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DeepSeek热潮催动全球科技范式重估,“天堂”杭州的硬核一面也浮出了水面。
近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与中国人民大学风险资本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宇东合著的《杭州模式:DeepSeek与中国算谷》(下文简称为《杭州模式》)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系统解剖杭州科技创新生态,呈现数字经济与人文精神协同发展的杭州经验。
“《杭州模式》是基于我们多年思考以及在调研资料基础上总结提炼的结果。”6月18日,刘典接受潮新闻专访,谈及写作《杭州模式》缘起,“DeepSeek火爆前我就多次来杭调研,期间和很多业内朋友交流,发现杭州一线企业发展速度非常快,当时的氛围和十几年前移动互联网爆发前夜非常相似,所以就有了针对杭州的整体创新生态做系统性的调研的打算。”
这一想法很快变为现实,听了刘典的想法,中信出版集团首席专家乔卫兵与他一拍即合,随后其他三位成员陆续加入,年龄跨度达半个世纪的“五六七八九”调研团正式集结,并于2月17日民营企业座谈会举办后的第二天清晨启程赴杭。
在调研手记中,刘典这样描述队伍的构成:调研团中有“50后”的资深经济学家,有“60后”的出版行业翘楚,有“70后”的头部投资机构代表,有“80后”的科创战略研究者,有“90后”的产业政策智库专家,不同观察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和专业背景出发,对杭州的科创生态进行了一次立体式扫描。
“我们进行了为期一周左右的深度调研,考察了50多家科技企业和创新机构,将近100人参加了正式调研会谈。”刘典说,经过无数次讨论,他和调研团成员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杭州的科创现象并非“昙花一现”,而是预示着新一轮产业爆发的前夜。杭州模式的发展和扩散,或许将带来突破政府与市场二元结构的新契机,释放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潜力,鼓舞和吸引更多拥有青春和梦想的人不懈奋斗。
《杭州模式》书封。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1】沉淀中的巨变
一下飞机,“五六七八九”调研团成员们就奔赴杭州市城市规划展览馆。
“我们当时是带着一种全局视野了解杭州城市规划建设思路,并且沿着顶层设计的思路调整了调研路线,还挖掘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刘典回忆。当时他们最大的感触在于,杭州确实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有浓厚中国历史文化氛围,还具备强烈的当代感,孕育着无数未来产业变革的前沿力量。
在他看来,浙江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制度韧性,一代代主政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是在这张蓝图下努力,通过“顶层设计-生态构建-场景开放”的系统性布局,推动杭州科技新兴产业在电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差异化发展,为城市产业升级提供了可供复制的新范式。
正是因为观察到了这种长期主义的战略执行力,前杭州市市长仇保兴为《杭州模式》作跋,在20多年前,亲历者的视角展现杭州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早在2002年,仇保兴市长就对杭州未来从信息化到数字化,以及人才密集型的发展模式进行展望,说明那时杭州的决策层就形成了一种超前的战略规划意识;后来数字浙江建设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战略规划逐渐清晰,杭州也慢慢成为新兴科技领域非常重要的创新城市。”刘典说。
杭州西湖景区。图源:新华社
为揭示新型生产关系在解放生产力中的真正力量,《杭州模式》中还把杭州与深圳、合肥、北京、硅谷等重要城市进行对比,展现有效社会、有为政府与有机社会三者在杭州模式成功实现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杭州模式最核心的部分是生产关系的质变,是在相对充足的生产力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条件下,从政府转型到市场发展,再到科技创新力量的驱动,把整个有机的生命机器点燃,概括来说,就是‘科技创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社会)’的协同框架。”刘典指出,这种创新突破了传统的“政府—市场”二元对立框架,构建了三元主体协同演化的新范式,为其他城市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做事者的天堂
生产关系的质变带来的创新热潮已蔓延到杭州各个角落,让未来城市变得具象化。
“我觉得杭州是‘做事者的天堂’,不管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企业都处于一种务实做事的状态,因此形成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超越了过去所说的制度优势,才能转变为新的生产关系。”这种感受让刘典振奋,他也因此有了进一步探索的动力。
虽说“五六七八九”调研团的足迹遍布杭州各个区域,但他们将调研重点放在了科创型企业比较集中的杭州滨江和余杭,不仅参观了网易和阿里等硬科技公司,还走进了《黑神话·悟空》开发商游戏科学这样有很强人文色彩的公司,详细了解了杭州科创的整体情况。
杭州市滨江区。图源:新华社
“就像有人说的,‘杭州六小龙’背后可能有六千多条小龙,某种程度上,杭州产业生态呈现出一种多元正态分布的特征。”刘典认为,杭州企业非常多样,其中既有大型互联网公司和科技企业,也有类似“杭州六小龙”的科创企业,它们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遍布杭州人工智能产业上下游,从技术生态到产业链,再到整个供应链,形成了完善的创新链条。
他们调研的时候也遇到了几家水平非常高的企业,但这些企业非常低调,不想做任何对外曝光和宣传。
不过,调研期间最让刘典触动的还是宇树科技展厅,通往展厅的楼梯和展厅地板都被机器人踩破了,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高科技感。
还有当虹科技,一家服务广电系统的上市公司,“从定位来看这家企业似乎更适合在北京、上海发展,但它选择了杭州,在自己的领域做到了极致,客户因此能够源源不断地找上门。”
刘典说,这些都侧面说明了企业对市场、对竞争优势的理解,“做企业本质还是产品、服务和市场,杭州的很多企业的创始人将企业家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次调研也让我看到了杭州科技发展背后一些本质性的问题,有些提起来虽然大而正确,但要落到实际仍存在一定的难度。”
正因为如此,杭州的阶段性成功让刘典对中国科创充满信心,“我并不因为杭州涌现Deepseek等优秀科技企业感到意外,以前我做研究时经常被问,怎么看中美之间在科技领域的差距,或者中国科技当下的发展情况。可能在大部分行业外朋友的认知里,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我在交流中却发现,很多业内朋友对中国科技信心满满。其实以动态、历史的眼光来看,中美之间的距离正在加速缩小,Deepseek只是打响反转第一枪,后面肯定还会有一些突破性的新进展。”
【3】硬发展背后的“软实力”
杭州为何值得被书写?刘典说起了调研期间让他印象深刻的三个瞬间——
第一是“最多跑一次”的制度创新。调研期间,刘典和很多企业家聊到了杭州的创新生态,一位上市公司高管告诉刘典,他是新杭州人,来这里工作的时候,正赶上妻子生完二胎坐月子,需要办理户口相关的一些手续。因为当事人没办法去现场,现场工作人员就向上汇报,最后通过远程视频通话的形式把手续办了。“这件事虽然看上去小,但其实折射出杭州公共服务的温度和灵活程度。我们前期调研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提到了这点。”
第二是服务型政府的“有为”与“有效”。“五六七八九”调研团在杭州的调研得到了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极大的支持。刘典回忆,他曾和一位干部聊到杭州整个科技创新生态,非常惊讶地发现,对方对杭州各个区域的经济数据、产业的发展情况如数家珍,期间就能感受到这位干部对当地的热爱和为实现科技现代化付出的心血,“我每年都会去很多地方调研,和我打交道的干部也不少,却很少见到杭州这样不完全为了工作或者政绩、比较纯粹地追求一个目标的干部,而且杭州很多地方的干部都很年轻,看起来像大学刚毕业,说起话来水准却特别高,对行业看法非常深刻,能够从中观偏微观的角度补足我们的研究,这些都让我觉得杭州是一个非常有反差感的地方。”
杭州未来科技城。图源:新华社
第三是杭州企业家和创新者普遍表现出对长期价值的追求和战略耐心。刘典想起他调研中遇到的一个企业家,对方是个老杭州人,曾经在欧美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也在硅谷工作过,90年代后回杭发展,之后也经常往国外跑,“他认为杭州与欧美的一些城市相似之处非常多,这座城市山清水秀、风景秀美,有中国历史文化底蕴,也有一种迥异于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海派氛围,非常有特点。以前杭州商业化氛围浓厚,一些人觉得在这里进行原始性创新很难,但现在能看到,新一代企业家明显和老一辈企业家不一样,他们都愿意为科创付出很多心血,秉持长期化思维,用极致的热爱和专注把事业做到极致,取得比较大的成就,从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和宇树科技CEO王兴兴身上都能看到这种特质。”
【4】热捧下的冷思考
在“五六七八九”调研团内部,不同年龄阶段成员也时常碰撞观点,为城市观察带来多元视角。
“一次调研团内部讨论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专家就提到,他们这一代人大多是在一个匮乏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既有物质条件上的匮乏,也有精神和认知层面的匮乏。体现在行为层面,就是一买东西就买好多,总担心买不够,但没有经历过匮乏年代的年轻人经常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刘典说,不同代际间行为模式的差异可能也会影响前沿科技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
刘典就是典型的“90后”,老家来自山西,对家乡与杭州之间的发展鸿沟有切身体会,“山西和杭州两地在物质条件上虽然有差距,但这个相对容易克服,两个区域最大的差距其实在认识层面。我觉得杭州的思想是非常前沿的,而许多北方城市的观念相对保守,缺少开放的心态,这就会阻碍当地的发展。”
第三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游戏科学展区。图片来源:新华社
更进一步,这种多元的视角也体现在对杭州新兴产业的看法上。刘典说,调研团曾围绕两个问题进行过多轮讨论:
第一,杭州以人工智能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发展,能否惠及大多数人?一般来说,越年轻的群体越能受益于科技发展,这可能带来新的不平衡,如何将科技发展的成果相对公平地共享给社会绝大多数人群,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杭州模式是否具备可持续性?杭州当前正处于发展风口,凭借政策、环境等优势虹吸了国内各地资源。这座城市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的深层互动,也形成了亲清政商关系,为国内其他城市提供了方向性的参考。但这种成功真的能完全被复制吗?答案仍然是未知。
不过,在杭州数字和人工智能产业获得前所未有热度的今天,类似于此的追问仍然打开了另一扇窗,让人们更为理性地看待如火如荼的科技浪潮,“就像一些人担忧城市发展‘脱实向虚’,很多人无法直接感受新兴产业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样的探讨非常有价值,也为我们这样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值得深挖的线索。”
以下是部分访谈实录:
潮新闻:《杭州模式》中提出,信息效率与价值共识双支柱模式的运行机制,是杭州模式最为独特和值得借鉴的方面。发展过程中,其他地区肯定也能意识到这两大支柱的重要性,并在政策中有所体现,为何这些城市没有像杭州一样迎来轰轰烈烈的产业爆发?
刘典:效率其实有不同的层级,杭州信息传递的速度特别快,不管是从政府到市场,还是不同企业间。实际上,很多地方的政府和市场是在不同的效率结构中运行的,但在杭州明显感觉不到这点。就算用市场化的逻辑来评估,杭州公共服务的水平也很高,能够完全将市场前沿的产业和技术需求匹配起来,政府工作人员对自己负责的领域认知也非常深。另外从价值共识上来看,杭州以建设全球领先的数据产业集群为愿景,凝聚各方力量拼事业,这种发展的视野和格局是很多地方都不具备的。
潮新闻:为什么要将“中国算谷”作为本书另一个落点?
刘典:我们需要弄清“算”的两层含义:一个是算力的“算”,另一个是算法的“算”。人工智能时代,算力基础设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地方讲算法也是从这个视角切入,包括半导体、智算中心等,但我们《杭州模式》中提到的“算”是一个更为宏观的概念。
互联网时代杭州被称为“电商之都”,某种程度来说,“电商”会把杭州涌现出来的创新符号变得相对狭义,人们也会因此把杭州发展局限于“电商”这个业态上。所以我就想,该如何定义新时代杭州扮演的角色?“人工智能之都”似乎不太准确,或者说有点俗套,后来看到杭州当地也经常提“算谷战略”,就想到了“中国算谷”这个代称。此处的“算谷”更多是从算法、算力讲到人工智能创新,再从科技讲到产业生态,以一个相对全局性的视角呈现杭州科创的发展。
从研究者的角度切入,杭州其实是一个先行者,它是从物质条件相对富裕的情境下,发生的一个由生产到生产关系变革的现象,其中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将其总结为“杭州模式”。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包括一系列信息技术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偏向于科技的变量性因素,再加上杭州科创热潮是被现象级企业Deepseek点燃的,所以我们将书名定为《杭州模式:Deepseek与中国算谷》。
“算谷”其实是我们从宏观角度对杭州未来发展趋向的一种总结,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杭州可能会成为全球范围内非常重要的创新中心。
潮新闻:除了算力算法之外,数据也是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当前企业在数据要素挖掘是不是还存在一些“堵点”,调研中您有没有切身的感受?
刘典:一是政策相对收紧;二是全国各地竞争式的招商和同质化的竞争,可能导致相关领域资源的错配。例如杭州有的企业为节省成本,会在杭州和深圳各设一个研发制造中心;三是如何理顺投资的产业顺序,为相关领域提供一定的金融和资本支持。
《杭州模式》书封。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潮新闻:杭州不仅有“中国算谷”,还有“中国视谷”“中国数谷”“中国元谷”“中国飞谷”和“中国云谷”等五大产业地标,它们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刘典:这些地标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日积月累的过程,我在调研中了解到,杭州最开始只有三个“谷”,后来逐渐发展,在政府的支持下,形成了更多以“谷”命名的创新区域,六大“谷”在产业上互补互进、深度融合,也将带动城市发展,为杭州打造“硅谷天堂”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
其实每个“谷”都代表着一种从技术生态到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中政府也在不断调研、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模式,侧面折射出政府在市场和行业生态发展中顺势而为,承担辅助、支撑性工作的做事理念,这也是杭州的独特性所在。
潮新闻:《杭州模式》关注到了杭州科技崛起背后的文化根源,并指出了杭州的历史传承、地理区位、文化特质对杭州模式的塑造与影响,在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今天,杭州模式的逐步完善与革新是否也会反哺文化发展,为文化赋予新的价值?
刘典:其实感觉当前的杭州和某个阶段的上海很像,那时在上海会感到蓬勃的城市生命力。近几年杭州软实力有所提升,我觉得杭州的文化兴起与杭州科创发展是同步的,至于是否会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我没有答案,但是对这种充满可能性的未来抱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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