜中时，不妨抬头看看星空；如果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人应当面对自己的良知。”封底则是小说简介，以及广西首位同时获得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的“双料”作家东西题写的：“通过书写，他的传奇像上了油的锁头那样打开了。”

当那位无名的亡灵在《泥潭》开篇处发出第一声独白时，我们便跌入了一个由记忆碎片构成的叙事迷宫。刘楚昕以惊人的文学勇气，将辛亥革命前后三十余年的历史风云打散成无数镜面碎片，再通过亡灵、编辑和“奇人”三个截然不同却又内在呼应的视角重新拼贴。这种叙事策略本身便是一种隐喻：历史从来不是线性流淌的清澈溪水，而是由无数个体记忆淤积而成的浑浊泥潭。13万字的篇幅里，作者不仅重构了武昌起义背景下湖北旗人、革命党人的命运沉浮，更创造了一种关于历史书写的元叙事——那些排版混乱、残缺不全的页面，恰是对历史真相最忠实的摹写。

《泥潭》最令人震撼的文学创新在于它构建了一个“文本中的文本”——那部被编辑解读的“残缺小说”不仅是情节载体，更是历史认知的隐喻。漓江文学奖授奖词精准捕捉到这一点，称赞其“以自我否定和自我增殖的方式搭建了复调结构”。这种叙事上的自我指涉与自我消解，使《泥潭》超越了传统历史小说的范畴，成为一种关于“如何讲述历史”的哲学思考。当编辑试图从混乱的文稿中拼凑出“真相”时，他实际上重复着每个历史研究者都面临的困境：我们永远只能通过残缺的、被中介化的文本来接近过去。刘楚昕刻意保留文本的断裂与不连贯，恰恰是对历史书写中不可避免的暴力性的一种抵抗——他拒绝提供平滑的、确定的历史叙事，因为那本身就是对复杂真相的背叛。

亡灵视角的引入是《泥潭》叙事策略中最富灵光的创造。通过一个已经失去生命却仍被记忆缠绕的叙述者，小说实现了对线性时间的彻底颠覆。亡灵的独白不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回忆录，而是“在时代洪流中的悲剧命运”的闪回与拼贴。这种叙事方式惊人地契合了当代记忆研究的前沿观点：记忆从来不是按时间顺序整齐归档的文件柜，而是由情感和创伤驱动的碎片化闪回。当恒丰、端瑞等没落旗人的命运通过这种非线性的方式呈现时，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明确轨迹，而成为个体必须不断重新解释、重新体验的流动场域。刘楚昕借此向我们展示：所谓历史洪流，对个体而言首先是一种记忆的混乱与重构。

《泥潭》中三位主要叙述者——亡灵、编辑和“奇人”——构成了一个精妙的叙事三角结构，分别代表了记忆的承载者、记忆的解读者和记忆的变形者。这种多声部的叙事安排使小说成为名副其实的“复调”作品，没有哪个声音能够垄断真相的阐释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位性别错位的“奇人”，这个角色不仅是情节上的巧妙设计，更是一种叙事立场的象征。“奇人”的性别模糊性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中的二元对立，其重返故土的行为则象征着记忆总是以变形而非原貌的方式回归。当这三个视角相互交织、相互质疑又相互补充时，《泥潭》实现了其最为深刻的主题表达：历史真相只能通过多种不一致的叙述之间的张力来近似。

刘楚昕回到荆州汲取灵感的创作过程，或许暗示了《泥潭》与荆楚文化中巫鬼传统的隐秘联系。在楚国文化里，亡灵与生者的界限本就模糊，历史不是被尘封的过去，而是持续作用于当下的灵性力量。《泥潭》中那个开篇即发声的亡灵，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这一古老的地方文化基因，使小说获得了一种超越常规历史叙事的灵视维度。当作者说“生活就像在沙子里面找金子一样”时，他不仅表达了对人性光辉的信念，也暗示了其创作方法——如同淘金者般在历史泥沙中筛选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记忆碎片。这种文化根性使《泥潭》虽然采用了大量现代叙事技巧，却仍保持着与中国传统叙事美学的深刻联系。

作为一部“源于生活的传奇”，《泥潭》对“群像式叙事”的坚持体现了刘楚昕对历史本质的深刻理解。当他说小说“没有绝对主角”时，实际上是在拒绝传统历史叙事中的英雄史观。恒丰、端瑞、关仲卿等人物看似独立却又千丝万缕联系的命运，共同编织出一幅真正的历史图景——在动荡年代里，没有人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每个人的选择都在无意间改变着他人的生活轨迹。这种叙事选择消解了宏大历史叙事中常见的简单因果逻辑，展现出历史进程中真正的复杂性。当不同人物的视角相互叠加时，武昌起义不再是一个清晰明确的历史转折点，而成为不同阶层、不同立场者体验各异的生活现实。

《泥潭》对历史书写的自我反思使其成为一部具有后现代特质的元小说。书中套着的“未完成的同名作”不仅是一种叙事花招，更是对历史书写行为本身的质询：任何历史叙述都注定是“未完成”的，都会因为叙事者的立场、材料的局限和语言的不足而留下巨大空白。刘楚昕敢于把这些空白直接展示给读者，恰恰体现了一种罕见的叙事伦理——承认叙事的局限比假装叙事能够完整再现历史更为诚实。这种自我否定的勇气使《泥潭》虽然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初的历史，却呈现出完全当代的历史认知方式。

在文体实验的外表下，《泥潭》最终回归到对人类处境的基本关怀。三个叙事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人如何在历史泥潭中保持尊严？无论是亡灵的追忆、编辑的解读还是“奇人”的祭奠，都在尝试从不同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刘楚昕通过文学想象告诉我们，救赎可能恰恰存在于这种多声部的记忆实践中——当我们允许不同的历史记忆相互对话、相互质疑时，某种更为复杂的真相就会浮现。这种真相不会给我们简单的道德教训或历史规律，但它能让我们更谦卑地面对过去，更清醒地认识现在。

《泥潭》最终留给我们的，或许正如刘楚昕所言，是那些“一闪而过的人类所展现出的高贵的品质”。在历史的大叙述碾压个体生命的时代，在记忆被官方叙事整齐编码的社会里，《泥潭》通过其断裂的、自我质疑的叙事结构，为我们保存了那些可能被正统历史遗忘的微小光芒。这些光芒不足以照亮整个历史的黑暗，但足以让我们在记忆的泥潭中，辨认出自己作为人的轮廓。这也许就是文学对抗历史暴力的最终方式——不是提供更完美的叙事，而是保留叙事的不完美权利。

《泥潭》的叙事迷宫和复调结构或许会让一些读者望而生畏，但这部作品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并非一部仅供文学研究者解构的文本实验，而是一部能让普通读者在历史的缝隙中照见自身命运的作品。我们或许不曾经历辛亥革命的动荡，也不熟悉没落旗人的生存困境，但每个人都曾在时代的裹挟中感到无力，在记忆的断裂中试图拼凑自我——这正是《泥潭》能够引发广泛共情的核心。

恒丰、端瑞等人物在历史浪潮中的挣扎，本质上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当旧秩序崩塌，新世界尚未成形时，人如何自处？这种迷茫与当代人在技术革命、社会转型中的困惑异曲同工。书中那位编辑试图从残缺文稿中拼凑真相的过程，又何尝不像我们在社交媒体碎片、家庭口述和官方叙事之间试图理解自身来处的努力？而亡灵视角下的记忆闪回，则精准捕捉了人类回忆的本质——我们从不按时间顺序生活，而是被某些瞬间定义，被某些创伤或温暖反复纠缠。普通读者未必需要理解所有的叙事技巧，但一定能感受到那些“一闪而过的高贵品质”——比如角色在绝境中仍保留的善意，在误解中仍坚持的沟通，在遗忘威胁下仍执着的记忆。这些微小的光辉，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依赖的生存动力。当读者跟随“奇人”重返故土完成祭奠时，很难不联想到自己生命中那些未完成的告别、未被倾听的故事和未被承认的失去。

《泥潭》最终教会我们的，或许是一种面对历史与记忆的谦卑姿态：真相从来不是单一的，救赎未必是宏大的。普通读者可以抛开对“历史小说”的预期，像对待一本家族相册般打开它——那些模糊的、裂开的、甚至看似矛盾的画面，恰恰是我们共同的生命痕迹。当合上书页时，我们带走的不是对百年前湖北的完整认知，而是一种更珍贵的觉悟：

在个人与时代的泥潭中，叙事本身即是抵抗，人性微光即是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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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季娟樨，浦江人，金华市作协会员。爱好诗歌、散文、楹联创作，散见作品发表于各级各类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