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丛谈｜且饮美酒登高楼：读《进学记》札记

中山大学中文系王季思先生、杭州大学中文系徐朔方先生，都是研治中国古代戏曲的大家，但性格有别，个人成长道路不同，教授弟子的风格亦相反，两极对照，饶有趣味。

徐朔方大学读的是英文系，后来才转到古代戏曲，汇通中西而注力于古代戏曲，卓成一家。徐先生通常不会请人到家里来，也不鼓励学生去拜见前辈，除非有事。他说，大家都忙，不要无端去打搅，真想了解，就去读他的书。我记得北师大英文系的郑敏先生也有这样的话，大意是说她不愿意学生没事到她家里，如果有了学术问题要讨论，则可另当别论。黄仕忠《往事如轻烟摇曳在风中：怀念业师徐朔方先生》一文里转述了廖可斌讲的一桩故事，有位外地学子慕名去见徐朔方先生，甫一见面，徐先生劈头就问：“有何见教？”该生讪讪地说只是想见见他。徐先生说：“那你现在见过了，可以走了。”顺手拿起书看起来。

也是在这一篇里，黄仕忠讲了徐先生严厉严格的一个故事，当时有位60年代的毕业生，因晋升职称需专家意见，便给母校送了篇手写的论文，谈《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系里交给徐先生评审。徐先生的评语是：姑且不论观点如何，仅这么多病句错字，就不合格！系里极是尴尬，只好悄悄换个人重写了评语。

1998年前后，黄仕忠在杭州拜望朔方师。

徐先生做学术讨论，也是毫不客气地对即使是权威的观点也直截了当提出批评，且指名道姓。徐先生认为，所有人在学术上都是平等的，指名道姓，才是对他人的尊重。所以黄仕忠考上徐先生研究生，有人还替黄捏了把汗。然而也正是受惠于徐先生的严格指导，黄仕忠走入了学术的正途。黄仕忠在中大任教后，回杭每次见徐先生，他总是当面批评说：“你写得太多，太快了。”黄仕忠领会徐先生的意思：写得太多，意味读得太少；写得太快，则仍未去其浮躁，思考尚未成熟即图相炫。这也提醒黄仕忠要沉得住气，文章写好后不妨放一放，冷一冷。史学大家陈垣对学生也有这样的提点，文章写好了不要急于发表，再多看几遍，再多改一改。

而王季思和徐朔方则大异其趣。1986年黄仕忠考上王季思的博士生，临行前，徐朔方对黄说：“……王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但我们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的意见也不完全相同；我这里是讲批评的，王先生是不批评学生的；你要么适应，要么不适应。”先后师从徐先生、王先生多年后，黄仕忠有了切身的体会，才能在《徐门问学记》一文里写出了对王、徐二先生的真切的认识：王先生早年籍籍无名却大受吴梅先生的恩惠，或许与他一生对待学生特别宽厚，并重视师生传授与提携后进，有其一定的联系；而徐先生从研读西方文学起步而归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更多的是以一己之力、特立独行地进入到学术深处，故更多地强调学者个人的操守，对于非学术行为毫不宽贷。王宽徐严，但都带出了得意弟子，这也可知对学生到底是宽一点好还是严一点好原无一定之论，这儿主要的还不在施教者如何教，主要的还是应该在于受教者如何接受或如何对待老师的施教。

1990年1月，黄仕忠在王季思先生家客厅。

黄仕忠从王季思读博时，王先生已年逾八旬，所以想到了薪火相传的问题，学术梯队得以建立；而徐朔方其时正当盛年，个人学术生命处在高峰状态，不太关注也不太赞同“构建学术梯队”。黄仕忠也因此在《徐门问学记》里感叹：“……以群体的力量来弥补其不足，让一个普通的学者，也能够发挥其最大的潜能，也应该看作是学术的福气。”话虽如此说，但个性的不同，有时也是难以能够想到或去做相同的事的。不知道徐先生晚年是不是起过薪火相传建学术梯队的念头？冥冥之中，或许也真有老天注定也说不定的。看看都是性格、环境的偶然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但这个“偶然”就一定是“偶然”么？

刘操南先生的学术人生尤其让我唏嘘感慨。我读初中时就看过刘操南整理的《武松演义》，所以也是早闻大名。读黄仕忠《胸中剩有丘陵在，好听昭时鸣玉珂：怀念刘操南先生》知刘先生抗战时读浙大，在浙大迁至广西宜山时由史地系转中国文学系，但仍修文、理两科，从钱宝琮习天文历算，从缪钺习词章文史，选修何增禄的光学、朱庭祜的地学、张荫麟的史学等，拜费巩为导师学政治学，“会通中西，并非虚语”。刘先生文理撰述颇多，《<海岛算经>源流考》得钱宝琮、李俨、裘冲曼诸先生激赏，裘氏称：“此继杨辉、戴震、李潢未完之业，岂率尔操觚者可比。”1950年中国科学院筹编《中国科学史资料丛刊》，时任副院长的竺可桢要调刘操南到北京，校方不允，终未成行。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刘先生到了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后更名杭州大学）中文系。但刘先生晚年，在黄仕忠读研究生时，刘先生的历算著述没有能够出版，“因为这类著作在中文系属于另类，在历史系也无人能做，甚至找不到刊物来发表，可谓‘走投无路’。所以刘先生高手寂寞，无人会、登临意……”

杭大古籍所同仁合影，左三为刘先生(1986年前后)。

刘先生大才，他的学问，若单列在中文系或历史系都容不下，没有一个单一的学科可以容纳刘先生的学问，最后只在中国古代小说史方向招研究生。刘先生整理民间文学，结合杭州评话改编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而成《武松演义》，但中文系的看不上这些，黄仕忠文章里说：“当时我心中其实并不以为然，认为改写古代的白话小说没有‘学术含量’。与我同样想法的人肯定不少，所以刘先生依然只能踽踽独行。”进入21世纪，黄仕忠访学日本，“发现他们对古典名著做了系统性的改写，这才真正明白刘先生所倡导的工作的价值与意义。”可惜那时刘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有点儿没能想明白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独立判断刘先生改编古典名著的价值和意义，一定得看到了外国人也这样做，才认同刘先生的工作。是不是我们雅俗之间的门户成见太深，以至于减弱了我们的价值评价的能力？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1987年，学校未作知会，直接给他（引者按，指刘先生）办理了退休手续，刘先生从此离开了自己深情热爱的教学岗位。”据说刘先生后来贫病交加。一代名师，博学而无所尽展长才，世态炎凉，能不令后来人慨然，世耶时耶命耶运耶？真一句话说不清楚了。

日本学者金文京，我最先看到他的文章是《关汉卿身世考》，发表在北师大古籍所编的《元代文化研究》第一辑上。二十年多前写“最忆是杭州”系列随笔，其中一篇写关汉卿与杭州，当时从金文京的这篇论文而确知关汉卿出生家境富裕，经济基础雄厚。有了这个认识，关汉卿一生能够留连风月场所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到解释了。黄仕忠《金文京先生小记》几个细节，活灵活现地传达了金文京的风度。有一年金文京来南京开会，游览明孝陵，“有看相的老妪上前兜生意，国内学者均避之唯恐不及”，金文京被堵住了，老妪大谈金先生八字，“但金先生很认真地听老妪讲完。他愿意听老妪所言，是因为小说戏曲中颇有这类描写，而他则是作为一种民俗学的考察”。金文京做学术，文献材料自然是基础，但也留心文字之外的。金先生担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却以为是“苦差事”，从此“失去了作为一个学者的‘自由’的日子”，“戏称所长犹若囚徒”，出门必须向所里报告，一切听命于所里职员的安排，“他总是说‘他们’不让如何如何，同时也细心地避免做了所长而给人倨傲的印象。”两件小事，传达出了金先生细心、幽默、和雅以及尊重同仁的品质。2015年金文京先生正式从京都大学退休，转聘到东京的佛教背景的鹤见大学，这所大学知名度虽不高，但“庙寺园林极佳，藏书有特色”。在这样的园林式学府里度过余下的研究生涯，一位学人能有这样的结果，对照刘操南先生，这也可以称作是圆满了。

读台静农随笔，每感慨台先生常引用“人生实难”古语。这话，陶渊明说过，李白也说过。可见古人也是体验甚深。人生百况，各有不同。如何解法，也是人人不一。想来想去，也是难理清，一时也不知如何说才妥帖。姑且念一句李白的诗：“且饮美酒登高楼。”其他的，一时说不清则不说也罢了。

黄仕忠先生的这些文章，有的我是最早从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的——我尝说，微信朋友圈也是今日的“微信版《读者》”，稍有不同的是，《读者》杂志是别人编好了给我们看，至于“微信版《读者》”里能看到什么，则决定于你微信朋友圈的范围——黄先生的大学同学有的也是我在杭州多年的老友了。他们转发老同学的文章，我因以先睹为快。现在这些文章合为一书，名《进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重看其中的一些篇什，有所感，乃援笔记之，亦挂一漏万了。

2025年5月3日，杭州西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