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句话的份量,大过整个世界的喧嚣。
原因无他,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那是烽火连天的背景下有关血与火、生与死的表达——《鼓书艺人》叙述了方宝庆一家从北平南下,经济南、上海、南京、汉口一路逃亡到重庆的故事,恰与老舍先生1938年夏到1945年秋七年的流亡生活一致;《我爱这土地》写于1938年11月,正是抗日救亡最艰难的岁月,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诗人艾青把自己想像成“一只鸟”,用嘶哑的喉咙歌唱,既唱出大地的苦难与悲愤,也唱出大地的欢乐与希望;《赞美》则写于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诗人穆旦用“带血的手”拥抱这个苦难的民族,呼唤众人为摆脱屈辱而战。
血仍未冷,梦还滚烫。这就是文字带给我们的力量与希望。老舍笔下欲言又止的沉吟,艾青喉间嘶哑勇敢的呐喊,穆旦掌心带血热情的拥抱,这三重意象在历史长河中交织成一首悲怆的交响,那是一个民族在战火淬炼中觉醒的精神图谱,更是华夏文明始终传续向前的生命基因。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很多人不知道,作家老舍当年曾经以笔为旗,向国民高声呼号,反复宣传“战则活,降则死”;诗人艾青在武汉失守后和当时文艺界的众多人士汇集于桂林,写下了痛彻心扉的诗篇;诗人穆旦更是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入缅远征军,亲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
其实,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良渚圣地,也是在抗战大背景下发现的。1937年12月24日凌晨,日军第十八师团分三路入侵,杭州全城失守,天堂堕入地狱。有位良渚青年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痛别家人,怀揣书稿,奔赴瑞安,投笔从戎。那是一卷关于良渚的考古报告,也是他视作比生命和家人更珍贵的事物。他的名字叫施昕更,他的发现让良渚成为世界遗产。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的开辟这广漠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
1938年,抗日战争的硝烟笼罩着华夏大地。时局动荡之际,施昕更发出了这一振聋发聩的提问。
我一直在想,如老舍、艾青、穆旦、施昕更这样的中国文人,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做出与众不同的选择?到底什么才是召唤一代代中国人衔枚疾进的永恒乡愁?到底为什么他们在面对巨大挑战时心无挂碍无有恐怖?
很可能就是源于“纸中之火”——既然人生无常,不如“秉烛夜行”,反倒能让人在速朽的时间里看淡生死;既然放逐天涯不知归期,不如发出“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永恒天问;既然世界美如斯,那就“宁为玉碎,不教瓦全”,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还原高洁之美。朝闻道,夕死可矣!千百年来,或许这种理想主义就是中国人做出价值判断的根本原因。
今天的良渚博物院内,珍藏着一件国宝级文物刻符黑陶罐,罐身上刻有5000年前良渚先民留下的“天书”——一组神秘刻画符号,记录了一次古人捕虎的经历。
或许,这就是五千年前写下的第一行诗。先人以刀为笔,刻下了中国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也刻下了文明不灭的信心。
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此火为大,照亮我们的所来径,也指引我们的前行路。
张海龙(杭州市作协主席团委员、余杭区作家协会主席,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纪录片《绽放》总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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