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沙龙丨刘子超×金仁顺×翟业军：旅行写作就像手术刀切下去的那一刀

春风悦读榜揭晓的次日，《血与蜜之地》作者刘子超，在杭州网易蜗牛读书馆与作家金仁顺、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展开了一场对谈。

春风沙龙现场

获得春风年度新知奖的《血与蜜之地》，通过巴尔干地区的行走，展现了异域的风景、生活和历史，在那些动人的故事背后，提出了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何以为家”的叩问。

金仁顺在本书中看到了故事和细节的力量，在这些背后是跨越虚构和非虚构的、具有源源不断生命力的东西。刚读了三分之一，她就推荐给了女儿：很值得读、带来很大惊喜的一部作品。

对谈最后，刘子超也分享了对文体的探索和体悟，他觉得旅行写作就像是手术刀切下去的一刀，展现一个地区的切片。换一个人走或重新走一次，甚至换一换出发的起点，看到的风景又不一样。

以下是对谈实录（有删减），共9457个字。

【我为什么选旅行写作】

翟业军：子超兄这本书是一本“旅行文学”。旅行文学在全世界范围是非常广泛和悠久的，最早的《荷马史诗》就可以认为是旅行文学。我本人非常喜欢安德烈·纪德去苏联后写的《访苏归来》。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肉身非常有限，人生不满百，世界这么大。今天有个词叫嘴替，子超兄就是我们的“脚踢”，他用各种感官去帮我们感受一个遥远的地方。

中国旅行文学，古代有过《徐霞客游记》，到现代几乎没有。后来台湾有三毛，她有很多读者，我想也是因为像撒哈拉这些地方，我们绝大多数读者很难去一趟。如何在遥远的异域找到我们灵魂的归宿，这是旅行文学给我们带来的欣喜之所在。旅行文学之所以这么迷人，恰恰因为我们的经验是苍白、单一的，通过阅读得到很多我们无法亲身感受到的新奇经验。所以先问子超兄，什么样的机缘促使你从事旅行文学写作，为什么这本书选择了巴尔干？

刘子超：2011年，我还在媒体工作，当时我们做了本旅行杂志《穿越》。那时候纸媒环境还不错，报社有钱让我去一个地方写创刊号封面。我选了印度，就拿着几万块钱去了。那时候还很难办签证，为了能在印度待的时间久一些，我先去了尼泊尔，在尼泊尔办好印度签证，入境。那次在印度走了近40天，基本把大部分地区都走了一遍，回来就写创刊号的文章，大概2万字的体量。

我当时没有太多可参考的中文作品，所以读了很多——包括在行走的路上时也在读——英美经典的旅行文学。比如保罗·索鲁的《火车大巴扎》，这本书主体部分就写他在印度坐火车的过程。我就有了一点对这个文体的认识，开始自己写文章。

写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文体给我带来一种自由。因为我以前写诗、写小说比较多，写旅行文学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比写小说更自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想，可能因为它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体。可以讲你途中遇到的人和故事，为了把那种经验传达出来，你需要用小说的技巧，写人、写对话、写风景，它提供了写小说的满足感。与此同时，它也能写很多如历史、政论的感觉，能把各种东西融合，不会有特别违和的冲突感。

所以写那篇文章时，我第一次觉得写作是一个很自由、很快乐的事，对这种文体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体感。

2011年，我有个机会去欧洲，就开始写第一本书《午夜降临前抵达》，写中欧的，去那边走、去写、看资料，大概用了三四年的时间。

2015年写完，杂志倒闭了。当时没其他工作，行业不太好。我的同事们有几种选择，比如大厂公关，很多来了这边的阿里；要不然就是创业，当时正是大众创业的热潮。

我感觉这两个不适合我，因为我从来没坐班过，毕业以后就做记者，让我去企业，有企业规划、要参加团建；或者创业，我觉得可能也不适合。当时觉得自己是个文学青年，就自己在家里写书，慢慢又写了两本，《沿着季风的方向》《失落的卫星》，从中欧到南亚、中亚、巴尔干。

写完之后原本有其他的写作计划，但马上就遇到疫情了，3年都没出去。到2022年11月，虽然还没解封，但我找了很多帮助，办了法国的签证。我觉得我必须得出去了。第一站是巴黎，我计划往南走，去西非、北非、撒哈拉。11月份的那边相对比较温暖。

结果我到戴高乐机场后，发现我的行李没被托运过来。我在机场给航司打电话，他们帮我查行李，说还在首都机场。飞巴黎的下个航班要一周后，而且上座率很差，不确定会不会取消。我当时随身就一个双肩包，护照和钱包在。我就问航司，你们确定能飞欧洲的航班是什么时候？他们说几天之后有一个飞阿姆斯特丹的，看售票情况感觉可以飞。我说行，把我的行李送到阿姆斯特丹。

所以我从落地那一刻起，计划就被打乱了。原本是想往南走，现在为了拿行李箱，我要往北走。在巴黎买了几件衣服、牙刷牙膏，提个袋子就出发了。去阿姆斯特丹的路上，经过比利时，那边有很多修道院啤酒厂。我去喝酒，出来时经过大片的、漫山遍野的墓园。

黄昏时分，我走进其中一个墓园，仔细看，发现是一战士兵的墓，大概五六个人立一个碑，即便如此，墓碑还是一望无际。你一下子很容易想到一战的导火索，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事件。那时候我第一次想到巴尔干这个地方。

于是，我想写一个关于“战地”的书，比利时是一战战场；往中欧走会经过二战战场；再往南是巴尔干，会经过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的战场；再往东走，很快就到俄乌战场。当时想走这么一个路线，可以差不多把20世纪重要的战争给串起来。

走到奥地利，我的想法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是在维也纳陆军历史博物馆，我看到斐迪南大公被刺杀时穿的军装，还有他当时坐的那辆车。走到奥地利南部城市格拉茨，我走进格拉茨美术馆，看到一幅作品《波斯尼亚女孩》，是波黑女艺术家塞拉·卡梅里奇的作品。以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为背景创作的，之前我对这个事儿一无所知，看到这个作品后，我才了解斯雷布雷尼察在哪儿，是怎么回事。

了解这段历史时，我非常震惊。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巴尔干这个地区，它本身就有足够的厚度和深度。如果写一本“战地”的书，把四个地方都写在一本书里，可能每个地方来不及完全展开。我是那个时候、在奥地利做了决定，就把精力集中在巴尔干的地区，重新规划了行走路线。

【异域印象与阅读体验】

翟业军：刚才子超兄说到墓园，我在韩国待过两年，对韩国的墓园印象非常深刻。我去的第一所学校叫崇实大学，学校的后山就是国立显忠院，韩国建国以来所有为国捐躯的士兵全埋在那，历任韩国总统——除了埋在家乡的卢武铉——从李承晚到金大中也埋在那。

有一次我去釜山旅游，跟着旅行团莫名其妙到了一个地方，就像花园一样。一个个小墓碑上，有很多年轻人的头像，原来那也曾是战场，我非常震撼。这个话题请金老师讲几句。在我看来您是蛮宅的一个人，你如何看待旅行文学作品？

金仁顺：我现在的阅读有点变化。年轻十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段疯狂阅读，什么都读，其实我都记不住，也读不完。最近几年，我阅读越来越挑，挑我真的喜欢的再去读。有很多作家都是我的朋友，我会读一读朋友的书。说实话，中国的书太多了。还有一个问题，很少遇到自己非常喜欢的，读太多之后，就会变得非常挑剔了。

子超这本书给了我意外和惊喜。首先名字和电影是一样的，一会儿你再讲讲你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因为2011年有部电影的中文译名是一样。但整个巴尔干地区在我的感觉里，心理空间非常远，就像印度一样，因为我觉得印度对女性太不友好，所以印度、巴尔干似乎是我旅行永远不会选择的地方，我还是喜欢安全、温暖的地方。但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真的非常惊喜。我很少夸人，但这本书我还是非常发自内心地夸一下。我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给我女儿建议，我说你可以读一读。

我是作家，我的阅读视角会非常在意感性的部分。像奈保尔《米格尔大街》，包括很多中国作家，经常会在文学世界里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镇、或小县城，有一个类似“文学的家园”。在那个范围内写作，会非常有安全感，同时它又给你极大的想象空间。很多作家都喜欢建立一个这样的地标，里面出现非常多形形色色好玩的人。

子超好玩的地方在于，他一直在走，我阅读的时候是跟着感性走，很关心你每天在吃什么、喝什么，你花了多少钱？刚才我私下问他，你整个旅行花了多少钱，安不安全。

昨天我们就在聊这本书，你写到当时在一个酒吧，你和另外两个男的、一个女孩喝酒，喝到凌晨，那两个男的带着女孩继续喝，你就回去了。我就想，你怎么能回去呢？那个女孩会很不安全的，你有责任，你要继续跟他们喝。然后你要把女孩带回来。我真的很担心那个女孩，我觉得她跟我是有关系的。

书里面有非常多的人物，而且好多人物会让我很难受，在那么苦难的一个地方，这是超乎我想象的。我知道那边生活状况不是很好，但是这本书里面写了非常多细节，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身临其境。

这本书非常好的地方在于，他的文笔非常好，同时一点也不缺少深度。他有非常感性的一面，因为都是他亲历；但同时有非常理性的一面，作为整个书对深度的支撑，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棒了。

读了很多虚构作品，一个是我们对它的故事架构，我就未必真的相信。另外，这些年我觉得我们写作有很多疲沓的地方，不够有力量、不够尖锐。子超这个题材，提供了天然冲突的、爆裂的东西，同时他也有非常好的反思的东西。翟老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反思真是太少了，大家进入一个非常油滑的创作阶段，都写得很顺畅。每年我们能写出多少本让我们觉得有点震撼的作品，反正对我是有点难的。所以这本书真的是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还有一个好玩的事，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个短篇小说叫《萨拉热窝失恋记》。是一个女作家写的，有一点女性主义，那个小说写得很有意思。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女学生有婚外情，视角是从女学生写的。她写什么呢？就是写刺杀斐迪南大公的事件，把一个爱情故事放在战争阴影下。

当时这个女学生跟教授去一个餐馆吃饭，那个教授非常挑剔，女孩的话题他从不认真听。女孩在吃饭的时候，注意到餐馆有个年纪很大的侍者，一句话没说，但一直用责备的目光看着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突然之间，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对于婚外情觉得非常惭愧。她以前觉得我爱就OK了。可她面对那个沉默的陌生男人那种责备的眼神时，她开始顶不住了。他们一直在谈论刺杀斐迪南大公的普林西普，如果那一枪没打出去？他们讨论年轻冲动和后果之间的关系，女孩和教授各自在自己的思维里转。女孩当天就跟教授分手，分手后教授对她进行报复，比如，毕业论文就通不过，女孩进行了反抗，最后学位拿到了。

我读这个小说是20多年前，我很喜欢。我觉得她写得非常轻盈，同时又有年轻女性对自身境况的分析。因为这个文本，我对萨拉热窝很早就有了一种很特殊的感觉，所以读到你写萨拉热窝就很认真，看到你写的那些生活细节，我觉得很好玩。这本书我真的非常喜欢。

翟业军：我读两句话，书的第4页写道：“对我来说，巴尔干似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更像一个形容词，充满伤痛、挣扎、求索和希冀的复杂含义。”在189页引述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里奇的这段话：“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寄托在远方，而他们的恨却横亘在眼前。爱那么远，恨却那么近。”

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真的感到很难过。这个地方的人很纠结，太痛苦、太分裂，他们找不到自己，但又有强烈的寻找根的冲动。我们中国人是很难体会的那种身份认同的危机。接下来请你解释下这个题目以及对这篇土地的感受。

刘子超：血与蜜之地，来自土耳其语Balkan，bal是蜜的意思，kan是血。所以这两个意象拼接起来就有了这个名字。这个地方大部分地区曾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500年，这个土耳其语地名拆开刚好是血和蜜，我觉得又恰好能概括这个地方给我的一种感觉，既有血腥的部分，又有甜蜜的部分。

关于甜蜜，那边有一种李子白兰地酒。同时，当地每个人有一些渴望，对生活的渴望和幻想、小小的憧憬，为了生活更好而努力，我观察到那种状态，我的感觉还是挺甜蜜的。

我在书里写到一个女孩，20多岁，在离家很远的一个小城市做牙医。她和她的老板是不同的民族，在诊所里老板对她不是很好，她遭遇一些不公，比如她每天工作10小时、老板只给她6个小时工资；比如她是医生，但老板会把很多护士的工作给她干。她每个月到手只有两三千块钱，租不起市中心的房子，只能住在郊区。男朋友毕业后去意大利读研究生，跟她分手了。

聊到一些爱好，她说喜欢改变家具的位置，虽然是租的房子，但家具很多是自己买的。她会把不同的家具重排，用这样的方式转换心情。这个细节当时就感动了我。

她给我看照片，家里一个小小的双人沙发，旁边有个小落地灯，阳台上是她从市场上淘的各种小摆设。虽然在生活、情感中有很多那样的遭遇，但至少在她能控制的小小部分里，她尽可能做到最好，我感觉到她的那种甜蜜。所以我在路上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人。

【巴尔干故事掠影：身份认同与其他】

翟业军：我看这本书，我觉得最迷人、有趣的不是自然风光，而是你遇到了一个又一个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记忆的博物馆。你其实是和一个一个的小型博物馆在遭逢。下面问一个问题，遇到这么多人的时候，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刘子超：我记忆深刻的，比如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我到一个地方，一般不会约人，不像以前做记者那样提前联系好。我觉得旅行写作的有趣之处就是每一趟旅程都是即兴、随机的，甚至超乎你想象的。

但另一方面，我又希望在这个旅程中，能遇到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他们有自己的记忆、故事，把这些东西融合、拼接在一起，才成为这个地方的一个切片，更能展示这个地方的特点。

到了贝尔格莱德，我头几天遇到的都是相对普通的人，我想能不能想找到一个不一样的？很偶然，我认识了一个女大学生，她是犹太血统、学市场营销的，有些以色列企业到贝尔格莱德做生意，就会找这个女孩。所以她对整个贝尔格莱德哪儿娱乐、消费很清楚。她带我去看夜店，她很开心，因为那个地方消费很贵。我问咱们几点去合适？他说高潮在凌晨4点，我们12点半到就可以。我赶紧在8点上床睡觉，上一个12点的闹铃。

那个夜店，果然纸醉金迷的感觉。穿比基尼的塞尔维亚女孩儿，把钱——当然是假的——从高高的舞台上整袋抛洒下来；拿着彩带枪，砰的一声，放出很多彩条。就在那儿，我碰到了一个男的。女孩说要去合照，因为他是塞尔维亚电子商务的教父级人物。我就说，我想跟他认识下？女孩说，我怎么介绍你？我说，你就说我是中国来的记者。

那个男的坐到我们这桌，我说，听我的朋友说，你是塞尔维亚的电商教父。

他完全不谦虚，很开心。问我，你们中国电子商务的教父是谁。

我说Jack Ma。他说我就是塞尔维亚的Jack Ma。

我觉得这人很有意思，就约了第二天再聊。

第二天下午，我去他家附近的一个咖啡馆，一进去发现，他昨天在夜总会穿的是一件白色衬衫，白色在夜总会是最亮的，领口解开三个扣，露出凌乱但不失品味的胸毛。在咖啡馆，他穿一条牛仔裤，一双new baLance运动鞋，一件黑色高领毛衣。我一看，这不是乔布斯嘛。

我来之前查了下，但很难从英文资料中查到这个人，只知道他可能是当地电商很重要的人物。他开始跟我讲他在做什么事，我听得一头雾水，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马上转变了套路，从最基本的情况讲述自己：成长于什么家庭，讲他父母是老师；美国轰炸南联盟时他刚大学毕业；他找不到工作，就自己在家学编程，那时候刚好互联网崛起，他上国外讲互联网的博客，搬运到塞尔维亚网上，深入浅出地讲述，很快就火了；先变成了一个博客界的科技博主，后来被各种榜单评选为年度科技人物。

他慢慢发现，自己有了很多粉丝，他就利用粉丝经济发展事业。他现在在做培训，教别人怎么用互联网知识去赋能企业。

他问我，你是干嘛的？我说我是写东西的。他说你要表达，就要用现在最流行的方式去表达。虽然媒介不断变化，但表达的核心都一样，就是用故事包装。

我问他具体在做什么，他说现在围绕抖音tiktok做培训，利用一些有趣的小视频把商品卖出去。最开始我听说他是电商教父，以为是巨大的生意。他拿手机给我展示一个柠檬切片器，他教别人做小视频卖这个。他说附近有一个中国商品市场，除了衣服、还卖很多有趣的东西。这个柠檬切片器1美元一个进的，但通过这个视频可以5美元一个卖出去。

我才发现，原来在塞尔维亚这个城市体量里，这就可以算是电商教父了。因为人口很少，比如贝尔格莱德市、巴尔干第一大城市，只有不到200万人口，其实还不如我们很多县城人口多。

我在马其顿也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着，有一个中年男人突然并肩，看了我一眼。他胡子很久没刮，穿的有点邋遢，但英语说得很好，所以我们就一路攀谈。他说以前是一个英语老师，我就问他，你现在在做什么？他咕哝了几声，我也没听清楚。

我说那我请你喝茶，聊一下。他突然面露鄙夷的神色，因为在当地文化里，茶馆是比较底层民众才去的地方。他说我们去这家咖啡馆，是我学生开的。

他的学生很奇怪，我们点单以后，也没表现出对老师的姿态。我知道他原来是老师，后来工作没了，靠领低保生活。

我继续问他一些问题，可能问得有点直接。有没有受到族群之间的排挤，有没有孩子之类的。他突然抬头看着我说，我觉得你好像没什么文化，你问的问题都很没水平。

我说，那你觉得你是很有水平的人吗？他说当然，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问他平时习惯做什么？他说读英文书，听英文有声读物。我说那你最近看的一本书是什么？他说叫《勇于思考的魔力》。我听感觉像是本励志书，跟他的形象有点不搭。就是这么一个人。

从咖啡馆出来，我就跟他分手。晚上我又路过他住的房子，在一栋小楼的2楼，我看到他的身影，在白色窗帘里来回移动，影子忽大忽小。往回走的路上我就琢磨这个人，觉得他身上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气质。

因为知道他的名字，回去后我随手搜他的名字，跳出来巴尔干一个英文媒体的一篇报道，说这个老师因殴打学生，被判处了四个月的监禁，还失去了工作。我点进去新闻看，到底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们那个学校是两个民族共存的学校，跟他发生冲突的是另外一个民族的学生。开始两人发生口角，后来他突然拿出一个指套，戴到手指上打人的那种，把学生的头打破了。我当时好奇这个老师为什么会带着这种东西去学校。还是很多谜团，当时很想敲响他家的门，继续与他谈谈，但又怕他再次掏出指套把我打一顿。

我想非虚构写作，就只能到这儿就为止了。如果是一个虚构小说的话，也许这恰恰是一个开始。虽然书里就只是写到这儿，但我觉得也许读者也能感受到当地族群之间的那种紧张感。

金仁顺：翟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子超写的那个电商教父，我觉得挺好玩。后面这个老师也很有意思。你说非虚构可能就写到这儿为止了。

我近些年去高校上创意写作课，很多年轻学生他们说不知道写什么。我们就聊天，我说你聊聊你高兴的事，他们就很茫然。那我说那你聊聊有痛感的事情。其实现在年轻人的坦率超乎我的想象，他们给我讲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有些会让我很难过，像读到这本书里一些人的那种难过。

我举个例子，比如有个女孩子，非常白，挺好看的。她居然遭受校园霸凌。寝室里另外两个女生对她各种霸凌。

她说老师我晚上不能在床上睡觉。她们在她被窝里面放针——我非常震惊。有时候还会打她，她就从寝室躲出去，你知道我们东北冬天非常冷，她把所有保暖的衣服，毛衣、毛背心、薄羽绒服，再套上厚羽绒大衣，穿身上，在校园里面游荡，最后到教室里面睡。这个状况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后来有一天，她去开寝室柜子，低头的时候，一个女孩抓着她的头发，砰一声就给她撞到柜子上面。那一下，激发了她所有的反抗，就豁出去了，不要命一样，跟那两个女孩打起来，引起了学校的注意。当时她需要别的女生给她证明，她是被霸凌的，但寝室里其他女孩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后来校方的处理是口头警告，把她调离寝室。她因此逃离了苦海。但没给她做证明的另外两个女孩，接下来就变成新的被霸凌对象。

像这样的故事很多，我觉得我都能记得住。就像这本书中，很多很好的故事细节，创造了最源源不断有生命力的东西。

【旅行写作的挑战】

翟业军：刚才的故事很好，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话题，就是虚构和非虚构。刚刚子超兄说到，当非虚构到极限了，走不下去了，这个地方恰恰是虚构起步的时候。但现在有一个现象，虚构作品远远没有非虚构卖得好。其实我一度觉得虚构比非虚构力量强大很多，但恰恰虚构的小说大家看得不多。我每个月会给“春风月榜”推荐好书，但自己也感觉到，虚构作品好看的不多。

下面再谈一个问题，我想也是金老师很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你在旅行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子超：旅行中最大的困难，我觉得可能是怎么尽可能去深入、遇到不同类型的人。在这过程中我会想很多，有时候也会焦虑。我一直是觉得，旅程越顺滑、越正常，你写的时候就越复杂、越困难。非洲就好一点，因为那里的旅程绝对不会很顺滑，肯定有各种各样想不到的事。

我记得有一次在非洲，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在边境口岸，士兵开口问我要钱。我说要多少？他说1000美元。这远远超出了我能接受的范围。谈不下来，我就在他们小屋外面溜达。我们彼此都在等谁先出来。两小时以后他出来了，最后我们以两美元成交。（全场笑）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如何在平顺的旅程中找到有戏剧性、冲突性的人，体验到不一样的经历。

另外就是写的难点，你怎么把这些故事、人物、经历、观察用某种方式编织起来，不是遇到的所有人我都能写出来。我要把那些内容像织一个花毛衣一样，把不同色彩、图案拼接起来，让它成为一件好看的毛衣。我觉得这是写作时比较大的困难。

翟业军：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经验是严重贬值的，随便打开手机视频，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新经验。比如说我基本没去过东北，但我对东北人做菜很了解。这对旅行文学会不会带来挑战？

刘子超：我觉得经验，一方面通过视频可以让人了解东北的生活，刷几个视频，但这种认知可能是一种阅后即忘、碎片化的。书的特点恰恰是把碎片式的素材，有机结合成一个有条理、有逻辑、能反映更大现实的整体性的东西。这可能是短视频零碎的经验没办法替代的。

比如说我们刷东北的短视频，可能对农村生活有一些碎片化认知。但我们可能还需要一本写东北农村或城市的更宏大的书。那种体系的叙述可能感觉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旅行文学在做的事儿，其实就是把这种旅行中获得的碎片化的经验整合起来。

但它有一点讨巧的地方，虚构小说需要建构一个场景，旅行文学不需要。比如巴尔干，因为这个地方经过我的选择，它是一个很冲动、很强烈的地方。这一地区本身有这个背景，可能比很多中国当代小说的背景更有戏剧性。这可能也回答刚才翟老师说的，为什么觉得小说没有某些非虚构好读的一个原因。

我们可以选择这种中国经验之外的地方，这些地方可能比中国很多当代生活更有冲击力，比虚构的建构更有故事，它天然就有这些冲突在这了。在这个背景下，人的故事就更容易去打动人。这可能也是讨巧的地方。

翟业军：你在书中提到了很多前辈作家关于巴尔干的描述，比如《黑羊与灰鹰》，这些书可能提供了一种固有的经验，会不会拘囿你的感受和想象？

或者说巴尔干这么复杂的地区，还有没有另外的一种面向或经验，是超乎书中之外的？比如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那，这座城市也曾诞生了齐泽克，当代最重要的学者、作家、哲学家。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尖锐。

刘子超：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义，我也会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的旅行，其实都是一种个体的经验。这种个体经验就像手术刀切出的那一刀，你从切面观察那个纵深的纹理，描摹那些细节。也许你切到其他的地方，看到的会不一样。我做不到把一个地方完全客观地呈现出来，因为旅行写作的方式就是刚才说的那一刀、那一个切片。你只能从这一趟旅程进入，有可能你会忽略掉其他的经验。

这可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遗憾。但与此同时，那一个切片也是真实的，你那一趟经验也是某一个部位的切片呈现。在这个层面上，它又是你真实的、诚实于你自己的。我无法用上帝视角去呈现巴尔干的方方面面，比如除了血与蜜，还有孕育思想家的土壤。我只能选择忠实于自己的那一刀的经验。

所以我想，这种写作也不会因为我写了这个书，再有作家想写这个地方就不能写了。旅行写作恰恰就是如此，每个人切的地方都会不一样，你不知道这趟切到的是哪儿。如果你真实呈现你那一刀，把这个过程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实也是有意义和很有趣的。

翟业军：下面打算去哪？给我们稍微剧透一下。

刘子超：大的计划是关于中东的。去年我去了伊拉克、伊朗、库尔德斯坦，也许这几年大的行程会往中东走。

顺利的话，明年也许有一个比较薄的小书吧，名字叫《四海为家的人》，关于世界不同的一些小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