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人生就是一个进学的过程

黄仕忠老师新近出版的《进学记》，并不是一本有计划而作的随笔集，而是他近四十年来求学、访学、教学中的点滴汇聚而成。读着老师的文字，其中描写的场景与话语历历在目，勾起了我的许多记忆。

2003年春天，我刚刚获得硕博连读的资格，在文科楼四楼的中文系办公室和黄仕忠老师第一次见面。细致讨论了未来的研究计划之后，我决定跟随黄老师，将研究方向转向戏曲文献学。在这以前，我的阅读中几乎未曾涉猎过古代戏曲，为此，我效仿黄老师当年临时报考徐朔方先生硕士生时的做法，“抱来有关戏曲的书籍，一顿猛啃”，从头阅读《琵琶记》、元杂剧、明清传奇以及相关研究成果。

那时黄老师刚刚从日本创价大学访问归来，曾说起东亚汉学方兴未艾，日本、韩国等海外收藏的中国古籍文献，尤其是以往重视程度不够的戏曲、小说、俗文学，将会是日后研究中的一大热点。恰巧，我在学而优书店买到新近出版的、韩国学者金英淑的《琵琶记版本流变研究》，于是兴冲冲拿去给黄老师看，他却只淡淡地回答了一句，“书中有一些稀见资料和观点是从我的书中来的”。

和黄老师学习的第一课，便是如何访查文献资料。当时，国内很多公立图书馆对外开放仍设置诸多门槛，且无公开的馆藏目录，或是检索卡片尚不完善，遑论电子数据库的建设了。获取珍稀古籍，主要依靠个人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意志搜寻线索，再四处托人，求开借阅之门。当年的学术经费极为有限，黄老师总是在参加学术会议之后，见缝插针地去图书馆调阅资料，并领着我们在各研究机关、大学食堂蹭饭，笑称“打秋风”。

获取文献之后，对待文献的态度更能窥见学者的格局和风度。虽然每一种文献得来都不容易，国外图书馆的线索更是珍贵，任何一种稀见资料的发现都足以写成论文发表。但黄老师一直认为，文献是学术的公器，决不能秘不示人。公之同好，互相参研，疑义相与析，才是研究切磋琢磨的乐趣之所在。

在利用材料时，黄老师总是说，有一分文献说一分话，并不过分拔高新文献的重要性，也不要把话说满。文章展现的只是冰山显露的一角，我们整理和阅读的资料，应该是在水面之下坚实的支撑。在利用新见材料提出新的观点时，面对的往往是古代文学研究前辈的旧说，虽有新见，但要理解前人工作的不易，充分肯定前人工作。

黄老师对爬梳文献有敏锐的触觉，又有毫不留私的态度，首先让自己的学生极为获益。藉由黄老师在日本巨细靡遗的戏曲文献访查工作，有好几位硕士同学，便是以黄老师寻访所得的孤本为研究对象写成毕业论文。陈旭耀师兄是老师的第一位博士生，专攻《西厢记》明刊本研究。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得到了老师的悉心指导，在老师的点拨、引领之下遍访、目验了国内所藏的所有《西厢记》明刊本，构成了日后《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出版的基础；他还直接受惠于老师访书的成果——论文中所涉及的日本所藏孤本、珍本，都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

2009年12月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桥本秀美副教授交谈。

2009年12月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桥本秀美副教授交谈从我这一级开始，黄老师有意识地通过文献普查、编目、整理、研究，构建出一个培育学生的完整体系，我们这一批前后级的学生，有关瑾华、肖少宋、仝婉澄、熊静、王宣标等，作为这个体系中的一份子，更是在学术道路规划、研究对象的选取、具体论文写作等等方面都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教导。在我毕业之后，黄老师、瑾华和我共同编纂的《子弟书全集》与《新编子弟书总目》相继出版，瑾华的木鱼书研究、少宋的潮州歌册研究、婉澄的日藏戏曲研究、熊静的清代宫廷演剧研究、宣标的明代目录研究，以及后来几位学生如潘培忠的闽南歌仔册研究和《歌仔册全编》的整理，刘蕊的法国藏汉籍编目与研究、徐巧越的英国藏汉籍编目研究，构成了“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系列中的一块块版图。这种师生合作的方式，源于老师高瞻远瞩的眼光和统筹布局的能力，让我们踏实地迈出了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与具体的指导意见相比，他更加注重“度人金针”，一再强调，只要路子走对了，速度虽有快慢之别，但最终都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黄老师的“慷慨大方”，不仅仅在于面向自己学生的悉心栽培，还在于他对戏曲学术共同体建设的构想和付出。他鼓励年轻人互相结识，交流互通，尽早结下学术的友谊。他津津乐道于上世纪80年代自己参加数次重要学术会议时结识青年学友的往事，并总是叮嘱我们说，年轻时在访书论学时结交的朋友，将会成为一生的学术伙伴。

在我的印象中，黄老师从很早开始就具有了“学术共同体”的意识并且身体力行。随着《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丛刊》第一辑、第二辑中稀见曲本的陆续公布，对于有志于戏曲研究的后辈，他不仅无偿地提供资料，也毫无保留地提供他的戏曲史观点和思考方式；他更致力于营造一个戏曲研究“学术共同体”存在的外部环境：他发起和组织的中山大学“戏曲与俗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创了青年学者发表、资深学者点评的新模式，每年八月举办，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届，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戏曲名宿、新秀，已经成为戏曲界关注焦点的学术会议，自2016年创办的《戏曲与俗文学研究》刊物，如今已经成为戏曲青年研究者首次亮相的一大重要舞台。疫情期间，他甚至毫无条件地开放了自己的讨论课课堂，利用网络直播进行同步交流，以便让更多有志于戏曲研究的年轻人能够参与进来。

在宽容有度的另一面，则是要直面黄老师层出不穷的意见和直言不讳的批评。陈定方老师在《进学记》序中说他爱说“不”，“当头一瓢冷水，让人兴致全无”；黄天骥老师也早在《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就提到这个特点，“他对我所说的意见，往往不假思索，立即表示不予同意”。遇事说“不”，可以说是他最为突出的标签。其实，参加过中山大学中文系戏曲专业讨论课的同学们都很是了解，黄老师在这个课程上，从来都是以“不”作为开场白的。而且，黄老师的“不”仅仅是开场定音，他的“不同意”还将贯穿整个讨论的始终。作为学生，对此自然怀有极大的心理压力，很多学生都被黄老师钓鱼式的“你来说说你的看法”紧接着“我认为不仅仅是这样”或者“那你有没有从另一个角度想过”的一套组合拳，弄得汗流浃背、心慌意乱、口不择言。实际上，他口中的“不”，并非一味否定，只是借此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再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只是不假思索地随大流，或者仅揣度和迎合老师的想法。

黄仕忠与李芳。

黄老师的严格与执着，源自自身鲜明的性格特点——一种可追溯到籍贯诸暨“木柁”的“憨而犟”；从他的学术背景来看，这个特点也是其来有自的。徐朔方先生是英语系出身的戏曲研究大家，他以汤显祖研究名家，但对汤显祖却并不以“完美的研究对象”来看待。他在课堂上毫不客气地对一些权威观点提出批评，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见解，不做含糊之论。对黄老师来说，徐朔方先生授予的是“惟真理是求”，让他“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在我的理解中，其实没有“爱”和“更爱”的程度区别，爱真理是他爱师的一种方式，一种表达，也是他教育学生，传递学术的一种方式。我想，黄老师也许是有意融合了徐先生和王季思两位前辈学者的特点，又进行了一番自我的改造：在他求学之时，徐朔方先生正当壮年，更重视一个严肃的学者应该如何做的问题；王季思先生因在暮年，则因体会到个人的力量有限而更注重学术的薪火相传。在中山大学这个绵延了好几代学人的戏曲研究重镇，黄老师首先提倡一种集体合作、共同学习的方法，再分而击之，发掘学生的个性，从来不会因为个人的家庭出身、学历背景而带有任何偏见。如是，哪怕像我这样一个资质平平的学生，一样能够在一种“学术共同体”的带动之下，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学术路径的培养之下，如愿地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徐朔方与王季思，1985。

作为黄老师进学之路上最为亲密的伴侣，陈定方老师在序中提纲挈领地指出了黄老师“进学”的道路和关窍。她总结说，黄老师身上有着诸暨人的执拗，但也有浸淫在广东文化中的变通。反映在他的学术理念上，他有着转益多师、海纳百川的学术自觉，这种自觉，源于他对书籍和知识的热爱、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人生意义的不断追问。知识以及其后的学问，都不仅仅是来自于书本，更多地来自于如何感知和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他自己受到由徐朔方、王季思等前辈学者“共同体”的滋养，也同样慷慨地将养分输送出去。他随着古文献所的建制而先后转任资讯管理系与中文系，无论是对古代文学还是图书馆学的学者，他从没有门户、派别的局限与束缚，在资讯管理系任教时期，往往能从图书馆学的建设来谈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启发。他多次前往日本，与波多野太郎、田仲一成、金文京、大木康等著名学者过往甚密，他聆听，吸纳，融会，再在教学和写作中将在日本学术交流的感受传递出来。

黄老师将四十年来的进学心得形成文字，进而结集，名之曰《进学记》。书中的单篇文章我都已经在第一时间拜读过，很多故事，更是在不同场合，聆听过多次。但是，如今结为一集，我以为，自有一种学术史的参照意义。从《书的诱惑》《我的大学之路》开始，他在幼年时期对书本的痴迷，大学时代对学术的热忱、对老师的尊敬、对历史的视野、对学术的反思，是一以贯之、贯穿始终的。黄老师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经历过70年代恢复高考，80年代理论盛行，90年代强调实证，新世纪后风行跨领域研究……这四十年来，学术界的氛围、风气、条件，变化很大，真正爱书、读书的人，却能够抱持初心，不会迷失在浪潮之中。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在谈，时代风潮如何影响人文研究者，反向来看，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我们如何主动去回应时代，展现现实关怀，在《进学记》中，可以看到一名学者对此的思考和回答。

我曾经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黄老师为《〈琵琶记〉研究》写下的“前言”“后记”对我影响最深。他在“后记”中说，“盖学问固然可作一生功业待之，而本应属于兴趣……如前辈学人多已将学问变成人生乃至生命的构成部分……当深入某一作家的心灵，便是得到一个永生不渝的知己，静夜之时，每可作心灵的对话”。又说，“文学艺术本有合时与不合时之别”，但以文学艺术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本身是没有“合时与不合时之别”的。王季思先生教导说：“人对于学术的追求，本是一辈子的事。”对于选择了学术研究这条道路的人来说，人生就是一个“进学”的过程，我们为何而学？答案往往就蕴含在每一个人各自进学的过程之中。一本《进学记》固然无法解答进学中的所有困惑，但是，当“进学”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中普遍坚持的追求，在同一个氛围和价值中，“很多问题也就不足以成为问题”，答案，也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2024年11月

写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

本文原刊于《博览群书》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