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学生自掏腰包，捐赠了一份来自86年前的校史记录

近日，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2021级广播电视专业硕士周正渊向浙江大学档案馆捐赠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Asia（亚细亚）杂志1939年1月刊，其中收录了Franz Michael（梅谷）撰写的“A University on the March”（一所前进中的大学）。他跟踪记录了浙大从准备迁校开始，几易其址，先后在西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办学，直至准备前往广西宜山的西迁之路。

《Asia》（亚细亚）目录（上）及文章首页（下）

这篇文章向世界宣告的答案是：“浙大西迁是一场双向的行军：一面步步后撤以避日军进攻，一面前行迈向新的民族理想。”（It was a march in a double direction. Backward step by step from the Japanese advance and forward toward a new Chinese national ideal. ）

一本杂志为何珍贵？

如果想全景式地了解国立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的历史，人们常常会去读《竺可桢日记》。倘若想找到更多信息，还有1939年史地系教师李絜非在广西宜山编纂的《浙江大学西迁纪实》，以及90年代外文系教师冯斐撰写的回忆录《流亡日记》等资料。但这篇“A University on the March”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外籍教师视角。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随校西迁的梅谷先生用这篇纪实文章，向世界展现了浙大师生不畏艰险、勤奋好学、心系家国的精神风貌。

“当时我在准备写1939年浙大宜山校舍遭遇日军敌机轰炸的论文，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上偶然发现了它。”周正渊介绍，这篇文章的中文版《前进中之浙江大学》曾转载刊登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9年3月13日）中。因此，他并非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但这是首次找到英文原文及杂志原件。“浙江大学档案馆的张淑锵老师曾对我说，希望有一天能把这篇文章的英文版找到，一定会很有意义。”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转载刊登《前进中之浙江大学》

沿着现有资料中“本文载英文亚细亚杂志一月号”的线索，周正渊通过海外渠道在美国找到了这本刊物的收藏者，他立刻决定自掏腰包买下这本杂志：“这是一场‘冲动消费’，但是还是觉得买了很值的东西！”杂志抵达中国后，他第一时间选择将这份珍贵的史料，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希望能为抗战时期的西迁历史研究做些贡献。

我们也将结合这份史料，带各位读者走进1937年以来的浙江大学，回顾抗战时期的那段峥嵘岁月——

浙大西迁线路图（图源竺可桢纪念馆）

大学将何去何从？

What will the university do?

1937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火向南蔓延、淞沪会战打响，当时距离前线并不遥远的国立浙江大学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此时，浙大面临着重要的抉择：大学将何去何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又将如何赓续？

梅谷态度鲜明，文中写道：

“……但中国人的观点很明确：在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辽阔国度，精神引领的传统和道德底线绝不能被摧毁。正是这一理念，催生了中国教育史上独特的现象——大学在轰炸中坚持办学，辗转千里，步履不停。”（But the Chinese point of view is clear: in this vast country with it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the tradition of spiritual leadership, the moral front, must not be allowed to be destroyed. It was this idea which brought about in China the unique phenomenon of universities carrying on with their work ‘as usual’ under bombardment and marching from place to place, covering distances of hundreds of miles.）

步步后撤以养精蓄锐，颠沛流离却从未失去傲骨铮铮，这是全体浙大师生用实际行动给出的答案。

搬迁伊始，杭州已成为日军空袭的目标，面对敌机频繁侵扰、轰炸，学校的教学却从未停止，依然取得了不菲的教育成果。梅谷这样评价：“我从未见过学生如此勤奋、自律、求知若渴——这种状态贯穿了整个迁徙时期。”（But never had I found the students more diligent, better disciplined and more willing to learn than during these weeks and all the time to follow.）

师生在江西泰和上田村上课（见于杂志第32页）

同年11月，为免遭涂炭，浙大开始撤离杭州，浩荡的西迁就此拉开序幕。彼时，日军先锋部队已经逼近城郊，浙大的建筑被悉数摧毁或沦为日军军营；二年级学生已按计划迁往天目山，其余师生挤在狭小的交通工具上辗转建德。

风餐露宿，舟车劳顿，浙大依然成功地将大部分教学物资抢救下来——“包括化学与物理实验室设备、图书馆所有外文书籍及最珍贵的三分之一中文藏书”（We could, of course, take only a part of our personal belongings, but the university managed to save most of the working material such as, for instance, the chemistry and physics laboratories, all the foreign books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the most valuable third of the Chinese books.） 。在民族侵略与压迫面前，这些物资是师生们在困厄中继续办学的希望，更是浙大在战火中坚守学术使命的担当。

农学院的“镇院之宝”叶脩虫，1939年蔡邦华采集的标本。蔡邦华在西迁路上就地采集昆虫标本，开展我国西南山区的昆虫考察。路途遥远，他什么行李都能扔，唯独把这批宝贵的标本和重要书籍留下来了。

漂泊在外的日子里，教学环境极其简陋。寺庙和祠堂被改造成了教室和宿舍；而教室里所有的也不过仅仅是木隔板、长凳、桌子和黑板而已。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环境困顿，却依然弦歌不辍，师生科研与学习的热情只增不减。梅谷曾慨叹：“这证明：一所大学并不依赖高楼与舒适环境，而只需师生之精神与最基本的设备。”（thus proving that a university does not depend on buildings and comfort but simply on the spirit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a minimum equipment.）

为保护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浙大师生最终将库书安全秘密地存放在了贵阳地母洞，并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对库书进行科学、认真、细致、持久的除湿防护。

“文军长征”中的师生成长

Traveling had made them more mature.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亲身走入中国的乡土社会，接受颠沛流离的现实命运，西迁办学中的师生摆脱稚气、文人气，他们“目睹乡村之美，了解同胞疾苦，亲历战争疮痍，历经生死考验”（They saw the beauty of the countryside through which they traveled, learned of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f their fellow-countrymen; they observed the misery brought about through the war, they had been in danger themselves.），真正地将自身命运同国家命运相结合，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舟共济、患难与共。

在“A University on the March”一文中，梅谷也写下了他的众多见闻：

泰和上田村浙大码头（1938年8月摄）

迁至江西泰和上田村时，因洪涝肆虐，危及校址及百姓安全，水利系师生亲自设计堤坝并参与施工；他们在偏僻乡壤创办澄江学校，由学生担任老师，使浙大教工子女和当地百姓子女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开辟沙村垦殖场，协助政府安置皖浙难民，并由农学系学生组织流亡农民移垦荒田；学生自主创办报纸，向师生、村民发行，传递战况和国际消息，并开设合作商店供应物资；随队医护人员为当地提供卫生科普和免费治疗，改善当地的卫生状况和生活水平……

浙大协助开辟的沙村垦殖场

战火的洗礼固然残酷，却也是一次宝贵的试炼，正如梅谷所言：“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独特的经历……西迁让他们更加成熟。”（It was certainly a unique experience for the students……Traveling had made them more mature.）

经历战争，浙大师生更加渴望民族强大、教育兴盛。如果说，兵戈铁马中诞生的是中国的骨骼，那么文化则是日渐丰盈的血肉。西迁中的浙大增设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在往昔中找到新信仰的基石”（in the past that China can find the foundation for a new belief with which it will build up a new Chinese nation），挖掘埋藏在文化深处的民族之魂。

在这本英文杂志里，我们还意外发现了梅谷在江西泰和拍下的儒学大师马一浮先生，他身着一袭白衫，手持蒲扇，喜笑颜开。

马一浮先生在江西泰和（见于杂志第32页）

“他笑得多么开心，这在存世照片中极为罕见。”周正渊介绍，竺可桢校长曾两次登门拜访，邀请马一浮先生来浙大讲学未果，直到江西泰和才结下缘分，为师生讲授深奥难懂的国学，成就了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马一浮曾在给朋友的电报中解释自己为何此时亲临讲学：‘在浮本以求远兵革，非图附于皋比，何其遇见存录，欲使遂预讲筵……窃推贤智之用心，在使多士敦历气节，仁为己任。是必求之经术，讲明义理，无囿习俗之陋，而克践性德之全。乃可济蹇持危，开物成务。’”

马一浮在江西泰和和广西宜山为西迁途中的师生讲授国学，讲稿后辑成《泰和宜山会语》。课程每周一讲，第一课便是“横渠四句教” ——北宋张载写下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他毅然打破隐居，投身教育事业，同样是为了塑造国民理想。他希望浙大师生即便正在经历战争，也要砥砺气节，以仁为己任，践行完整的品性道德。

此后，马一浮先生又为浙江大学校歌作词“大不自多”，也就是本文开头可以播放的乐曲。一代浙大师生前赴后继，从未甘于屈居人下，将教育事业向前推进。

前进，前进——行进中的不仅是西迁道路，更是浙大精神。“大学再度启程。中国仍在路上，谁知道这场‘文军长征’将在何处止步？”（The university is again on the march... China is on her way. Who knows where the march will end?）1940年初，浙大师生到达贵州遵义，并在那里坚持办学长达七年之久。西迁的步伐已到终点，但浙大人“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的探索不会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