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那一道道甬城脊梁——读《先生们：甬城群星闪耀时》

《先生们：甬城群星闪耀时》，主编徐海蛟，2024年3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散文集。十九位作者书写了严子陵、王应麟、方孝孺、黄宗羲等十九位宁波大儒，他们在宁波乃至中国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上都是颇具影响力的“先生”。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灿烂的甬城群星。

本书旨在探索甬城精神文化是如何构成的，因此在选何位大儒入集时，应该是有所考量的。

一类是表现隐士风范如何构筑精神家园的人物。在甬城，历史文化、科学名人何其多哉，这入集的十九位先贤大儒，第一位选的是汉代的严子陵（前39—41），第二位是宋代的林逋（967—1028）。为什么没选唐代的虞世南？选了他，文集的代表性会更广泛一些。但也许因为他是入仕的，不然被李世民誉为“五绝”奇才的虞世南，其德行、才学及艺术成就备受历代推崇的，没有理由不入集。但严子陵与林逋，拒绝帝王征召与示好，坚守隐士生活，淡泊名利，更在尘世外构筑了一个纯净的精神世界，为后世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人生范本。并不是他们不想入仕，是入仕的条件不够理想，帝王有时并不像他们自己标榜得那样是真心想用你的才能。

进入隐居行列的还有那些王朝覆没之际的大儒们。像王应麟（1223—1296），在抗元无望时，选择了隐退著书。只是见到烛泪他会心痛：“活在旧时光里的人，没有未来可言。埋首古籍，或许可以暂时心安。”（见《深宁烛心》）这种状态下，王应麟编写了多部著作。《三字经》是最辉煌的存在。这就是刻在中国人身心深处的儒家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若能出仕，当然是想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但他们的伟大就在于，不管浊世如何，我心依旧是纯洁的。这是中国士人坚守自己精神的一种气节。这种坚守很难，但甬城的先贤们，就用这种方式捍卫自己的尊严，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类是通过自身努力，位居庙堂之上，以国家为重，以人民为重，给甬城留下巨大精神支柱的人物。像《宰相之路》中的南宋名臣史浩（1106–1194）。他作为南宋名相和鄞县史氏家族的核心人物，对甬城的政治地位、文化传承及传统民俗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任建王赵昚（孝宗）教授时，助其通过宋高宗考验，后在宋孝宗时两度拜相，主导隆兴北伐战略制定，力主稳健抗金。他确立甬城的科举与政治地位，由他开创“四明史氏”鼎盛‌：其子史弥远（权相）、族侄史嵩之（名将）延续家族影响力，成就“一门三宰相”的南宋政治奇迹。首次拜相即上书为岳飞昭雪，促成孝宗追复其官职、封鄂王。由此在东钱湖畔人们建“岳鄂王庙”来纪念岳飞，也有对史浩的称颂之意。而在民间，对他也多有肯定，像甬城中秋不过十五过十六的风俗就传说因他而起。他重视孝道，对宁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漫漫宰相之路，也是他问心无愧的人生之路。”作者在篇末如此评价。我认为非常得当。

更有一类是有着铮铮铁骨脊梁的人物。从这些先贤身上，我看到了挺立在浙东大地上坚不可摧的甬城脊梁。选入本书的大儒，像宋代张孝祥、王应麟等，明代方孝孺、张苍水等，清代万斯同、全祖望等，无一例外都有一身傲骨，都有很深的家国情怀。为了国家的更好发展，他们与奸人佞臣斗争；为了民族大义，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如明末清初之际，为了抵抗夷族入侵，文弱书生表现出刚强的一面，以一己之力组织抵抗，筑就了甬城大地上最为坚硬的脊柱，令我们仰望。

选入本书的抗清志士有五位，占比超四分之一。如《铁骨书生》中的主人公黄宗羲便是如此。黄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十六岁时其父黄尊素被宦官迫害致死，两年后在庭审该宦官时，他袖怀铁锥，直接击杀父仇人。在朝堂他敢这样怒发冲冠，敢如此直面奸党，哪里是文弱的书生？在明朝灭亡之际，他更是毁家纾难，组建世忠营，追随南明政权，积极抗清，在抗清失败后避入四明山。他爱憎分明，不管是个人也好，家国也好。即使明亡后仍特立独行，坚守遗民气节，拒绝出仕清朝，展现一个书生应有的气节和铮铮铁骨。

《孤臣希声》里的钱肃乐（1606-1648）同样如此。在他三十八岁那年他作出起兵抗清的抉择，随后的四年，他带领着兄弟子侄以及家丁仆从，走上了无法回头的殉难之路。什么是国之脊梁，这就是！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虽知难以成功，仍尽力去做，是为忠于家国。此实为我甬城之骨气，石骨铁硬，一点不假。

拥有铁骨的不仅仅是这些抗清志士，《读书种子》中的方孝孺更是如此。在朱棣大怒，厉声问道：“你不怕死，难道也不顾九族吗？”方孝孺慨然应答：“即使诛我十族又能如何？”从来没有诛十族的，却从方孝孺开始了。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浙江宁海人，明代著名学者、思想家，世称“正学先生”，是读书人的榜样。其人生因靖难之役而成为历史悲剧的象征，他所坚守的“正”的理念，是大多数士人的理念，是甬城人刻在骨子里的理念。而他的做法尤其激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面对叛逆的不按规矩出牌的朱棣，大声责骂：“燕贼篡位！”而成为叔侄相争的牺牲品，由此也成了甬城铁骨脊梁的代表。

还有一道耀眼的民族脊梁，那就是张苍水（1620—1664）。1645年，张苍水与同乡钱肃乐等人在宁波起兵抗清。随后十余年间，他与抗清义士辗转于浙东、福建、安徽等地，与郑成功、张名振等抗清势力配合，多次率军北伐，试图收复失地。兵败后，仍率部在舟山、象山一带坚持游击战，见复明无望后，解散部队，隐居在象山花岙岛。166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杭州就义，与岳飞、于谦并称为 “西湖三杰”。

抗清十九年，明知以卵击石，仍勇往直前。“即便如此，他还是选择了虽千万人吾往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救而救之。他需要给自己的信仰一个交代，漫长的人类精神史上，人的高贵就在这里吧，为了一种信仰，可以摒弃利益，甚至放弃生命。”作者如此肯定张苍水，我非常赞同。他的民族英雄主义与不朽的精神气节，是甬城人民引以为荣的骄傲，也是甬城一以贯之的精神传承。

还有一类是以独特学说思想建构文化之道的人物。从这些先贤身上，我看到了他们自律的成长之路，他们或著书立说，或建楼藏书，成为我们取之不竭的精神食粮。一个人的成材离不开学习，这些先贤，个个都是学富五车，有的文武双全，在思想、学术上都颇有建树。像明代的王阳明（1472—1529），在贵州龙场顿悟后创建以“心学”为核心、践行“知行合一”观的阳明学，既丰富了宋明时期的理学思想，又强调人们要学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道德，追求自我精神觉醒。这就大大推动了儒家学说的平民化，即使到现在，阳明学仍在蓬勃发展，指导人们学习生活，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之一。

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更是接轨当代。他认为君主的本质应是为天下服务的“公仆”，但后世君主却将天下视为私产，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并压迫百姓，这是本末倒置。也正是他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了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政治构想，使他被誉为 “中国思想启蒙之父”。

而明代鄞州的沈光文（1612—1688），在抗清期间，却因一次意外的台风被吹至台湾，在无法返回家乡的情况下，他设私塾教授汉语，传播儒家学说，将中原文化带入台湾。在台期间，创立台湾第一家诗社，开创台湾文学，被尊为“台湾文化始祖”。“虽流落荒蛮之地，却从未丢弃民族大义，忧国忧民，他以解救众生于水火的慈悲佛陀，又如飓风送至台湾的光明使者，手执星光，至于暗中点亮中华民族文脉。”《困在岛上的时光》作者如是评价，确为中肯。

相比较先贤们留下的思想学说，明代的范钦（1506—1585）则以书籍的形式留给甬城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在月湖边建造的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甬城宣传口号“港通天下、书藏古今”中的“书”即是指天一阁的书。范钦以一己之力留下的七万本藏书，在内容上涵盖经、史、子、集，特别是许多地方志、登科录和政书等，还有大批医学、文学著作和金石碑刻等，为我们研究明代人文历史留下了珍贵资料。也因有这一楼藏书，令甬城人民底气十足，倍感自豪。

天一阁。

本书在如何表现人物上也很有特点。书中十九位先贤大儒，十九篇文章，开场各有不同，叙述各有侧重，行文不雷同，各有生趣。这些大儒，每个人都如煌煌巨日，本身自成一书。而在这本文集中，却只能用七八千字的篇幅来展现其一生的精彩，何其难哉。因此作者们都巧于设计，行文精炼，突出笔下传记人物的特点，这就大大提高了可读性。

从叙事手法看，有的用顺叙手法写其一生，比如有《宰相之路》中的史浩、《吾心自有光明月》中的王阳明、《聚书之旅》中的范钦与《莫比乌斯之路》中的万斯同。这种写法比较符合读者的习惯，也能快速了解传主的生平，以时间为线，比较清晰。

还有一种是倒叙手法，出场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出场已然是老者，或是从快要死亡的最后时刻入笔书写。

如《洛阳别》中的严子陵，出场已是垂垂老矣，文章只写了严子陵到洛阳的一次会面，却用“客星侵犯帝星”来突出严子陵的本性。这种写法的好处是以传主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写起，让人一下子掌握全貌，然后用倒叙镜头一样，徐徐拉开帷幕。

《苍水茫茫》中的张苍水，以囚犯身份最后一次告别甬城的秋天开始，又辅以“阴天”“宽大的云团翻卷着”来渲染悲凉的气氛，这种直接写即将死亡时的场景，事业未成却天不假年的悲痛，确实非常震撼。

另外《深宁烛心》中的王应麟、《始于冬季》中的屠隆、《铁骨书生》中的黄宗羲，以及《天涯风尘客》中的陈撰，都是先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老人的形象，然后又倒叙的手法来补全传主跌宕起伏的一生。

还有一种是从传主中年时写起，以一次非常特别或重大的事件入手，像《孤山梅隐》中的林逋、《旧雨江湖远》中的吴文英、《读书种子》中的方孝孺，都是从中年写起，然后向两头延展。

这种写法的好处是，以重大事件开头能抓住读者注意力，让人产生想要快点知道结果是什么，而快速入局。

还有几篇例外的是只写了传主几年的时光，而没有写整个人生，如严子陵与吴文英，以局部反眏整体，这个把握会更难点。但显然作者们处理得还不错。

宁波新城区

本书打破了传统历史人物的刻板形象，用简洁传神的笔法描绘出大儒们的传奇人生，探索了甬城的文化精神源头，受到了诸多肯定。但俗说人无完人，书籍也一样，我觉得书中个别之处可以商榷，有关历史问题可以讨论，希望可以有更好的呈现。

第一是有关史实问题。现在一般是根据一些文献来判断，有时涉及到文献本身的可信度，所以不好说谁对谁错。关于《困在岛上的时光》中的沈光文去台时间，由于各式文献记载长期混乱，对沈氏去台时间，有1649、1651、1656、1662年等多种说法。根据有关资料，我认为，沈光文很可能是1662年七月抵台，时年50岁。依据有两，一是沈光文在《东吟社序》（《重修台湾府志》卷二十二 艺文(三) 第 661-663页）的自述，“余自壬寅，将应李部台之召，舟至围头洋遇飓，漂流至斯．海山阻隔，虑长为异域之人，今二十有四年矣。”序下落款为：“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岁梅月，甬上流寓台湾野老沈光文斯菴氏题．时年七十有四。”一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出版、蒋毓英纂修的《台湾府志》，《沈光文列传》（卷之九第219-220页）有关沈氏的记载：“……辛卯，从肇庆至潮州，由海道抵金门。壬寅，八闽总制李公率泰闻其名，遣员致书币邀之，斯菴不就。七月，挈其眷买舟欲入泉州；过围头洋，遇飓风，漂泊至台，不能返棹，遂寓居焉。……”沈光文生于1612年，壬寅是1662年，李公率泰即沈序中的“李部台”，他担任福建总督（后曾与浙江合并为“闽浙总督”）的时间在1656年至1664年之间，这与他邀请沈光文时间上相符。造成误判的原因是以往一些引用的沈氏传记的该段文字，漏了“壬寅”两字。作《东吟社序》在乙丑岁，是1685年，时年74岁，此时留台刚好24年。

第二是一些地名的正式称法。如本书序中“古老的余姚江日夜不停流淌着”中的“余姚江”，该江的正式名称是“姚江”，别称是“余姚江”。个人认为用正式名更好一些。

第三是书中有些文字可以表达得更完美些。如《宰相之路》中“史浩，出生于1106年的中国，距今九百一十余年。”个人认为，古人的出生年一般可用年号来表达，后面的公元年份可以括注方式表现，距今多少年用约数即可。在《海天畸儒》中“他出生于万历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00年。”完全可以写作“他出生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既简洁又规范。

不一定是瑕，更不会掩瑜。我想书中这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从历史的神坛上走了下来，通过本书，让我们欣赏到了他们真实的一面。这，应该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作者简介：黄挺女，笔名黄岚，浙江慈溪人，法学硕士，全国公安文联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天文学会会员。著有《黄岚诗钞》《诗心游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