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雨》 文\汪永良 今日的雨就这么下起来了，没有一点儿前奏。在办公室坐了才两个多钟头，起身往窗外一望，地面已经湿了。疏疏的雨丝斜斜地织着，静静的，没有雷，也没有风。渐渐地，雨点密了起来，打在雨棚上，“嗒嗒”的声响连成一片，像是谁在屋顶上撒豆子。 我放下手里的文件，走到窗前。 马路边的梧桐，叶子已经被雨水洗得发亮。那是一种新鲜的、油油的绿，像是刚从颜料管里挤出来的。雨点打在叶子上，叶子便轻轻一颤，雨水顺着叶脉滑落，滴到下一片叶子上。有几片阔大的叶子承不住水，忽然一倾，兜头浇下一注水来，自己倒轻松了，在风里微微地晃。梧桐树的枝干淋湿了后，颜色深了许多，皴皴的皮纹更清晰了，像是老人手上的青筋。这树平日里灰扑扑的，蒙着一层尘，被雨一洗，倒显出几分精神来。 路边低洼处积了水，雨点落下去，漾开一圈一圈的涟漪。那涟漪向外扩着，扩着，便消失了；新的又漾开来，此起彼伏的，像是无数看不见的手指在水面弹着看不见的琴键。有的地方雨点密，水面便像沸腾了一般，小小的水泡冒上来，破掉，又冒上来。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最爱在下雨时蹲在屋檐下看水泡，看它们顺着水流漂，互相碰着，合并成一个大的，又忽然破了。那时能看上半天，不觉厌倦。现在想来，这水泡的起灭，倒像极了人世间许多事情——聚散无常，刹那生灭。 忽然，见一只鸟从树荫里冲出来。大约是只麻雀，灰褐褐的，不大。它在雨里拼命地扇着翅膀，飞得跌跌撞撞的，雨点打在它身上，似乎把它往下压。它斜斜地飞向对面的屋檐，钻进檐下不见了。那屋檐下想必是干的，可以容它抖抖羽毛，等雨停了再出来。我替它松了口气，又觉得它可怜——这城市里的鸟，连个像样的窝都难找，平日里栖在行道树上，闻着汽车尾气，听着喇叭声响，遇着大雨，只能这般仓皇地逃。 雨越发大了，密密麻麻的，像是谁在天上挂了一面珠帘。远处的楼房模糊了，只剩个轮廓；近处的街道也朦胧了，路灯的光晕开来，黄黄的，暖暖的。这雨幕把世界隔成了两半——我在窗内，它在窗外。窗内是干的，静的，可以安然地站着；窗外是湿的，闹的，万物都在接受雨的洗礼。这让我想起古人写雨的诗句，李商隐的“留得枯荷听雨声”，是闲适；蒋捷的“壮年听雨客舟中”，是漂泊。而我此刻，是在办公室里听雨，既没有枯荷可听，也没有客舟可感，只是觉得这雨下得痛快，把初夏的闷热一扫而空。 这时，一位大伯骑着电动车闯进我的视线。他穿着雨披，那种最常见的蓝色雨披，被风吹得鼓鼓的，像一面帆。雨太大了，他的头微微低着，身子前倾，一副奋力向前的样子。雨水顺着雨披流下来，在身后拉出一道水线。他的车速不快，但很稳，在雨里小心翼翼地穿行着。忽然想起学校大门口那些家长们接孩子的情景——他们也曾这样在大雨里骑车赶路。孩子们正站在门口发愁怎么回家，看见他们的父亲出现在面前，那种兴奋，跃然在脸上，他们的脸贴在父母亲湿漉漉的背上，觉得那是最安全的地方。 雨渐渐小了，从“哗哗”变成了“淅淅沥沥”。梧桐树的叶子绿得发亮，像刚洗过澡的孩子，精神抖擞的。路面的积水还在，涟漪变得稀疏了，水泡也少了。屋檐下滴着水，一滴一滴的，慢吞吞的，像是舍不得这雨。那只避雨的鸟大约还在檐下，等雨停了，它会抖抖翅膀，重新飞回它的树上。 我站在窗前，看了许久。这初夏里的雨，来得静，下得猛，去得也快。它洗了梧桐，濯了马路，惊了飞鸟，湿了行人的衣裳。而在窗内看雨的我，忽然觉得，人生大抵也是这样——有些事来得突然，去得匆忙，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在雨里撑着伞，或者找一个屋檐，等雨停。但总有些雨，是躲不过的，那就迎上去罢，像那位骑电动车的大伯，像那只冒雨飞行的鸟。毕竟，雨后的世界，总是格外干净，格外明亮。

竹是草还是树？——聊聊植物的“身份”密码 文\汪永良 春日竹林，修长挺拔的竹子随风摇曳，姿态潇洒。有人赞它“高风亮节”，有人夸它“虚怀若谷”。可若问一句：这青青翠竹，究竟是草还是树？ 估计不少人会愣一下。它明明长成了树的模样，怎么听人说“竹子是棵草”呢？ 这就要从植物学里一个根本的分类说起了——草本植物与木本植物。 怎么区分草和木？关键看“骨子里” 说白了，草本和木本的核心区别，不在高矮胖瘦，而在茎干里面的“骨架结构”。 木本植物的茎里，藏着一层叫“形成层”的东西。它像个勤劳的木匠，年复一年向内生长木质部，向外长韧皮部，让树干一年比一年粗壮。所以橡树能长成千年古木，银杏能见证沧海桑田——它们的茎干有年轮可寻。 草本植物呢？茎里没有这层“形成层”。它们的茎杆一旦长成，粗细就定了，再也不会横向增粗。春天冒出的狗尾巴草秆，到秋天枯黄时，还是那么细。 木本植物像盖钢筋混凝土大楼——有坚实的“骨架”支撑，能抵御风雪，屹立数百年。草本植物则像搭帐篷——轻便灵活，快速生长，但季节一到便枯荣轮转。 竹子：草氏家族的“巨人” 现在来看竹子。切开竹子茎秆，你会发现中间是空的（当然有节隔），维管束散生分布，没有形成层。竹笋出土多粗，长成后还是多粗——它永远不会像松树那样一年年“增肥”。等到冬天，很多竹子会开花枯死，这是典型的草本生命节律。 所以没错，竹子是禾本科植物——和狗尾巴草、水稻、小麦是亲戚。只不过这位亲戚长到了二三十米高，成了草本家族的“巨人”。 这倒让人想起一句禅语：“知止不殆。”竹子知道自己只是草本，不与硬木争高低，却另辟蹊径，用中空有节的身姿，长出了“手可摘星辰”的气度。 比竹子还高的草？还真有 既然竹子是草，那还有比它更高的草本植物吗？ 有。旅人蕉就是一位“巨草”。它原产马达加斯加，叶片像一把巨扇，叶柄基部储着甘甜的水——旅行者渴了，用刀戳个小口就能喝。旅人蕉能长到三十多米高，比很多竹子还高。没错，它也是草，属于旅人蕉科，茎秆虽粗，却没有形成层，一辈子就该这么粗。 还有香蕉树，你大概没想到——它也是草。香蕉的地上部分是假茎，由叶鞘层层包裹而成，切开一看，没有木质部的年轮结构。真正的茎在地下——块茎。所以香蕉树再高，也只是一棵“大草”。 哲理的余韵 区分草与木，有时候并不看外表多“高大”，而要看内在的“涵养”。木本植物把木纤维沉积下来，年复一年积累成“底蕴”；草本植物不搞“厚积薄发”，只管先把身姿举到云端，季节到了，便安然退场。 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竹子却用另一种智慧存活——看似瘦弱，实则万千竹根连成一片，狂风来时，大家互相扶持，整片竹林随风俯仰，反而“过风不倒”。 或许，草与木的分野提醒我们：有些东西，看着弱不一定真弱，看着像树不一定真硬。读懂一株植物的“身份”，就像读懂一个人——需要看他的“根性”，而不只是外在模样。 待到山花烂漫时，再路过一片竹林，你不妨轻抚竹干说一句： “你是草，却活成了树的模样；不慕年轮，自有清香。”

苔——渺小微末生命的礼赞 文\汪永良 五一时节的杭州植物园，满目葱茏，春日的余韵与夏日的蓬勃在此刻交汇——松、樟等乔木早已舒展繁茂的枝叶，搭建起遮天蔽日的绿幕，仿佛在从容等待盛夏的检阅。我沿着林中小径漫步，头顶是苍翠的华盖，脚下是松软的土路。在一处古旧的石阶前，我停住了脚步——一小片茸茸的青苔正静静地附着于石面，在巨大的绿意之下，它渺小得不值一提，却又仿佛包藏着另一个完整的世界。我于是俯下身，进入了那个常被忽略的微缩天地。 这茸茸的青苔究竟是何等植物？说来有趣，苔藓是一类缺乏维管组织的微小陆生植物，身形低调，无法像松樟那样在物质输运上拥有发达的“高速公路”，只能主要依靠扩散和渗透作用以获取水分与营养。也正因这般局促，它所制造的有机物极为有限，只能以匍匐的姿态缓慢铺展。林下的这片苔藓，或许是灰藓，或许是羽藓——植物园中苔藓资源格外丰富，有记载竟达二十余科六十余种之多。我用指尖轻轻触摸，那触感绵软又挺拔，细腻又富有弹性。叶片细如芝麻，密匝匝地簇拥在一起，几乎看不出明显的茎干，倒像是大地上天然生成的绿色绒毯。它不开花，不结果，没有真正的根，人们所见的整片“草坪”便是它生命的全部——这便是它的配子体，是它们生命中最为直观的绿色形态，担着光合作用与繁衍的重任。 凑近细观，还会发现在这片绿色绒毯中，偶尔伸出几根柔弱纤细的“梗”，顶端顶着一个形如小蒴果的结构。这便是苔藓的孢子体。而苔藓的生命周期，便在这配子体与孢子体的世代交替中更迭轮转。那些极细微的孢子从孢蒴中散出，随风飘荡，一旦落于潮湿之地便萌发成丝状的“原丝体”，继而再长出新的植株，在自然雨露的降落下完成受精，延续着微小而古老的生命旅程。我忽然感慨，这片生命看似柔弱，却已在地球上默默生存了数百万年，比人类不知早了多少个纪元。 苔藓是娇贵的生灵，对环境极为挑剔。它要求温暖，需要潮湿，偏爱散射光的半阴之处——太强的日照会灼伤它，太暗的深谷又会让它失去生机。我寻到的这处石阶刚好恰到好处：头顶有稀疏枝叶滤过的柔光，四周是林间萦绕的润泽空气，石面上常积雨水，湿度恰在70%之上。它不求人供养，不与人争妍，只在属于自己的方寸之地，安安静静地活着。而这份静谧的生命却也离不开水的托举——只有在湿润如诗的空气中，苔藓才能完成那重要的一环：让雄配子中以水为媒的精子勇敢游向颈卵器中的卵细胞，完成地球生命最为古老而惊心动魄的隐秘交汇。 由此，我想起了许多古诗文中对苔藓的吟咏。苔藓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最早或许可追溯到南朝江淹的《青苔赋》，那句“必居间而就寂，似幽意之深伤”是文人对苔藓高洁品格的第一声礼赞。自此，苔藓便以隐逸者的姿态栖居在诗词之间。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碧绿青苔爬满石阶，不是荒芜，而是主人高洁品格的隐喻。陆游“为怕人行损绿苔”的惜苔之情，叶绍翁“应怜屐齿印苍苔”的叩门之思，都让苔藓超越了一种寻常植物的范畴，成为清寂宁静的精神化身。还有袁枚那首脍炙人口的《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位前辈比我走得更远——他看到的不只是苔藓的生存姿态，更是苔藓的魂魄：即便在最不见天日之处，青春也能自己到来，与命运讨价还价；虽花朵微小如米，也要像牡丹那般雍容绽放，不卑也不亢。 忽然一阵微风吹来，将我的思绪从古人的诗意中拉了回来。我重新望向那片茸茸的苔藓。我不禁陷入深思：整片天地间，松樟如此，牡丹亦如此，它们的生命体量大，生存声势浩大，可这小小的苔藓，既不羡慕，也不退让。在适宜自己的角落里，它们以极朴素的方式繁衍、扎根，展现着一种并不张扬却无比坚忍的生命力。 它们的一生或许短暂，一个季节、一场风雨，就可能改变它们的面貌；它们也许终其一生都无人问津，不会有人为它们驻足、为它们惊叹。但如此便如何？它们有向上的心，有活下去的执念，正如袁枚所言，那份青春并不来源于何处，而是苔藓自己的创造。就算生命比石阶上的尘埃还要轻微，它们也绝不辜负阳光与雨露。而我能够幸运地蹲下身子读到这个小小宇宙，不禁觉得，这不仅是一种知识上的收获，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修行——苔藓让我明白，不引人瞩目的认真与不屈，有时恰恰是世间最值得敬畏的力量。 夕阳西下，植物园的树影渐渐拉长。我站起身来，轻轻移开脚步，没有惊扰那片茸茸的青苔。它们是渺小的，但生命从不因渺小而失去庄严。苔藓教会我们的，正是这份在最小的存在中活出最大尊严的智慧——不在盛大的舞台上张扬，而在寂静的角落里，认真完成一个生命应当完成的全部仪式。

楝花风里 文\汪永良 晨起赴公，循河岸行。不意瞥见三株楝树，正当花时，浅紫濛濛，甚是惹眼。此树在萧山今已稀见，不知何故，渐渐零落。乍逢之下，竟如邂逅故人，怔忡半晌。那一树碎紫，在暮春的风里轻轻摇曳，不争不抢，亦不卑不亢，自有风致。 近前细看，楝树形貌便分明起来。干挺直而皮灰褐，细纵裂纹如老者掌纹；冠如伞盖，羽状复叶翠色盈眸。其花最是耐看——五瓣微展，色淡紫而心深，似用宣纸蘸淡墨点染，清雅至极。不似桃之夭夭，不若梨之皑皑，偏偏有一种说不出的素静。微风过处，簌簌飘落，地上铺了薄薄一层浅紫，间以细白蕊丝，真个是“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荆公此句，写尽此际光景，令人低徊。 “楝”字何来？古人有法：取楝枝楝叶焚灰，浸水以湅生丝布帛，使之柔白，其艺曰“湅”。后加木旁而成“楝”。是知此树之名，已藏先民手泽智慧。《尔雅翼》云：“楝叶可以练物，故谓之楝。”草木与人的牵连，自名字始，便有了烟火气。 我立树下，旧事纷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萧山乡间，楝树触目皆是。房前屋后，路边渠畔，家家都要栽几棵。彼时农家子女婚嫁，家具无从市购，全赖木匠自作。床、桌、箱、柜，皆需良材。楝树生发速，木理细腻，制成器物，清漆一刷，纹若流水，甚是体面。吾结婚时做家具的那副木料，便是楝树——父亲早年手植，锯倒那日，他摩挲树桩，喃喃道：“这木头，做张方桌，够结实。”今父亲已归道山，那桌仍伴吾而居。树化为器，器盛满日子，楝树与人的情分，大概就在这不言之中了。 楝花之期，在四五月交。春未尽，夏初临，暖意融融而未炎。儿时大人最忌孩童野浴，辄以此花为诫：“楝树枝花开，汰浴买棺材；楝树枝花谢，汰浴汰到夜。”语虽厉，实惧溺也。楝花开时，水犹寒；楝花谢了，天方大热。那些年，我们就在这般俚谣里，一岁一岁长大。 按古人之花信风，楝花居二十四番之末。雨水至谷雨，梅花、杏花、桃花次第而尽，至楝花一放，春色便彻底阑珊了。是以楝花自带一种惜春、伤春的怅惘——韶华易逝，流光最把人抛。然我观之，此非徒然伤感。楝花开时，春天把最后的芳华尽付与它，而后从容揖别，让位于夏。这是物候的礼数，亦是天地的大度。 更有高意存焉。《庄子·秋水》载凤凰“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练实即苦楝子也。神鸟择此而食，可见楝树品格不凡。故古人以之象高洁、隐逸、不群。楝不争春，不附炎，立村头路旁，花开素静，果结坚实，不与桃李争妍，却自有一番风骨。又能安守一隅，荫庇人家——风水中谓其祛煞卫宅，植之屋前，可护安宁。此说有无玄理且不论，夏日里那一庭浓荫，给老少以清凉，便是最实在的庇护了。 伫立河岸，对这数株楝树，忽然觉得所见不只是树。它是光阴的信使——花开一瞬，提醒春尽；它是乡愁的记号——立在城隅，让路过的游子记起旧时村落；它更是生命的寓言。其花虽短，却开得认真；其果虽苦，却能引来凤凰；其木被斫，复成家具，伴人一世。苦楝苦楝，名中带“苦”，所予于人者，却皆是甘甜——家具的温润，浓荫的清凉，花开的惊艳，果实的欢喜，哪一样不是厚赐？ 《诗经》有言：“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草木亦然。楝不自彰，而美德具焉：速生以济人，质坚而耐久，花落不怨，果苦不艾。它懂得时序，知进退；它不求闻达，自守本心。春去夏来，年年如是。楝花开过，今年春天便真个尽了。然则来岁此时，它依旧会开。而你我，亦当在楝花风里，念故人，思往事，而后素履以往，一任流光。 如此，便很好。

一瓜牵两地：瓜渚湖与瓜沥镇的千年姻缘 文\汪永良 五一那天，经同事介绍，去柯桥区瓜渚湖游了一圈。 湖面开阔，南边阔大，北边渐渐收窄，果真如书中所说，“南阔北狭，形若冬瓜”。我沿着湖岸走，阳光洒在水面上，粼粼波光像是碎银子撒了一湖。远处高楼叠嶂，近处绿树掩映，东、南、西、北岸四个公园各有特色，将这片水域拥在怀中。游人三三两两，有的散步，有的打太极，有的坐在湖边发呆，一切都安安静静的，竟让我想起了萧山的湘湖——同样的宁静，同样的美丽。 风从湖面吹来，带着水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 但让我在意的，是“瓜渚湖”这个名字。一个“瓜”字，让我不由得想到了萧山那边的瓜沥镇。我出生在历史上的坎山镇，距瓜沥镇不远，现在已属瓜沥镇行政辖区，自然对瓜沥镇是熟悉的，那个建镇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的千年古镇，也是萧山东部的重镇。两个地名里都带着“瓜”字，直线距离不过二三十里，历史上瓜沥镇与柯桥区又曾同属一个行政区域——它们之间，会不会有某种联系？ 回到住处，我翻了些资料，发现我的猜测果然不虚。 原来，无论是瓜渚湖还是瓜沥镇，名字里的“瓜”字，都源于一个早已消失在历史尘埃里的湖泊——古“瓜沥湖”。 据清代毛奇龄的《湘湖水利志》记载，南朝宋代有个叫郭原平的人，曾前往瓜沥贩瓜，因为那里盛产瓜果，所以取了这个名字。明清时期的《萧山县志》也明确记载：瓜沥湖在萧山县东边四十五里处。可以想见，在距今大约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这个瓜沥湖就已经存在了，还是一个相当浩渺的大湖——它是当时萧山有名的“六湖”之一。 据《湘湖水利志》记载，南朝宋代郭原平曾向瓜沥贩瓜，因当地产瓜，故而湖名“瓜沥”。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萧山县志》也载：“瓜沥湖在县东四十五里”。瓜沥镇的建镇历史更是久远，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就设立了“瓜沥里”，千年以来，镇名从未断绝。 可以想见，那时的瓜沥湖，水波浩渺，烟波无际。村民在湖边种瓜为生，每到瓜熟时节，甜瓜裂开，蜜汁流淌，滋润着这片土地，那景象一定很美。“瓜沥”这个名字，就这样传了下来。 然而天地变迁，沧海桑田，钱塘江的改道和泥沙的淤积，终究还是让这个浩大的湖泊逐渐干涸，变成了一片陆地。但名字没有消失。“瓜沥湖”这个名字，先是演化成了“瓜沥里”，又变成了“瓜沥庄”，最终固定为今天的“瓜沥镇”。 而老湖的南部水域呢？大约在明代之后，由于地形的关系，那片残留的水体独立出来，因为形状不同——南头阔、北头狭，形似一只冬瓜——人们便给它起了个新名字，叫作“瓜渚湖”。 关于瓜渚湖的形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注意到了。 从南岸往北岸走，湖面先是宽阔得像一面大镜子，走到一半突然收窄，整个湖的确像一只拉长了的冬瓜。水边立着一块简介牌子，上面写着：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水面面积1.5平方公里，是绍兴平原第三大湖。还有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周围旧有九十八井三庙四祠堂”。九十八口井，可见当年的繁华。 查资料的时候发现，瓜渚湖古名叫“桥塘湾”。这个名字听上去很直白——有桥，有塘，有湾，就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湖泊的名字。后来又有人叫它“感圣湖”，说是宋高宗南渡的时候曾经在这个湖里躲过风浪。清《嘉庆山阴县志》记载：“感圣湖在县西三十里，宋高宗避兵泊此，与瓜渚湖相连”。能躲皇帝躲避敌兵的大船，可见那时候的瓜渚湖比现在还要大不少。 萧山和绍兴，历史上从来就是一家。 南宋以来，萧山一直作为绍兴府下辖八县之一，这个格局延续了近千年，一直到民国时期都没有改变。即便到了1949年之后，新中国成立初期，萧山也曾隶属过绍兴专区。直到1959年，萧山才划归杭州市管辖，与绍兴的行政关系告一段落。 所以瓜沥镇和瓜渚湖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家道中落”的故事——不是人的家道中落，而是一个大家庭内部的地理变迁。曾经的萧绍平原是一家，如今的柯桥区和萧山区隔着行政边界，但历史的水脉依然在地下默默流淌。 有学者根据《萧绍海塘历代的修筑》和《宋会要辑稿·食货卷》的记载推断，古老的瓜沥湖可能早在隋唐时期就已演变成了“池塘满布，河流如织”的水网平原地貌。唐代以后，大湖不在了，但文化符号留了下来，化为了两个“瓜”字命名的地名，在浙江大地上静静相依。 这让我想到很多。 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站在坚实的大地上，地面上的一切都是坚固的，不可动摇的。但其实，脚下的这片土地，在一千多年前、两千多年前，还是烟波浩渺的湖泊，是水鸟的天堂，是渔民撒网、农民种瓜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条路、每一幢房子，也许都曾是被水淹没的地方。而今天的水——比如瓜渚湖——在更久远的未来，也许又会被泥沙填平，变成新的街道、新的城镇。 土地和水，在这个星球上，从来都是流动的、变化的，只是我们人类的生命太短暂，不容易察觉到这种变化罢了。 想到这里，我回头看了一眼瓜渚湖。落日已经垂到天际线上方，湖面上铺满了橙红色的光，几只水鸟从水草丛中惊起，顺着水面低飞了一圈之后，又落回了原处。南岸的公园里，有几个中年妇女排着队跳广场舞，动感的音乐在湖边回荡。远处的轻纺城灯火通明，这座江南的水乡古镇早已不再是古代的渔村和庄园，瓜渚湖也不再只是渔舟唱晚的安静湖泊，而是现代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名字没有变。 “瓜渚”二字，承载的不仅仅是这片湖水，更是千年的记忆。那片古老的瓜沥湖虽然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但它的魂魄似乎还飘荡在萧绍平原的上空，化作两个“瓜”字命名的地名，用同一把古老的钥匙，悄悄提醒着后来的人：我们曾血脉相连，曾同饮一湖水，曾共用一镇一湖瓜之名。 那个古老的湖，叫“瓜沥”。 我的目光望向东北方向——二三十里外，就是瓜沥镇，也是我的家乡。当今的瓜沥镇北海塘依旧是萧绍两地的分界线，航坞山屹立在千年风雨当中，而瓜渚湖依旧以自己的方式，安静地存在，安静地美丽着。 因为名字，因为历史，因为千丝万缕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一湖一镇，哪怕隔着行政区划的边界，也断不了这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这份联系，就像这湖水一样，看似停止了流动，其实一直在地下悄悄流淌。

劳动最光荣 文\汪永良 五月的清晨，天光初透，窗外传来第一声扫帚擦过水泥地面的声响——沙沙，沙沙。那是楼下的环卫工人开始了她一天的劳作。这声音单调，却有奇异的韵律，像一首从未被记谱的古谣，日复一日，在城市的血管里流淌。 推窗望去，一个穿着橙黄马甲的身影正弓着腰，将昨夜的落叶与人间的碎屑聚拢成堆。她的动作不紧不慢，仿佛不是在清扫，而是在为这座刚苏醒的城市铺展一张洁净的画布。我忽然想起《诗经》里的句子：“夙兴夜寐，洒扫庭内。”三千年前的先民，也是在这样的晨光里，用最朴素的劳动，经营着日子的体面。 楼下厨房早已亮起了灯。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被灯光拉得很长，投在对面的墙上，像一出皮影戏。米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煎蛋的香气顺着门缝钻进来。这寻常的一幕，我看了三十多年，竟从未觉得厌倦。父亲爱在阳台上侍弄他的花草，那些月季、茉莉、三角梅，在他粗糙的掌心里开得比任何地方的都要好。他有句话说得朴实：“地不哄人，你给它多少力气，它给你多少收成。”这话虽说的是种花，细想来，哪一样劳动不是如此？ 人常说“劳力者治于人”，仿佛流汗的营生总低人一等。可这世间的根基，偏偏是靠这些默默流汗的人一寸一寸夯实的。战国时的墨子，带着门徒日夜赶制守城的器械，那双粗糙的手既写文章也锯木头，他从不说哪一样更高贵。几千年前的农民在《豳风》里唱：“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割草搓绳，修屋播种，天亮了忙到天黑，这份辛劳里，藏着整个文明的底子。 从菜市场回来时，十字路口的快递小哥正蹲在电动车旁分拣包裹。他的手机不停响，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他却有条不紊，每一个包裹都被准确地放进对应的箱子里。汗水沿着安全帽的带子往下淌，他顾不上擦。 这些骑着电瓶车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年轻人，是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注脚。他们跑出了经济的血脉，也跑出了无数家庭的盼头。有人叫他们“骑手”，有人叫“快递员”，可我觉得，他们更像这城市流动的血液。古时有驿卒“一骑红尘”，那是为帝王运送荔枝的奢侈；今天的骑手风雨无阻，送出的是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是独居老人的药品，是孩子期盼已久的生日礼物。 我想起医院里值夜班的护士朋友。她说最难熬的不是凌晨三点的困倦，而是看着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自己必须保持十二分的清醒。她是90后，在家还是父母眼中的孩子，到了岗位上，就成了患者的依靠。还有我孩子的班主任，批改作业到深夜是常态，她说她看的不只是对错，是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轨迹。 有位邻居大伯，退休后家里闲不住，在城郊开出了两分杂地种菜。黄瓜、西红柿、茄子，长势喜人，隔三差五就骑着自行车给他的儿子送来。他的老伴说起这事儿，总是笑说：“儿子他爸说了，人不能闲着，一闲就废了。”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 是啊，劳动哪里只是为了谋生？它更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是生命在流动、在创造、在扎根的证明。陶渊明归隐田园，宁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也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种豆南山，草盛豆苗稀，收成实在不怎么样。可你看他过得多么自在！因为那锄头每一次落下，都是在确认自己选择的生活。劳动让人踏实，这踏实里，生出了骨气，也生出了自由。 黄昏时分，我路过地铁站口，看到一个外卖小哥蹲在电动车旁吃盒饭。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吃得很快，目光却一直盯着手机屏幕，随时准备出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所有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尊敬。 无论是凌晨四点就开始清扫的环卫工人，是穿梭风雨中的快递小哥，是手术台前一站十几个小时的医生，是桃李满天下的老师，还是千千万万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坚守的普通人——你们用双手托举着这个世界的运转，用汗水浇灌着文明的种子。 劳动最光荣，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黎明前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是灶台前母亲翻动锅铲的身影，是父亲手心被月季刺扎出的血点，是骑手后视镜里飞速后退的街景，是护士深夜查房时放轻的脚步，是老师作业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 这些平凡的瞬间汇聚在一起，就是时代最坚实的基石。当我们歌颂劳动，我们是在歌颂每一个认真生活的灵魂；当我们赞美光荣，我们是在赞美那份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朴素愿望。 夜色渐沉，楼下的环卫工人已经收工回家。明天清晨，她还会准时出现。这座城市不会忘记她，就像土地不会忘记每一滴汗水。 因为劳动着的人啊，你们本身就是这人间最美的风景。

家的味道 文\汪永良 记得老家河对岸那株老槐，又飘起细细的黄花。这香气是极淡的，淡得几乎要疑心自己的鼻子；却又极韧，韧得穿过几进院子，还能追到你的梦里来。母亲总在这时节，把落花扫成一堆，晒干了装枕头。她说，槐花枕能让人梦得安稳。我那时不懂，只觉得枕着它，梦里尽是甜丝丝的香气，像是睡在云朵上。 这云朵里的味道，怕就是“家”了罢。 家是什么味道呢？是晨起时灶膛里跳动的火光，噼噼啪啪地响着，暖烘烘地扑在脸上；是午后的阳光斜斜地打在厅堂的砖地上，灰尘在光柱里慢悠悠地打着旋儿；是入夜后我那书房里飘出的墨香，混着旧书页微微发霉的气息。这些都太具体了，又都太模糊了。说它浓，浓得化不开；说它淡，淡得随时会散似的。只是无论走到哪里，这味道总在记忆的深处飘着，一闭眼，就回来了。 张季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便想起了吴中的莼羹、鲈脍。他叹道：“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他竟真的辞官归乡了。一盆莼菜羹，一尾鲈鱼脍，便是故乡的全部滋味了。这岂止是口腹之欲呢？那是千百年来游子们共同的心病——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家乡那方灶台的炊烟。这莼鲈之思，后来便成了离人心上一个暖软的结，解不开，剪不断。 又想起东坡居士谪居岭南时，写过“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句子。表面是豁达，细品却有无尽的苍凉。岭南的荔枝再甜，怕也抵不过眉山老家一碗白粥的滋味罢。只是他回不去了，便把异乡嚼出了故乡的味道。这种旷达，是背着整个世界的重量，还要在人前轻盈地笑。家的味道于他，或许已不是具体的某样食物、某个物件，而是一种支撑着他在困厄中依然站立的、看不见的暖意。 古人如此，今人亦不遑多让。我见过北方的汉子，在江南的雨巷里走着走着，忽然就站住了，说闻到了什么味。问他，他说是母亲烙的葱油饼，焦焦的，香香的。可四下里，分明只有初春青草潮润的气息。这便是了。家的味道，原是不讲道理的，它随心意出入，无影无踪，却又无处不在。 小时候，我总爱趴在灶台边看母亲做饭。她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在腾腾的热气里忙碌着。锅里的油正热，葱花撒下去，“刺啦”一声，香气便炸开了，争先恐后地往鼻孔里钻。我踮着脚尖，看锅里的豆腐慢慢煎成金黄色，边缘微微翘起，像小船。母亲会用锅铲轻轻压一压，然后翻面，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在完成一件很郑重的事情。那豆腐的香，是踏实的，让人心里安稳。 后来离家读书、工作，才明白那样的时刻多么珍贵。城市里的厨房光鲜亮丽，油烟机轰轰地响着，却总也做不出那样的味道。不是手艺的问题，是少了那份从容，那份专注，那份不加掩饰的爱。家的味道，说到底，是做的人用心，吃的人安心，两下里一凑，便有了。 如今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在周末的清晨，慢慢地熬一锅白粥。米粒在清水中翻滚，渐渐地胀开，吐出乳白的米浆。水汽氤氲，模糊了玻璃窗。我握着木勺，轻轻地搅动，一圈，又一圈。香气一点点地漫开来，不是扑鼻的，是浸润的，像时光本身的味道。就在这一圈圈的搅拌里，我好像忽然靠近了母亲当年的心境——原来为人父母，最朴素的心愿，无非是看着孩子把一碗热粥喝得干干净净。 窗外的槐花正落得轻，像一场不急不慢的雪。阳光把影子拉得长长的，从西墙移到东墙，又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天就暗下来了，远远近近的灯一盏盏亮起。 家的味道，或许就是这样一种东西罢——你在里面时，浑然不觉；你离开了，它却无处不在。它是系在心头的线，无论你飞得多高多远，另一头总牵着，轻轻的，却又是千钧的。它淡淡的，无色无臭，只有你的心知道；它又浓浓的，千回百转，足够你品味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