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年度致敬 | 宗璞：80年写作诚与雅

宗璞先生至今记得父亲冯友兰在为她撰写的一副寿联，以及联后的“璞女勉之”。

第13届春风悦读榜致敬宗璞。颁奖典礼上，她发来致谢：“诚乃诗之本，雅乃诗之品，这是我写作的圭臬。督促自己。”97岁，她依旧在勉励自我。

宗璞先生

宗璞是“课本里的作家”，生于1928年7月26日的她，既熟悉又陌生——几乎人人都能说出她的名篇《紫藤萝瀑布》，但更多关于她写作与人生的故事，仍然属于较为小众的范畴。

“百岁继风流 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 八年鸿雪记双城。”这是冯友兰在1988年为60岁的宗璞撰写的寿联，上联写家庭传统，下联写宗璞的长篇创作，其时，她的长小说《野葫芦引》第一部《南渡记》已经完成，书名最初拟为《双城鸿雪记》。

“璞女勉之”四个字中，宗璞说，“勉之”是她最该记住的。

【1】

宗璞年事已高，未能亲自来春风悦读颁奖礼的现场，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审杨柳带来了她的感谢。

杨柳被宗璞称为“三十多年来的老战友”，出发来杭前一天，宗璞还给她打了个电话，问要不要给她出路费。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资深编审杨柳领取“春风年度致敬”，李敬泽为他们颁奖

2024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十卷本《宗璞文集》，涵盖小说、散文、童话等体裁。作为这部作品的策划编辑，杨柳写了一篇编后记，其中提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作为宗璞写作生活的目睹者，看到她缓慢而顽强地前行——“不能手写了就用口授，大字的稿子也看不清了就用耳朵听，耳朵也听不清了就多听几遍，头晕了就躺下休息一会儿再干，无论如何就是要写下去。”

这种艰难，在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开启之后，尤为突出。

2019年初，宗璞的百万字长篇《野葫芦引》终卷《北归记》出炉——自《南渡记》1988年出版之后，《东藏记》《西征记》相继问世，《北归记》是最后一部收官之作。其中，2008年，《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18年《北归记》获得了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

因为视力受损，从《东藏记》的后半部开始，宗璞的“写作”是一字一句说出来的。在春风悦读的舞台上，杨柳非常感慨地描述了这个写作过程：“我说你记；你念我听；我听了我改；我说我怎么改，你再记下来，念给我听。经过无数遍打磨，91岁时，宗璞完成了自己的文学大业。”

《北归记》“写”到一小半的时候，宗璞突发脑溢血，当时大家觉得她的写作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但她居然顽强地康复了，把这本书“写”完了。

“我有些高兴，但仍不轻松。南渡，东藏，西征，北归，人们回到了故土，却没有找到昔日的旧家园。”写作80年，《北归记》不是终结，宗璞说在后记中自己必须继续，“希望上天留给我足够的时间。”

【2】

那么，何谓“野葫芦引”？

《野葫芦引》是小说，也是历史。

“七七事变”后,一大批教授、学者在战火硝烟中跋山涉水，把西南边陲的昆明造就成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圣地”。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他们精神富有，理想不灭。宗璞曾说，这是属于她父兄辈的历史，而且对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代知识分子是如何以文弱之躯支撑中华文化的大厦不倒，她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她了解并深爱这些人，了解并深爱中华文化；她深知一个民族的文化要薪火相传，不可断绝，所以她一定要写。”杨柳觉得，是一种使命感让宗璞完成了这部巨作，除此之外无法解释。

书名的背后，是宗璞对历史的看法。

宗璞曾说：“历史是个‘哑巴’，靠别人来说话。我写的这些东西是有‘史’的性质，但里面还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我不知道的东西，那就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了。”但她认为自己能够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我父亲常常说张载的那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那一代人常常以这个自我期许，我自己也想要做到这一点，但离得太远了，只能说知道有这样的精神和境界。”

宗璞觉得，写作可以靠近历史，但人生依然是一个“野葫芦”，不太清楚，也做不到太清楚。为什么要个“引”，则是“因为本人不能说这是个野葫芦，只能说是一个引子，引你去看到人生的世态”。

《宗璞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归记》之后，宗璞又写了《接引葫芦》。在《宗璞文集》第9卷，就“藏”着《野葫芦引》的末卷《接引葫芦》。

“本来，《野葫芦引》全书计划为四部，但写完《北归记》，觉得时代的大转折并没有完，人物命运的大转折也没有完。所以，还有一部《接引葫芦》，《接引葫芦》和《野葫芦引》是一个整体。”宗璞在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解释。

【3】

宗璞带给春风悦读的“圭臬”——“诚”与“雅”，来自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诗歌理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家郭绍虞先生将其总结为“诚乃诗之本，雅为诗之品”。

文艺之本是真诚，宗璞常说，没有真性情，写不出好文章：“只是要做到‘诚’，并不容易，需要有勇气正视生活，有见识认识生活，要有自己的人格力量来驾驭生活，需要很多条件。‘雅’便是文章的艺术性，作品要能耐读，反复咀嚼，愈看愈有味道，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基本修养外，只有一个苦拙的法子，就是改，不厌其烦地改。”

杨柳是宗璞追求“诚”与“雅”的见证者。

宗璞写到《北归记》的时候，要和三十年前的《南渡记》以及之后的《东藏记》《西征记》的情节、人物接续起来，而且要保持生动鲜活。这期间，她经历了各种变故——病痛、遗忘、失去亲人、视力渐失、听力渐弱……但在具体的写作中，她必须对抗生活给予的一切，比如某一个情节和《南渡记》有关联，她要让人把《南渡记》的那部分找出来，大声地念给她听，她再把它和后来要写的故事无缝衔接。

宗璞与父亲冯友兰 图片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宗璞就想写《野葫芦引》，但因由于自身的准备和时势的影响，三十年后才动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透露了一段往事：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了一个长篇小说的研讨会，时任社长韦君宜鼓励宗璞写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创作由此开启。而早在1960年，宗璞就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了《缪塞诗选》，由此合作长达65年。

其实，2024年秋天，《宗璞文集》出版不久，作家张抗抗在湖州德清的洛漾书院发起“当代女性文学沙龙”，主题就是交流宗璞的作品，杨柳也是其中一位嘉宾，记得当时她说过：“宗璞也算生逢其时，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不知道她能不能写《野葫芦引》，或者能写成什么样子。”

【4】

宗璞在不同的时候，对“为何写作”的话题有不同的回答。在《宗璞文集》的自序中，她对此进行了简单的概括：我有话要说，如鲠在喉，必吐为快，所以写作。有话而不说，怎么对得起我是人。

她把自己的写作生涯比作一条山溪：“溪流婉转，时急时缓，水声多变，时高时低，总是从我的生命得来。”这与杨柳目睹宗璞写作生活三十年给出的观察是类似的：“宗璞所有的作品，包括小说、童话、散文，都不是凭空虚构、空穴来风，都是来自生活、有感而发的。”

杨柳做编辑多年，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作家，她觉得，宗璞是不一样的存在。“她有家学渊源，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和教养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后来又系统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学，中西合璧，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少有的。”她很赞赏宗璞的文字，“至少在我接触的范围内没有人能比，精雕细刻反复推敲，又朴素简洁毫不做作，读之琅琅上口，品之韵味不绝。”

与春风悦读的结缘，接续了宗璞和浙江的缘分。

她发表于1961年的《西湖漫笔》是其散文成名作，那是她第四次到西子湖畔，在六月天里领略到了西湖的“绿”和“变”。杨柳说，宗璞沉醉于西湖的绿，如果她能来到第13届春风悦读榜的颁奖地良渚，也一定会惊叹于良渚的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