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奖专访 | 朱婧：《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打开人生缝隙让光进来

　

12月7日，富春江畔，郁达夫中学，人头攒动，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在此举行。时隔两年，众多作家、嘉宾从全国各地奔赴这场文学盛会，见证文学繁花在郁达夫的故乡再次绽放。

本届“郁达夫小说奖”，杨方《月光草原》和金仁顺《白色猛虎》摘得中篇小说首奖和短篇小说首奖，龚万莹《出山》、黎紫书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韩松落 《鱼缸与霞光》获中篇小说奖，朱婧《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万玛才旦《松木的清香》、牛健哲《造物须臾》获短篇小说奖。

颁奖前后，短篇小说奖得主、作家朱婧接受了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采访。

朱婧《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把平庸的家内生活写得风生水起、意味深长。小说对名物的广泛兴趣和细致的考察，对心理活动的周详分析，对日常生活的遐想和沉思，使作品在叙事的同时不断定义所述之物，直至最后回到作品的题旨，彰显出作者写法的细腻绵密。

朱婧

以下是潮新闻记者与朱婧的对话。

潮新闻·钱江晚报：郁达夫小说奖以弘扬郁达夫文学精神为主旨，鼓励浪漫诗意的性情写作，注重汉语叙事传统的继承和创新。首先，想问问您的获奖感受和对郁达夫精神的理解。

朱婧：首先，我要感谢郁达夫小说奖的评委。不仅仅因为他们看到万千文学写作者中微小的我，更因为这种“看到”对一个写作者的肯定，它所确立的标准、信心和勇敢，会影响到我未来的写作道路。

能获得以先生名字命名的小说奖，我感觉和先生成为一个文学的同路人。一百年前的1924年秋冬，处于困顿的文学青年沈从文，向时为大学教师的郁达夫先生发出求助并得到了最大可能的帮助。我从2003年开始写作，中间经历过十年中断又重拾，这其间曾经得到许多师友的鼓励和帮助，也很能理解这样一种照亮对于一个写作者的意义。

我在大学教文学课程，先生是我一直景仰的文学大家。也是在1924年，郁达夫先生发表了他著名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小说的主人公“我”，一个沉身底层的知识人，对更弱小者的爱与怜惜，曾经深深地打动我。郁达夫先生谈散文的写法，说“处处不忘自我，处处也不忘自然与社会”，所有的文学又何尝不应该如此。正如沈从文评价郁达夫，“缺少取巧，不做夸张”，因为保持自己，而获得“最纯净的成就”。生逢人性解放和个人自觉的时代，郁达夫的文学是现代的、人性的、有情的、艺术的文学。

潮新闻·钱江晚报：小说记录了近乎完美的太太，在婚后辞去工作回到家庭后，最终异化为“小小的黑色一团在我的掌心的鼠妇”，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您是何时关注到全职太太这个群体，并动念写这篇小说的？

朱婧：过去的六年，我恢复了中断十年的小说创作，而这个恢复发生在从30到40岁的过渡时刻。我的文学创作由青春文学始，适逢2003年前后八零后写作的浪潮。2008年，我入职南京师范大学，那时，我在文学创作上已感焦灼，不能够再继续青春写作，也难以确定新的方向。2008到2018年，十年的中断写作，隐入家庭、养育孩童对我影响至深。十年时间，整个中国文学变化很大，文学审美趣味和风尚、文学生态格局都在变化，我个人日常生活和心智、文学趣味等也发生着变化，重拾写作就是以个人的十年之变回到变化的文学现场。这期间我花了三年的时间读完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做的是现代都市及其催生的文化与文学。城市是我生活的日常，女性是我的身份，新兴的社会经济力量不断改写当下社会的经济格局和社会分层，我也试图通过写作理解消费社会的逻辑对不同阶层的女性的生活和精神的影响。我的写作关心“家庭中的女性”，试图去写原本很难成为文学人物的、缺乏故事性的普通女性,希望通过写作帮助女性理解自身的处境。

“全职主妇”，或者说“家庭中的女性”由此进入我的视野。我确实也想由此去照亮作为我自己全职主妇的母亲未被看见的时刻，去照亮我自身中断写作、隐入家庭、养育孩童的十年生活，也照亮更多“家庭中的女性”的“沉身的无光”。我写了《那般良夜》《光进来的地方》《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以期冀“消失的”在复现的过程中愈加明晰，“无光的”打开人生的缝隙让光进来。

如果在文学史观察，我这几年的小说关注“家庭中的女性”，她们或是“主妇”或是“妻子”，都可以汇流“家中天使”的文学脉络。“家中天使”这一形象来自19世纪英国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的长篇抒情诗《房间里的天使》。诗歌颂赞妻子以“可爱的，不被人注意的恬静”圆满地尽到所有责任，堪为维多利亚时期理想女性典范。伍尔夫《给女性的职业》如此描述“家中天使”：“她善解人意，魅力十足，大公无私。她擅长处理家庭生活中的难题，每天都在自我献身。”当男性价值观内化为女性的自主要求和自觉行动，“家中天使”从未消失。我写作《危险的妻子》《那般良夜》，试图打破幸福家宅的童话，因为这背后常常有一位“不被感谢，不受关爱，无人理睬，筋疲力尽的女人”。我不厌其烦地写家务的繁琐和毫无创造性的重复，我以为家务活动是有社会价值和情感意义的。同时，我也相信人们对家的理解是复杂的也是个人化的。因为“女人布置房子是一处乌托邦。她忍不住要这样做，不是用幸福本身，而是用对幸福的求索，去吸引自己最切近、最亲爱的人。”（杜拉斯《物质生活》）女性写作，关乎一个女性如何观看，倾听和关注她身处的世界。

潮新闻·钱江晚报：从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童年，到端庄美丽的优雅女士，再到婚后如鼠妇般的生活姿态，您觉得太太生命的枯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被社会的成见规训，还是婚姻？

朱婧：要感谢你从小说捋出这条从“其叶沃若”到“其黄而陨”的颓败线，但作为文学作品，我追问背后的原因不单单是社会规约和婚姻，可能更暧昧和习焉不察，因为，比如鲁迅小说《伤逝》似乎也可以拉出你描绘的颓败线。如果不局限家庭、婚姻和情感，像郁达夫的《迟桂花》也有这种生命坠落和颓败的线索。在《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太太以购买行为和网络游戏填补精神生活的空洞，现代消费社会提供的诸多代偿方式，转移对于对一个女性失去主体性带来的强烈缺失感的真实发问。消费主义的浮华催动虚妄野心，婚姻中本有的智性和温爱的平衡被轻易打破，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丈夫的“我”的对婚姻的背离，很难说仅仅关乎人性的软弱。“我”认为给妻子提供了优渥的生活，轻忽妻子的内心，直至让妻子以“家中天使”形象化身完美家庭景观的一部分而成为消失的人，男性视角熟滑的自圆其说轻易服从于欲望也决定了故事的走向。我们理解和接受人性的复杂，也并不是想在亲密关系背后事实存在的权力和支配里将男性和女性放在对立的位置，而是想问，如果起点是吸引和崇拜、爱护和怜惜，终点的千疮百孔是如何造成的？包括我们如何让有限生命中美好的事物最终走向消亡，回到个体的本质性孤独。同时，我选择男性视角，是想呈现两性认知差异导致的误解隔膜甚至伤害，这关系两性本身的心理结构跟教养的环境，乃至社会文化内容。如何理解？如何洞察？又如何建设？都是我在写作中所想去寻求的。

潮新闻·钱江晚报：小说中妻子和发小沐是一对的关系，他们的婚姻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您在小说中写道“他们都是那么美丽而无用的人，他们都只能仰仗更强大的人，抑或顺从地走进谎言的牢笼。”是否在您看来，他们的不幸除了社会的压抑，也有软弱顺从内因？

朱婧：萨特认为，懦夫和英雄不是天生的，而是由行为决定的，我们的行为代表了我们是怎样的人。否认自己有彻底的自由，被萨特称为“自欺”。波伏瓦认为，自欺的假定前提是，人意识到自己在所处境遇中拥有自由的可能，却选择了忽略。然而该意识不一定是给定的事实而可能由他人规定和塑造。

一种有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保证了过剩的闲暇时光，但物质的宽纵、丰裕和过剩，甚至女性观的与时俱进，并不必然发育出我们想象的理想女性。也许我想观察的女性不是旧女性，不只是家庭中传统的贤妻良母，而是新女性新生活的困惑和前景。当一种基于他人利益的要求变成自我选择，是有非常复杂而具体的个体成因和社会语境。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论述了社会对柔弱和持家的女性特质的塑造，这是一个受到社会训练的、温驯的身体如何产生的例子。这也是波伏娃所说“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社会期望女性服从，拥有温顺、柔弱、持家的特质，就从社会化的各个方面去影响女性，如法律、教育、文化、艺术等，让她们将这些规则内化。人生的叙事结构像是一张渔网，它定义着也改变着每一个人。在福柯的观念，同样不能忽视男性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状况中的权利差异，男性同样也会发现自己深陷于和被牵涉进各种体制和实践中。并非不是作为个体的他们所创造和控制的——他们经常受其统治。

潮新闻·钱江晚报：小说中太太异化成“鼠妇”，让人不由联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您是什么时候关注到这种生物，并将两个差异巨大的形象关联起来的？

朱婧：关注到学名鼠妇的潮虫，也就是西瓜虫是因为一段个人经历。2019年我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访学，携5岁幼女同行。女儿入学早大附近的西早稻田保育园。保育园会定期购入西瓜虫放入园内花圃，让儿童发掘观察，作为自然教育的一部分。放学接她，她常去找一只西瓜虫给我看。她用细小的手指捏取西瓜虫的方式，充满喜爱，毫无厌恶。孩子的天性没有被规训的部分，容许了兴趣、好奇和爱的发展。当我写《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时，我想到这种虫子，如果不是因为女儿的视角，这种虫子并不会被我看到。视而不见，隐身沉默。这样的家庭中的女性故事，也有我多年做全职主妇的母亲的身影，从19年的《那般良夜》《危险的妻子》开始，我一直关注这样一种女性处境。到了《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既无力反抗也无法自新的“太太”， 在幽暗处消耗着自己的生命能量，无法被理解也难以去言说。变身潮虫成为一种现实隐喻和恰如其分的譬喻。希望由此让所有满足于“在婚姻里造像”的妻子们惊醒，回到一种现实维度，从生命内部积聚能量。

汤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