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凶猛                                      阿简   八十年代初，我读初中。每天下午放学时，校门口都有一个老爷子，蹲在那里卖瓜子。一个锈迹斑斑的饼干桶，里面装着自家炒的葵花籽，用一个有机玻璃的小酒盅做量杯，一毛钱三杯。   那个小酒盅很细小，装酒的话，似乎是只有五钱，所以一杯瓜子没多少；说是一毛钱三杯，但实际上买得起三杯的人也没几个，很多人都是买五分钱的，也就是一杯半。这个生意要是别人做，其实也没啥可说，但那老爷子，是个盲人——他始终有一个神奇的本事，就是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却可以把半杯瓜子量得十分精准，不会多，也不会少。   那时候大家都穷，有零花钱的孩子并不多。所以他的生意说起来，其实也算不上多好。   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围在他饼干桶前面的人忽然多起来，我凑过去一看，原来是几个半大小子，蹲在他脚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脸上狡黠而猥琐地笑。终于有人掏钱买了，他递给老爷子一张纸币，说要买1毛钱的，但其实，他递给老爷子的，是一张一分钱的黄色纸币。   我看见了，忽然觉得很愤怒：好几个大小伙子，合伙儿欺负一个瞎眼老人，又不是不吃会死的东西，太缺德了。   那个拿钱的人大概看到了我的神色不对，急忙冲我摆手儿，示意我不要多事。   我刚一迟疑，就见老爷子摸起地上的手杖，“咣”地一下朝那小子打过去。嘴里大声地叫骂着，诸如年轻轻地祸害我瞎眼老人，不得好死之类的诅咒话，总之骂得挺狠。那几个男生也不恼，仿佛还有一点得意似地，一个个捂着嘴偷笑。过了一会儿又换了另一个人给钱，要买一毛钱的。他比刚才那个出手阔绰一点，拿的是贰分（似乎是绿色）。   我好奇地看了一眼老爷子。他把纸币捏在手上捻了捻，然后一言不发，抄起棍子又打向第二个。一边打一边骂，因为比刚才更愤怒，所以骂得也比刚才那一轮更狠。   几个男生见诡计不能得逞，坏笑着一哄而散了。我看着老爷子酱紫色的脸上抽动的花白胡子，有点害怕，自然，也没有了再买瓜子的兴致。心里倒是服他的神力：明明眼睛看不见，却能一下子就知道有人在骗他，而且气势如虹，不好惹。   那以后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他之所以有那种“神カ”，完全是因为纸币上有盲文。   那个旧饼干桶里，一毛钱三杯的瓜子，那些个冬日暖阳里的下午，那个把手揣进青布棉袄的袖口里，冷漠而警觉地倾听着过往行人的卖瓜子老爷子……在我的记忆中记了很多年。   跟以往说起老人家，总要“慈眉善目心眼儿好”的刻板印象不同，那个老爷子的面相，是凶悍而骇人的。对于这一点，过去的时间越长，我就越理解：一个衰老、弱势的残疾人，要独自跟一众健全人抢生计，不凶猛、不强悍点，何以生存呢？ 至于那些纸币上的盲文，虽然永远不动声色，但却无时无刻不在告诫着人们：要看清一件东西的真假善恶，未必一定要用眼睛。 #晚潮#

听《星》 阿简 有很多年，一听到《星》，总会下意识地感觉双脚冰凉，眼前也总会出现同一幅场景：空寂冰冷的大学宿舍，窗外呜呜咽咽的北风。 那时候我读大一。高三时因为偶然看到的一个电视剧，我决绝地放弃了多年来热爱向往的语言类专业，任性地选择了“听上去就很洋气”的企业管理。当时我并不知道管理专业里会有绕不开的高等数学。而数学对我来说，是无论如何都接不长的短板。 就这样，一时兴起而草率填报的热门专业成了我的噩梦。同宿舍的同学都去上课了，我歪在窄小的书桌上听歌，程琳的一首《星》，我听得不舍昼夜，银灰色的索尼随身听的倒带键用到凸起。“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野我双脚是泥泞……”觉得歌词里的情境也一如我的心境：漆黑、迷茫、孤单、冰冷。可是听到副歌部分“带着热情，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寻梦而去，哪怕走崎岖险径”，又依稀觉得未来应该还有转机，日子，也还能撑下去。 当年还没什么著作权意识，所以并没有留意这世上还有一个人，叫谷村新司——盒式录音带窄窄的版权页上，歌词作者的名字都被压缩得粟米一样纤细渺小。光阴荏苒，等知道他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直到2010年在上海世博中心，看满头银发的谷村新司安静地站在恢弘壮观的舞台上，听那首久盛不衰的《星》再度唱响，心底无尽的回忆像沉睡的雏鸟次第苏醒，又像电子特效的点点春芽，转眼郁郁葱葱。在灯光舞美打造的璀璨星斗与浩瀚星河中，我第一次那样身临其境般真切而具体地感受到了宇宙面前自己的渺小，也有脱出蝉蜕一样如释重负的庆幸与欣慰：那么多难捱的寒苦，都过去了。 从那以后，这首《星》又重新回到我的睡前歌单里。现在再听，只是觉得优美，还有谷村新司那宠辱不惊、平和温暖的笑容。想起上海世博那晚，辽远深邃的宝蓝色星空布景，感觉以往的伤春悲秋，未免有点矫情——得失悲喜，原本就像日月星辰一样由来已久，也理所应当，经得多了，看得久了，逐渐稀松平常。 可是在这个更深露重的秋夜，忽然在微博上看到谷村新司去世的消息，心里，还是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寒意。虽说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但这位老先生的离去，还是让人惋惜。 看到有些歌迷说，愿逝去的谷村新司化作天上的“星”，在璀璨的银河里永远闪耀……这说法虽然多少有点落俗套，却也是最好的送别与祝福了。

台球厅来了个小男孩 阿简 出去办事路过弟弟的台球厅，顺脚进去看看。 也许因为是淡季，或者不是营业的高峰时间吧，店里很冷清。偌大的几张台球案上，彩球摆成绚丽的三角形，因为齐整而无声，显得格外空旷寂寥。 我们坐在边上的休息区喝茶，感叹现在的实体生意不好做。没注意到什么时候进来一个女人，身形矮胖，衣着涣散，手上牵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 小男孩儿对这里显然很有兴趣。摸摸这摸摸那，饶有兴致。带他的女人似乎很陪着小心，一边时不时地在警告他别摸别动，一边又不忍心夺了孩子这点快活，便紧牵着他的手，由着他四处探索。 玩了一会儿，男孩口渴了，拉纤一样用力前扑地拽着妈妈过来买饮料。放饮料的冰柜就在我们坐的茶几旁边，母子俩拿起又放下，最终选定了一瓶，过来找弟弟付款。 弟弟稍微迟疑了一下，对女人说： “我们这儿卖得挺贵的……你先让孩子喝着，哪天有空过来时去超市买一瓶带过来，搁在饮料柜里就得了。”女人推脱了几句，感谢里有一点不安，弟弟没多说话，拍拍小男孩的头：“去吧宝贝儿。哪天想玩儿再来。” 女人牵着小男孩走了。 我一直以为弟弟是个娇生惯养的巨婴，忽然看他如此委婉妥帖地关照别人，心里很是惊奇。 可是接下来，我又有我的疑惑：饮料是入口的东西，万一女人拿来的那一瓶有问题怎么办？ 弟弟笑了：她不一定会为了一瓶饮料再送回来。真送回来的话也不会收她的，更不会放到柜子里再卖给客人。我问：“那你干嘛不直说送给她就得了呗？”弟弟反问：“那她能好意思要吗？人家又不是要饭的。“ 这回我可真是有点窃喜了：印象里穷少爷一样的弟弟，原来不光知道要给别人行个方便，还能照顾别人的感受了。 我想起有一回在婆婆家，看老太太打胰岛素。完事后我收起她用过的一次性针头和棉签，准备扔到垃圾桶里倒掉。刚要往外走，先生却把我叫住了。“你知道吗？妈妈的这些东西，是这么放的。”他拿起一个扁扁的小药盒，把针头和棉签用废纸包起来，尖儿朝里放好，再严严实实地把小盒子盖上。 我正纳闷一向粗枝大叶的先生，倒个垃圾干嘛还搞这么精致的一个仪式，没等我问，他就自己说开了：“有个小伙子，每天都到小区的垃圾桶里来翻东西。妈妈怕他不小心抓到这些东西弄破手，又舍不得治，不是就很麻烦吗？” 我听了这话莫名有点心酸，转头看向婆婆，她大概以为我不信，就说：“那小伙子是个大学生呢！总找不着工作，有时候饿极了，就在垃圾桶里翻腾东西吃。我心里挺不好受啊——好好的大学生，白瞎了——是个可怜人呐。前些天我出去办事时，看见一个捡垃圾的老头扒拉东西的时候割破了手，我就寻思：这孩子要是弄破了手可咋办啊，又治不起。” 我把这事说给弟弟听，他若有所思地点了几下头，没说啥。我知道以他的心思，并不觉得这事有什么讨论、说道的必要——无非是顺手给人行个方便，谁还没个为难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