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生 胡明刚 我的初中是在华顶山脚的天封村读的。我是通学生，也叫走读生，每天走路上学。天封村的同学中午可以回家吃饭，住校生可以不走路，而我们村远，每天一个来回，风雨无阻，中午就在学校食堂蒸饭。其实，上深坑和东峰村的同学比我更辛苦。我对天封村的同学和住校生羡慕得要死。 华峰中心校是在被火烧掉的天封寺废墟上建起来的，一个石头垒砌的小院子，几间矮屋，一个天井，就像农舍小寺院，居然有三百个左右学生，书声琅琅，歌声阵阵，是全乡最很热闹的地儿。走读上学，我们得翻过五里外湖岭，跨过两座石拱桥，经毛竹蓬村，再跨过溪流上的石矴步，沿溪走三里，穿过天封村，到村后学校上课。每天早上六点钟起来，炒点冷饭，呼噜几下快速下肚，然后舀半小盏米一把番薯干，包在手巾里，往书包里一塞，就蹦跳着出门了。 刚开始，我觉得路上走着很好玩，游游荡荡，打打闹闹，悠哉游哉。看太阳升起，照亮峡谷和稻田山道，映红竹林村庄，看到云海薄雾缭绕，炊烟升起，空气清新，凉爽惬意。思想自由，一路唱歌。如果头天晚上看了影戏，或玩累了，次日早上就不准时了，那得急着跑，幸好走的是下岭路，脚步风快。 每天走读上学，苦啊！风雨天，到学校早衣衫淋透，也得湿着上课；大夏天，晨昏走路不热，若路上遇到雷阵雨，在岭脚可以躲到石拱桥下，在半岭可以跑进路廊里，但没有拱桥和路廊的路上，那只得由大雨淋着，整个人淋得像蛤蟆似的，圆鼓鼓，滚墩胀，瞪着乌溜溜的眼睛，拧干衣服照样上课。 到了冬天，清早怕冷赖床，挨到点了，也得跑步上学，满身发热，可抵御一阵子寒冷，要是出大汗了，上课的时候更冷得发抖。要是刮风下雪，刺骨寒冷不说，一步一滑的走得不快，到学校，得花上一个半小时。但习惯成自然了，也不觉得难受。每天走路上学，本来就是锻炼身体啊。 走读生蒸午饭吃。买个铝饭盒，把米放进去，加上水，水加的太少，蒸出来的饭是生的。但肚子饿，囫囵下去，也很熬饥。水加得太多，变成稀饭，开饭了，同学一窝蜂上来，把它弄洒了，眼看饿肚子，大家匀出一些，对胃有了交代。我们每个星期吃一罐头瓶的腌笋头，条件好一些的，吃一罐头腌菜炒豆，有些同学没带菜，就拿两分钱到学校下面的供销社买一块豆腐乳，再加一分钱可以多添一调羹豆腐乳汤，一餐饭就愉快地解决了。放学回家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翻锅盖找吃的，母亲知道我食欲旺盛，总在锅里事先放几个番薯芋头给我预备着。 既然中饭要在学校里吃，柴火得上学时扛着去。一棵碗口大小的树，换十张柴票，一根竹杠可以换三张柴票，一根搭拄只能换一张柴票。每次炖饭的时候，交给生活老师一张柴票。柴票是学校刻印的，邮票那么大，纸张菲薄，弄得不好总是丢失，我一下子丢了二十张，心疼得要命，竟然哭了起来。 我家里经济条件差，上学的费用是我和母亲一起上山挖草药挣来的，我采的草药有柴胡，麦冬，黄精，党参，山楂，夏枯草，金银花，等等等等，晒干了，先把它们装袋背到学校，中午放学再背到收购站卖掉，然后转到粮站买米，当时买十斤米得搭上三斤番薯干，要用粮票。粮票比柴票还要小，弄得不好更容易丢，我总提心吊胆的，没了粮票，米就不能买，大哥非把我敲扁不可。 走读生走在路上，是最自由的，打打闹闹，嘻嘻哈哈，是没人管的，时间来得及的话，在人家的山林田地里，撬根竹笋，挖几个番薯洋芋，到溪里抓几条小鱼，捏掉内脏，挖到螃蟹更好，要点盐，往饭盒里一扔，盖上盖，一蒸，就是上好的菜。 放学路上，在人家的玉米地里，掰来几个玉米，然后到石拱桥下烧火，烤熟了，将整个嘴唇啃得黑黄黑黄的，然后用溪水洗净，若无其事。同学带上小扑克，坐在石拱桥下争上游、斗地主，故意磨到太阳下山才回家，后来被发现了，扑克被没收了，屁股也挨了大人狠狠几脚踢。因为我打扑克水平差，同学们都不与我打，说是我告的状，因此我被孤立了，他们不与我作伴了。 我很冤枉，只好一个人走，走累了，坐在路廊里和石拱桥上看张光祥老师给的《少年文艺》和《儿童文学》，看完了，就看山青了又绿绿了又青，水流了过去又折了回来，看蜻蜓飞蚂蚁爬鱼儿游。看多了，就自然而然地写进作文里，云上的山峰像海岛，阳光照亮村庄和竹林像仙境，生长在这里的人像神仙佛。语文老师问我为什么作文好，我说是看书看的，走路望风景望的。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 我们走着上学是露天的，与大自然零距离，放纵自由。山路两旁风景特别美，后来读了更多的书，才明白我走读上学的路是徐霞客古道。大旅行家徐霞客在游记中说，他是从八寮毛竹蓬村方向走到天封村的，那也是他每天上学要走必经的一段路。天封村不但徐霞客游记第一村，也是佛教天台宗创始人十二道场之一，陆游住在寺里，还写了一篇好文章呢。直到现在我还引以为豪呢。 我算了一下，那时除去假期和星期天，我每年要走三百多个来回。初中三年我得走一千多个来回，何况我一天来回走十六里呢。我的走读，也算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吧？ 今年夏天，我把在北京读高中的女儿带回天台，走了一趟我当年上学的山路，让她体验当年走读的滋味。一家三口，相携而行，自有许多感触。山路早已长满杂草，但路廊已经被整修一新，依然有人行走。 但这路上不会找到像我一样的走读生了！

书摊 胡明刚 书刊越积越多了，这次要搬家，只好把一些不重要的清理出来，它们本来都是我的难兄难弟，可惜我没有一个固定的“小狗窠”，总不能背着它们到处流浪；送给那些破烂老太太太不“书道主义”了，正在犹豫，读大学回来的徐兄对我说，干脆卖几个钱来贴补贴补，他也可以借此写一个社会调查。于是我们把旧书刊装了一个大麻袋，用自行车驮着上街去。 我想，这些是我5毛钱一斤在废品站里称来的，看完了，3角钱一本卖出去，够赚的了，我们满怀希望斗志昂扬，在文化馆前面铺开了场子。我的朋友在这里开了一家杂货文具店，可以互相照顾，不一会，卖书的人就多起来，一下子就把小店的门给堵了。这一下老朋友的妻子受不住了，对我说；你这样摆着，我还做不做生意？门口摆书，明摆着就是卖输。假如你不是我老公的朋友，我老早就把你的书摊翻了。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你还是换个地方吧。老朋友说，明刚是个大好人，老交情了，他妻子说，不行，生意就是竞争的，搞商业就不能讲交情，亲兄弟还要紧算帐呢。你讲情义就做不来生意。为了不使朋友难堪，我们只好灰溜溜地卷了摊子。 我们把地摊移到北门商店前面，刚摆好，店里走出一个经理摸样的人，手里挥舞着手机，“谁叫你摆在这里的，商店前面摆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准摆书。卖书，卖书，几是要卖输！去去！你要是再赖在这里，我就叫保安把你们的书全扔了！” 我们像做了贼似的，无地自容。那位经理摸样的人从鼻孔里哼出几句“臭书！破书！”我对徐兄说：“要不是他是个经理，我真想同他干一仗！” 最后我们来到某招待所前面的一个工地的围墙下，刚摆开了书摊，就来了一个大盖帽，说：摊位费3元！我想既然出来了，总不能灰溜溜地回去吧。摆小摊也是一种生活体验呢。于是我交了3元，在一棵大树下摆好了摊。这大树竟成了我的保护伞，四周炎阳如火，而这里一片阴凉。 挨到中午，渐渐的起了风。我的肚子也咕咕咕地叫了起来，徐兄说，再等等还有生意呢。果然来了一个女青年，专拣那些《当代》《十月》《人民文学》《花城》《萌芽》之类的杂志。我说，“你也搞文学？”“以前搞过，现在嫁人了，没书看，所以也不搞了。看你也是搞文学？你是谁？”我说我是胡明刚。“原来是你呀！大名鼎鼎！我读过你的许多书，怎么卖起书来了？我说要搬家，不方便才处理的。他说这些文学杂志我全要了，我说既然你喜欢文学，我就白送，这些书到你这里也死得其所了。他说，你还是无产阶级，钱是要给的。刚说着话，豆大的雨滴也噼里啪啦地下来了。我们手忙脚乱地把书塞进麻袋。当我们把书拖到招待所的檐下，大街早成一条大河波浪宽了。 我让她挑出十来本稍微干燥的，她还是付钱给我。我说，反正没吃饭，就把这些钱吃了吧。老乡遇老乡，我们拖着淋湿了的书向小吃摊走去。 下了雨，书淋湿了，再也不能卖了，它们最好的归宿还是废品站。 回来后一估算，一个上午卖了50元。

山路 胡明刚 在家乡的山岭上，我遇到了一个身穿绿衣的乡村邮递员。他是我熟悉的朋友，与这条山路一样，已经阔别数十年。 山路在绿色山岭上蜿蜒延伸。我少年时，每天上学砍柴都得从路上走过。出门在外，十多年没有踏过这条路了。满眼都是久违的绿，在我眼里竟是那么的鲜活！绿色的庄稼，绿色的树，绿色的田，绿色的山，沿路两旁，浓荫蔽日，百花吐艳，泉声鸣响，云朵灵动。我深深地为之沉醉。走上山冈，豁然开朗，山林深处，点缀着一两间佛寺和一两个村庄。我靠在一块石头上安闲地歇息，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大声地呼唤我的名字。猛一回头，打了一个照面，四目相对，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久违的乡邮。 他与我同乡，比我大几岁，我在读高中的时候，他就在当乡邮了。两三十年过去，他还是操持旧业，行走山路，早已胡子拉茬，满脸皱纹，风尘仆仆。尽管是中年人，看起来，像个老头子，假如没有特定的邮政制服，假如没有绿色的邮袋，我肯定会把他当成山中砍柴的樵夫。 他放下邮袋，说，老朋友，先坐坐。歇息歇息。聊聊聊聊。于是，我们坐在同一块石头上开始了很随意的谈话。 他说，几十年不见，你在外地干得不错，在山村里靠写作吃饭的，就您一个，还跑到北京去呢。我正佩服你呢，你怎么独自一个人走山路？我说我一来回家看看，二来重新考察风情，写一些乡村文化旅游的东西。……以前我蜗在老家读书写作，经常向编辑部投稿，还订了几份报刊，都是你给我邮递的。你带给我的总是退稿退稿退稿。那时我很苦闷，对你说，我很羡慕你呢，一边走路看风景，一边还有稳笃笃的工资拿。他说，你不要老是用文学想象，一个乡邮，走路送信的，又不坐办公室，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可不知道我的辛苦呢。 是啊，他当初进小镇邮局的时候，感到当乡邮很光荣，充满着美好想象。但一上路，感觉就不浪漫了。不管风雨落雪大热天，都要行走在山路上，有时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连个路廊也找不到，假如一下雨，只好躲在大树下，或仄在岩石缝里躲避。六月天，孩儿面，说变就变，雷雨隔山头。走到半路上，顷刻间黑云阵阵，雷电隆隆，大雨滂沱，只好把全身伏在邮袋上，全力护着它。人可以淋湿，但邮袋是不能淋坏的。邮袋是饭碗，是性命。雨一小下去，他又背起邮袋，加快速度，几乎是一路狂奔，否则就赶不上时间，不能返回到镇邮局，第二天的乡村邮递，就要被耽误掉。 从镇里到我们村有三十里，再往里面的片点还有三十里，算算路程，这乡邮朋友一天要走八九十里，上岭下坡，转弯抹角的，有些地方，走十几里路找不到一个人影。山路陡峭，有的被雨水冲毁，有的是陡坡和悬崖，一脚踩空的话，就会带着邮袋一起滚到峡谷里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当初我确实不知道他所受的累和苦，现在内心里佩服到家了。 他嘿嘿地笑着说，这种活儿，只有我才干了几十年。我走的路加起来，抵得上几十倍几百倍从你老家到北京的距离了。只有我们这些笨小子才坚持得住，当年你在村中务农，还一直省钱买书订报投稿，你有志向，将来肯定比我活得有出息。我的话没有失灵吧？这下轮到我嘿嘿地笑了，我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回答。顿了顿，我对他说，在村庄里，农民也把你当成明星呢。确实如此，每当乡邮到村口，村民就围上来，七手八脚地翻邮袋。有我的信件吗，有他的报刊吗？村民的亲戚和家属在外地寄来汇款单，他就先让村民签字，然后代领出来，带过来。村民都相信他，直接托他带东西寄出去。看见他远远地来了，村里人都迎上去，纷纷接他进屋，收信的人家还烧鸡子茶给他吃，一碗茶起码要打四个鸡子，这是山村待客最高的礼节。 村民不叫他乡邮员，而是叫他送信师傅。在乡村，能叫“师傅”的，等同于“先生”，能得到如此尊敬的高规格待遇和荣誉的，就是小学老师了。 在村民心目中，乡邮带来的都是好消息。他是幸福的使者。在山中走了几十年路，他看到山村也确实在发生变化。以前走的山路，变成宽广的柏油路。山村有一些新房子，是近年建造的，出门打工的农民挣了钱，就回来盖房子，很大，很宽敞，但没有人住，估计是以后回来养老的。在外面谋生活的农民工是要写信的，父母妻子孩子都喜欢写信。为什么呢？信可以随时看，随时回味，信是永久的，看到手写的字就如看到人的容貌一样。电话一说就没有了，连个影子都没有。是啊，文字一笔一划是用心写的，都是亲情，都是气息和血脉，有欣赏收藏价值。不过，目前写信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简明扼要的电报也淘汰了。有手机打电话呢，写什么写？山里经济发达了，农民种植无公害高山蔬菜，还有竹笋木材什么的，名声在外。但深山区里懂电脑上网的村民还不多，大都沿袭传统的通讯方式与外界联络了。 我说，既然山里都通柏油路了，你可以开摩托车邮递的。他说，摩托车只能停在山脚下。山前岭后的许多村没有通，还是要走山路的，这边上去，那边下来。山里有一些货车客车拖拉机，都是村民自己开的，司机都熟悉他，可以白搭一下顺风车。其中有段邮路经过风景区，旅游班车也多，很方便。他说，规划好的山区邮路，本来就要兜一个大圈子，不走回头路，该步行的地方还是要步行的。 他的妻子是当地人，后来到了城里打工，买了房子。孩子也成家了。为了照顾他的家庭生活，邮局也考虑把他调下去，但他觉得，换了环境，面对陌生的人，不适应，顶多是分发报纸，干不了别的。山上没人接班，乡邮工资不高，即使当地青年到城里打工，收入要比送信高许多。他每天得走几十里山路，老路，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每座房屋，每个乡亲，都烂熟于心。他与那些山里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了。舍不得啊。走山路是一种体育锻炼，不走身体就不健康。山路风景好，自然，没有污染，干净，自在。离开山路，就好像鱼儿离开了水，要干死的。他说，我问他：你送信到什么年头结束？他说，送到退休吧。可以再干几年，身板结实，到七十岁没问题。 不知不觉坐了一个多小时。我说，去我家坐坐，他说，我已经去过你们村啦。我要上路了，他站起身来，背起邮袋，走进群山之中，先是一个移动的绿色的小点，然后渐渐地与整个大山的绿色融成一片。山路上，乡邮边走边唱，惊飞了许多美丽的长尾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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