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奖专访 | 中篇小说首奖杨方：《月光草原》，奏一曲木卡姆民歌

12月7日，富春江畔，郁达夫中学，人头攒动，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在此举行。时隔两年，众多作家、嘉宾从全国各地奔赴这场文学盛会，见证文学繁花在郁达夫的故乡再次绽放。

本届“郁达夫小说奖”，杨方《月光草原》和金仁顺《白色猛虎》摘得中篇小说首奖和短篇小说首奖，龚万莹《出山》、黎紫书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韩松落 《鱼缸与霞光》获中篇小说奖，朱婧《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万玛才旦《松木的清香》、牛健哲《造物须臾》获短篇小说奖。

颁奖前后，中篇小说首奖得主、作家杨方接受了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采访。

70后作家杨方，祖籍浙江，生于新疆，著有诗集《像白云一样生活》、小说集《打马跑过乌孙山》《澳大利亚舅舅》等，多以新疆为背景。作品曾获《北京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诗刊》青年诗人奖等。长篇小说《江南烟华录》被改编为电影《大明监察御史》。

杨方

小说《月光草原》的故事发生在新疆伊宁市，这是伊犁州下辖的县级市，位于伊犁河边、祖国西部边陲。故事讲述了我和畜牧局哈局长、江苏援疆工作人员何时了等人，为了解决草原上的牛粪问题，在伊犁草原策划“援疆屎壳郎计划”的故事。小说中以屎壳郎对于草原生态的重要性为核心，通过“我”们与当地居民的互动、对草原文化的认识，展现了对生态平衡和地方文化认同的深层思考。故事涵盖了友情、文化差异、环境保护等主题，呈现出草原人朴素动人的情感和深刻的生态伦理观。

以下是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与作家杨方的对话。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笔下书写中国西部的广阔世界，从乌孙山到伊犁河，构成了您的作品的独特风景。新疆与浙江是您的两个故乡，地方风物和您写作的关系是怎样的？

杨方：写作即是回到故乡。写作与故乡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古典的对应关系。我出生在新疆，童年和少年，对一个写作者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都在那里度过。浙江是我的祖籍，是我生命深处更为重要的另一个故乡。

毕业后我回到浙江，在林业系统工作。每天坐在摆满文件柜的机关办公室，日复一日的八小时，让我感到恐慌。我在办公室养绿植，养蜗牛，在A4纸上写诗。写小说以前，我一直在写诗歌。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结束后，我突然停止诗歌，开始小说写作。很多人不理解。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好像小说一直在那里等着我。就像故乡，在天山那边，等着我回去。

我写诗歌，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心要去远方看看。出走得太远了，想到一句话，回不去时回到故乡。写小说，是一条返回故乡的路径。这样的比喻，也许不恰当。但我在小说的写作中，的确是一种回家的感觉。故乡在我的小说里反复出现，虽然那个故乡，已经不是现实意义上的故乡。因为空间与时间上的距离，故乡被对象化、精神化、审美化，故乡变得更丰富，更完善，更有超越性。这个故乡来源于现实，却又不同于现实。或者说，它既有现实的成分，又有虚构的成分。因其现实而与生活、生命、内心有着密切的关联，因其虚构而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与价值空间。

潮新闻·钱江晚报：《月光草原》充满了新疆之美，“大街上空气中都是苹果的味道”。这部作品的创作动机和灵感是怎么来的？您怎么想到从“屎壳郎”这种昆虫入手的？

杨方：我曾养过一只屎壳郎，这种甲壳虫长着一对透明的翅膀，平时收拢起来隐藏在黑色甲壳里，这让人忽略了它是个会飞的东西。有一天，它打开翅膀，从我眼前飞走了。

多年后的某一个下午，我蹲在昭苏草原的一坨牛粪前，观察屎壳郎滚牛粪蛋子。我想起了从我眼前飞走的那只屎壳郎，脑子里萌生出写一个和它有关的小说的念头。

从新疆回来后，我写了《月光草原》这篇小说。我给小说里的屎壳郎取名西西弗斯，这个从早到晚忙着滚牛粪蛋子的家伙，让我联想到希腊神话里的人物。

伊犁河风光。图源：新华社

潮新闻·钱江晚报：小说中有一句“地球上的每一样东西，都很贵”，是点题之语。小说充满了对生态平衡和地方文化的深层思考，您对当下草原生态和文化有哪些担忧？

杨方：小说里写到的那拉提草原，是伊犁最美的草原。“那拉提”这个地名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是最先看见太阳的地方。以前每年的春秋，在伊犁可以看见哈萨克人赶着牛羊转场的浩大场面。现在伊犁的哈萨克人基本上都定居了，不再游牧。牛羊转场的场面，已经很少能看见了。草原上很多原生态的、自然的东西，都在慢慢的消失，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伤感。

2021年，我开车走独库公路，经过那拉提草原，这片草原已经成为了旅游的草原，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草原。现代文明对原始草原的侵入，不是谁能阻挡得了的。可以说，《月光草原》是人的文学，也是屎壳郎的文学。人和屎壳郎，都是自然的一部分。现在，在伊犁草原，屎壳郎要刻意去寻找才能看见。

小说里那只失而复得的屎壳郎，是自然精灵、草原精灵、生态精灵。我希望人、动物、昆虫、草原、月光，都能回到他们原来该有的样子。我希望我的写作，是一种草原式的，自然、自由和开阔。

潮新闻·钱江晚报：主人公“何时了”的命名有什么深意吗？在小说中有何象征意义？

杨方：何时了是江苏人，名字确实是来自那句“春花秋月何时了”。何时了与“我”之间，是江苏与新疆的对接关系，他们一起面对草原困境，生态困境。他们之间，单纯而美好，建构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在我的写作中，新疆的开阔与江南的婉约，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遇合，相辅相成，产生了强烈的张力。可以说，江南是我外在的形，新疆是内在的、骨子里的、宿命的。这可能也是小说里两个人物的风格。

产业援疆，大闸蟹落户天山脚下。图源：伊犁新闻网

杨方：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是想象的盛宴。文学的现实，是靠虚构来完成的。文学的现实能否征服读者，关键在于作家的虚构能力。我从来不怀疑自己的虚构能力。每次回到伊犁，走在果树浓阴覆盖的街道，我问自己，我看到的，有多少是这个城市的本身？又有多少来自我小说里的虚构？我是在用小说里的视角，回望和怀念这座城市吗？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这些年我新疆浙江来回的跑，具有明显差异性的地方空间与南北时间的转换，常常让我有一种恍惚不定的感觉。正是这种恍惚不定，让我产生了巨大的美以及疼痛。我毫不怀疑小说中的人物和我一样都曾真实地存在过。

在新疆，有很多个斯大爷，他不是传说，不是故事。斯大爷是这个快速变化世界里不变的部分，他停留在了那里。这个世界总有什么是不变的，因而他成了草原的神话、巨人、伤感的美。

我时常问自己，我的写作，是分析还是总结？是寻找还是揭示？亦或是一种未知的，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追根究底。我所有的文字，都是在一座记忆的遗址上升起来的。

因为地理原因，伊犁的落日总是舍不得落下。十点多钟，还长时间的停顿在地平线上。这样的落日所照亮的故乡，一切都染上了本雅明灵晕般的光彩，所有枝头上的果实都在闪闪发光，所有绵延起伏的山脉，都生出光辉。所有的街道，都在头脑里四通八达。如何处理现实与虚构，是我目前需要面对的大问题。这大概也是我写作的无解的一种困境。保罗·策兰说，艺术就是要进入你深层的困境，让你彻底自由。我还没有找到自由之路。

郁达夫说：“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敢怠慢。”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件愉悦的事。是我生命中值得投入，令我执着又坚定的部分。我不敢怠慢，我会一如既往的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