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圈吧潮宠#2026，柴来运来

#传家宝 润家风# 缝纫机里的精神代码 有些人的传家宝是一把玉壶，它如冰一般晶莹纯洁；有些人的传家宝是一台收音机，它诉说着悠久的历史。而我家的传家宝，既不是名贵的珠宝，也不是传世千年的古画，而是一台陈旧又简朴的缝纫机。 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下这台“传家宝”缝纫机，瞧！他的底座上安装着一个脚踏板，通过脚踏驱动，它连接着一个大轮轴，脚踏板运动使它飞快转动，他有一枚尖锐的钢针，把线穿进针孔中，就能打出一段段整齐而又精致的线。至今他的结构依旧十分完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地方生锈了，但机头还像新的一样，这都是因为奶奶对他的爱护啊！ 你们可别小看这台缝纫机，他的用处可大着呢！当时社会经济还不发达，这台缝纫机可帮了大忙，做衣服方便多了，不用一针一线缝了，爸爸年年有新衣服穿，奶奶还用他做其他衣物到街上卖。 这台缝纫机可陪伴了奶奶大半辈子。在40多年前，奶奶还很年轻，缝纫机也是崭新的，如今，奶奶已经满头花白，鼻梁上架起了一副老花镜，手上也布满了皱纹，而缝纫机也变得陈旧了，奶奶偶尔还会坐在他的面前缝补衣物，每当妈妈给她买新衣服，她总说：“不要经常给我买衣服，我自己还能做呢！” 这就是我的奶奶，她既勤劳又节俭。 在奶奶的耳濡目染下，爸爸也变得勤劳节俭，奶奶说爸爸上初中的时候，她给了爸爸5元的零花钱，一周之后原封不动还给奶奶，爷爷也是如此，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着急吃完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吃得桌子上到处都是饭粒，爷爷一边心疼地把桌上的饭粒夹进自己的碗里，一边严厉地对我说：“这些粮食是农民伯伯用汗水换来的，你怎么能这么浪费粮食呢？勤俭节约是立人之本，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听完爷爷的话，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这台缝纫机是时代的见证者，他诉说着40多年前，奶奶一代人一脚一脚辛勤劳动的故事，也见证了中华民族逐渐走向繁荣的伟大历史。虽然现在他已经陈旧不堪，但这种勤劳节俭的好家风永存于我们的心间，我要把他一代一代传下去，将它发扬光大。 柯桥区实验小学坂湖校区四七班 朱昀兮 辅导老师 田丽芳

#讲家风故事 行重阳孝礼# 香柚树下的怀念 五一期间回了一趟老家。 那天，刚进院门，我刚把一箱梨从车上搬到厨房，还没等我坐下来，父亲就问我：“那你是打算吃了午饭再回去，还是怎么着？”我知道父亲是因为害怕烧饭才这么问我的。自母亲去世后，他一般都是在村里的老年食堂解决吃饭问题的。于是我说：“午饭我会烧的。我是趁着假期特意回来陪陪你的，你就不想我留下来陪你吃顿饭？这么着急想我走？！”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那我去挖几个土豆回来，你可以烧个煎土豆饼。”说着，他扛起一把锄头，锄柄上挂着一只小竹篮，前往菜园地去了。他的坐骨神经痛好像又犯了，走起路来有点瘸。随着他的一瘸一拐，锄柄上的那只小竹篮也在他有点佝偻的背脊后面晃来晃去。我转过身，院子里空荡荡的。墙角的那棵香柚树孤伶伶地立在那里。母亲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经常坐在这棵香柚树下晒太阳，她喜欢从树缝里漏下的阳光，疏疏落落的，照在身上刚刚好。而今我站在没有母亲的香柚树下，望向厨房冰冷的灶膛，有一些恍惚：母亲去世才不过俩月，再次回到老家竟有一种人去楼空的荒芜感，生机不再，满目凄凉。不禁再度泪目：如果母亲还健在…… 如果母亲还健在，此刻的灶房里定然热气腾腾，氤氲的热气中穿梭着母亲忙碌的背影。走上前，轻轻地唤一声：老妈。母亲转过头，定是一脸的惊喜；如果母亲还健在，此刻的交谈中她定然会问我：你们学校期中考了吧？你教的两个班考得怎么样？教学上可得上心啊。现在的小孩子学习压力大，你可得耐心点啊！如果母亲还健在，像今天这样的假期里，家里所有的房间定然都窗明几净，地板一尘不染，每张床上的被褥都散发着阳光的馨香，妥妥地等着我们回来入住……然而眼前，院子里的每一样物件都在无声且残忍地提醒我：母亲确乎已经不在了。所有和母亲相关的“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种种，都已无法再现了。而父亲的那一句“你是打算吃了午饭再回去，还是怎么着？”让已经年过五十的我瞬间有了一种“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的感觉。我知道不是父亲不爱我，而是他不理解我，他想的和我想的不在一个频道上。是啊，我怎能奢望父亲如母亲这般理解我呢？“知子莫若母”，母亲是这个世上最了解子女的人。作家宗璞在《花朝节的纪念》一文中有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的确，于我们这个家而言，母亲就是春天，就是太阳，是母亲让我们这个家生机葱茏，温暖和谐的。 我们家祖上很穷。我的太爷爷是从湖北逃难至我们村的，一无所有，急需有个地方落脚。那个时候我太奶奶刚死了丈夫，是个年轻寡妇，家里也急需一个男劳力顶起大梁。于是两个苦命人就这样结伴过日子了。日子一直过得很紧巴，到我爷爷这一辈也未见任何改观。而后我父亲出生了，长大成人了，家里依然穷得叮当响。母亲则生于一个带点书香的家庭，外公外婆都受过一定的教育，拿当时的话说他们都是“识字的人”。外公早年还曾在国民党某部队里任过职，因为这一点，文革时期被打成了“反革命”。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再加上念过几年书，母亲自然比同龄段的其他女孩子要知书达礼些。无论是生长环境还是个人素养，母亲和父亲都不在一个层面上。但，一个因为家里穷得叮当响而娶不上媳妇，另一个则因为外公的“反革命”帽子而成了烫手的山芋。命运使然，他们走到了一起。对于母亲而言，算是躲进了父亲“贫下中农”的红色保护伞；对于父亲而言，则捡漏娶了一个好媳妇。虽说初衷都各有无奈，但却不失为一桩双赢的婚姻。 自此，这个长期贫苦的家庭由于母亲的到来便冬去春来，逐渐焕发了生机。 母亲刚嫁过来的时候，因为是“反革命”的女儿，处处受到村里人的排挤，但她并不在意。在那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母亲自小就养成了不卑不亢、有礼有节的性格特点。她知道像她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要想获得别人的认可就得付出加倍的努力。所以无论是在女工上还是在农活上，母亲都是一把好手。在母亲嫁过来之前，我们村没有一个妇女会种田。当时的“种田”属于技术农活，是由生产队里的男子垄断这一技术的，所得工分也比其它农活高一些。而母亲早在娘家就学会了种田，所以她嫁过来后就成了我们村唯一一个会种田的妇女。看到母亲以一小小妇人之躯挣得和男子同等的工分，其他妇女们羡慕不已，于是纷纷学习种田。就这样，母亲凭着她的聪慧能干渐渐获得了村人的认可和尊重。 特殊的成长经历让母亲有着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农村妇女所不具有的长远目光。在那个物质还很匮乏的年代，别的农村妇女对自己子女的关注点基本就是眼前的吃喝拉撒。而母亲则显然更关注于我们精神和思想上的成长。当别的小孩因为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或学习能力不够而相继辍学，打工挣钱以补贴家用时，母亲依然坚持让我们读书。她说：不读书不明理。挣钱，什么时候想挣就可以挣，而读书，要是错过了，以后想读就没的读了。只要你们读得出，我砸锅卖铁也给你们读！于是，别人家的经济渐渐地宽裕起来了，不仅吃饱穿暖还能吃好穿靓，甚至开始置办电视机、录音机等当时流行的家用电器了。而我们家则因为三姐弟读书的开销越来越大，农村里又没有其它挣钱的路子，所以尽管父母已竭尽全力，家里经济依然拮据。但母亲并不焦虑，她对我们说：电视机、录音机，这些都是可以用钱买得到的东西。但是你们的好成绩却是别人羡慕不来的，那是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母亲当时和我们讲这句话时的神情：眼睛亮亮的，坚定而又自信，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她平时省吃俭用，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吃的穿的差不多都是最低标准，但我们学习上所需的花费母亲却从不吝啬。记得我刚读高中的时候，因为学习压力大，经常头晕头痛。母亲知道后买了当时很奢侈的维磷补汁和脑复康片，走路给我送到了学校。我老家分水新龙村距离我所就读的毕浦中学，虽不算很远，但也有十公里左右的路程，那个时候还是石子路，车辆开过就尘土飞扬。母亲到学校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头发上落了一层薄薄的尘，灰蒙蒙的。她把维磷补汁和脑复康片拿给我，说：读书的确是苦的，但，坚持一下就好了。母亲的眼睛里有怜爱，更有鼓励。母亲回去后，我躲在寝室里哭了好久：她给我买来了昂贵的维磷补汁和脑复康片，自己却舍不得花几毛钱坐车。 母亲严于律己，万事以身作则，要求我们做到的她自己必先做到。同时她也严于律人，当然这个“人”主要是指她的子女，对于旁人，母亲还是很宽和的。她对我们的“严”，由我们的求学阶段一直延伸至我们的工作阶段。从我参加工作至今，无论是在电话里还是面对面，她一定会问我的一句话：你教的两个班考得怎么样？然后交代我要怎么怎么做。即便在她的生命后期，她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了，偶尔清醒的时候还是会问我这个问题。我曾在《富春文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母亲的政治情节》，说的就是这个事情。有一次，那还是母亲很健康的时候，我揶揄母亲：老妈，你交代我起来一套一套的，好像你当过老师似的。母亲不无遗憾地说：当初要不是你外公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害我硬生生辍学，我肯定也能当个老师。你看隔壁村的那个某某当初和我一起读书，成绩远不如我，现在都是个小学退休教师嘞！母亲的话里虽有遗憾，但听得出也有释然。她释然的是她的子女似乎实现了她未曾实现的理想，她对她子女的现状表示满意。 母亲还以她超出常人的认知和当时一般农妇所不具备的审美情趣，让我们小时候的清苦生活洒满阳光，温暖和谐。她会在最廉价的编织袋上用碎布条镶上精致的花边，然后缝制出世上最美的书包，使我在开学第一天就成了小伙伴们羡慕的对象；她会在我的入队仪式上捧出用白色床单改制成的白衬衫，当雪白的衬衫和我胸前鲜艳的红领巾交相辉映时，我别提有多神气了；她会在六一儿童节来临时把红头绳编进我和妹妹的辫子里，边编边唱：人家的孩子有花戴，妈妈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丫儿扎起来。然后再在辫尾打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她会在某个冬日的晚上，忙完一切事务后，和我一起坐在火炉边，一遍遍地教我唱：我家的表叔数不尽，没有大事不登门；她还会在看完戏曲电影《碧玉簪》之后，不管我懂还是不懂，煞有介事地和我说：你说这个金彩凤，在《碧玉簪》里把个李秀英演得这么贤惠悲苦，却又在《红楼梦》里把个王熙凤演得这么阴险狠毒，真是了不起啊！我想我现在之所以喜欢戏曲，钟情戏曲，很可能就是小时候受了母亲的影响。 母亲虽然是个农妇，一生和农活打交道，但她的身上总让我觉得有一种泥巴也掩盖不住的优雅气息。整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却很少有蓬头垢面的时候。她衣着陈旧，或许还有补丁，却一点不让人觉得寒酸，反而显得素雅。在穿戴上她从不讲究，却总给人一种很讲究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延续至她的晚年，延续至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生命的最后两个月里行动已不自如，只能坐在轮椅上。有好几次我回老家，走进院门，映入眼帘的就是母亲坐着轮椅在香柚树下晒太阳的场景。香柚树是父亲前几年从山上移种过来的，虽然不大，但结果累累。挨挨挤挤尚未成熟的香柚绿油油的，在阳光下泛着光。斑驳的光影里，母亲侧身对着院门，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而我为了掩饰自己的心酸，往往会在走进院门的时候，夸张地故作欢喜地大叫一声：老妈！母亲随即转过头来。当她转过头来看向我的时候，有那么几次我的心震颤了一下：好优雅的老太太！即便已经有点失智了，母亲依然目光明亮，眼神从容，她的眼睛里全然没有书上所描绘的此类老年人该有的“浑浊”和“呆滞”。当她终于认出我是谁了的时候，笑意盈上了双眼，然后示意我坐在她旁边的矮凳子上。那个时候的母亲很少说话，她已无法清晰地发声来使别人明白她所要表达的意思。为了不让听者费劲，她便很少说话，除非是在非表达不可的时候，比如要上厕所的时候。所以大部分时候，她会长时间地坐在香柚树下，安静地看着父亲在院子里忙这忙那。父亲忙完手头的杂活后便推着她去村道上遛弯。路上遇到行人，母亲远远的就在脸上漾起优雅的笑容和行人打招呼。从她的脸上你根本看不出她承受了怎样的病痛。她自始至终保持着优雅得体的仪容，直至她因为颅内出血猝然离世的那一刻。那天，接到弟弟的电话，我赶往医院。透过重症监护室厚厚的玻璃门，我看到母亲躺在那里：灰白的头发，苍白的面容，紧闭的双眼，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子。母亲已重度昏迷，医生说挺不过两天了。可为什么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这个老太太还是如此清爽、优雅，淡定，从容，全身似乎笼上了一层圣洁的光辉，像是一位即将被上帝召见的天使。那一刻，我是如此强烈地意识到：我真的要失去母亲了。于是，我没忍住，从不习惯在人前哭泣的我，此时在重症监护室门口很压抑地哭，很压抑地哭，哭得我全身颤抖。 如今，母亲走了，香柚树上的果实也早已采摘归仓了。香柚树下晒太阳的母亲便成了我脑海中最珍贵的风景。我相信母亲定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她是春天，会化作春风春雨吹拂滋润着我们；她是太阳，会源源不断地向我们输送阳光，使得我们这个家一如既往地生机葱茏，温暖和谐。 作者：朱柏亚 桐庐民政母爱书院 供稿

#讲家风故事 行重阳孝礼# 我的大脚板母亲 清瘦的母亲有一双39码的大脚，记忆中她从未穿过时髦的女鞋。我小时候，总见她穿一双解放鞋，干着村里男人们才干的活，无论多累她都从不抱怨。回到家，面对家里孩子们的吵闹，她总是和气、耐心地劝说我们：“不要玩了，先把作业写好。” 可就是这样好脾气的母亲，在我读一年级的一个早上，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这一顿打让我终身难忘。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母亲早早地起床烧好了早饭，在楼下大声地喊我起床。天气太冷了，我赖在被窝里怎么都不肯起来。“咚咚咚”母亲的大脚踩着楼板上来了，脚步声在寒冷的清晨格外清晰。她掀开我的被窝，三下两下把我从被窝里拖了起来，二话不说就把我拎下了楼。我哭哭啼啼地吃完早饭，母亲把书包往我肩上一套，说：“快点去上学，等下要迟到了。”听母亲这么一催，我干脆大哭起来：“这么冷，我不想去上学。为什么一定要去上学？”想着这么一哭闹，也许母亲就心软了，会让我呆在家里不用去上学了。可是，母亲把脸一放，转身拿下挂在墙上的竹篾条子，“唰”地一下抽在了我的手上，瞬间手背印上了一丝丝的红印子，生疼生疼的。“刚刚读一年级就想赖学，这么小就想当懒汉了。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话音刚落，母亲手中的竹篾条子第二下又抽了过来。向来温和的母亲，没有下过这么重的手，吓得我拖着书包往外跑，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母亲的打了。“哒哒哒”身后传来了母亲的大脚板追赶的声音，还有“咻咻咻”竹篾条子挥舞的声音。“今天就打到你怕，你想往哪里跑？不往学校跑，让我抓到，看我怎么收拾你。”母亲在我身后大声地呵斥着。 也许是外面的冷风让我清醒了，也许是真的害怕了。我低着头拼命往学校方向的小山坡上跑去，越跑越快，生怕被母亲追到了按着打。一口气跑到教室门口，回头看见母亲拎着竹篾条子还站在山坡脚下。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赖床赖学了。 去年回家过年，母亲在客厅泡脚。看着那双39码的大脚，我若有所思地笑着对母亲说：“现在我要是再赖床，当懒汉，你这双脚不知道还能不能追赶上我？”母亲先是一愣，“扑哧”一下笑出了声：“你要是工作上偷懒，不努力，我还追着你打，相不相信？”我把手一缩，连忙说：“相信，相信的。”逗得母亲哈哈大笑。 如今，我已长大成人，忙于工作，脚步匆匆。每当感到疲惫或是遇到挫折时，我的耳边总能响起母亲那双大脚板的声音，“哒哒哒”，那声音如同一首永不停止的催进曲，鼓励着我，鞭策着我。无论走多远，无论多艰难，母亲的那双大脚板，始终在我的心中，陪伴着我，让我勇敢前行。 作者：俞定国 桐庐民政 母爱书院 供稿

#讲家风故事 行重阳孝礼# 青青秧苗 “农夫楫楫清波阔，秧稻茸茸森石发。父儿呼唤手拔齐，千把万把根连泥。四更乘月躇陇陌，晓烟渐散东方白。归来吃得饭一盂，担到田头汗似珠。”吟咏着古人描写农人辛勤插秧的诗句，我不禁想起那担一直鲜活在我生命中的青青秧苗……  读高三那年，两次模考的失利，让我丧失了继续前行的勇气和信念。 “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想，脚下通往远方的道路多着呢。于是，我不顾同学的劝阻,率性当起了“逃兵”。 背着简单的行囊回家时，正赶上乡村插秧的忙季。听我讲了不想读书的原由，母亲愣了愣，继而淡淡地说：我们下田插秧吧。 高高挽起裤脚，趟着泥水，学着母亲的样儿，躬腰曲背地插了几把秧，直累得我唉声叹气、如芒刺背般难受。见我如此难受的样子，母亲说：你回家把放在打谷场上的秧苗担来，我一个人插好了。母亲的话正中我下怀，即便回家挑秧苗，也比这弯腰曲背插秧爽快和舒适呀。 农家用来盛秧苗的是系着四根绳子的蛇皮兜子,挑着这样的担子走在坑洼不平的田间小道上，也并非如我想象的那般“爽快和舒适”，既要留心脚下的磕绊，又要协调好步伐和摇摆的秧兜子之间的平衡。可我一个学生娃，哪能掌握这个中的诀窍呢，再加上田埂湿滑，腿脚无力，一路踉踉跄跄、跌跌撞撞，不是后面兜子砸着脚跟，就是前面兜子磕打着膝盖。 我滑稽的挑担姿势引得路边插秧的农人不停地说笑逗乐。狼狈之极的我想加快步伐，尽快把秧苗送到目的地。然而，越走快，前后两个兜子，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摇摆得越厉害，这样毫无节奏的摇摆，几乎拉扯得我寸步难行。 听着耳畔人们肆意的哄笑声，羞愧难当的我在心里埋怨起母亲，真不该叫我回家担秧苗，你还不清楚自己儿子的能耐吗。而且，我一路踉跄走来，插秧的母亲还直起腰来看了我好几次，为什么就不能来接替我一下，故意让儿子在众人面前丢人出丑呢。正在心里这样怨着恨着时，一不留神，脚被田埂上的土坷垃一绊，身体猛然一个前栽，担子一下子甩出了肩头，垒在兜子里的秧苗顿时散落一地。又羞又愧的我站在散落的秧苗间，无助地望着母亲的方向。母亲也正好直起腰朝我这儿望着。然而，母亲依旧弯下了腰。 强忍着心中的怨火，我重新拾掇好秧苗，紧咬牙关，担着担子一步一步地朝前方挪去。终于，几乎已是恼羞成怒的我站到了母亲的面前。 母亲缓缓地直起腰——我看到母亲一张泪流满面的脸…… 第二天清早，带上母亲熬夜蒸熟的馒头，我又掮起行囊，重新回到了课堂。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以更加坚毅的努力，埋头苦学,补缺补差，满怀信心地走进高考考场,最终赢得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多少年过去了，那担青青秧苗，以及母亲那张泪流满面的脸，始终在脑海眼前清新如昨。那一次，母亲用别样的母爱，让我彻头彻尾地醒悟，世上没有什么事是可以随随便便成功的，困难时需咬紧牙关，挺直腰杆，闯过去。闯过难关，冲出低谷，人生的明天，就会像那担青青秧苗，在收获时节，结出黄金灿烂的稻谷。 作者：胡兆喜 桐庐民政 母爱书院 供稿

#讲家风故事 行重阳孝礼# 母亲教给我善良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明天就是立夏，窗外的雨“沙沙”地打在树的绿叶上，“啪嗒啪嗒”打在玻璃棚上，也悄无声息地打在娇艳的朱顶红花朵上，这是今年最后一天的春雨，春雨贵如油，花草树木得到这甘露的滋养，将变得更加葳蕤芬芳。母亲的爱，就是春雨，滋养儿女健康成长，儿女成家立业，母亲却两鬓成霜，垂垂老矣！ 母亲教给我善良，母亲说：“一颗好心比万两黄金还珍贵！”我五六岁时，跟几个小孩子一起去溪滩里采苍耳，回来时路过“疯婆子”家。“疯婆子”三十来岁，常常披头散发，脸上涂着灰，衣服破烂，有点痴傻。他丈夫外出干活，经常留她在家，她带着两个比我还小的女儿，两个女儿也蓬首垢面，衣衫褴褛。我们几个小孩子嫌她们又穷又脏，也不知是谁一声令下：“‘疯婆子’就是敌人，快扔‘手榴弹’！”我们五六个小男孩，就同时朝她们脸上砸苍耳，苍耳有刺，“疯婆子”的两个女儿脸上被砸到的苍耳刺成一个个红疙瘩，肿得几乎要滴下血珠，两个女儿抱头痛哭。“疯婆子”操起烧火棍，向我们扑来，棍子乱舞乱打，我们身手敏捷，故意在小弄小巷里躲过来逃过去，“疯婆子”根本追不上我们，我们在远处看她气喘吁吁、偃旗息鼓的颓败样子，都哈哈大笑！后来，“疯婆子”把我们做的坏事告诉了我母亲，母亲跑到卧室，从床中间的搁板上，打开黄纸包，取出两包麻酥糖，一手拉着我，急急忙忙跑到了“疯婆子”家。母亲按下我的头，勒令我向“疯婆子”鞠了三个躬，我又低声地道歉：“对不起，阿姨……”“疯婆子”忙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做坏事是要遭报应的！”母亲又把两包麻酥糖一人一包给了她的两个女儿，要知道那时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能吃到水果糖都是奢望啊！回到家，母亲沉着脸训斥我：“我们家穷，她们家更穷，阿姨还有病，我不允许你去欺负弱小！”对弱者的同情，就是做一个好人的基础，母亲在我心里种下了善良的种子。 离我们村两里路的朱石村，有一位年过花甲的单身汉。据说，他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医，国民党战败之后，那些高层军官都挈妇将雏乘上飞机仓惶地逃向台湾。他的妻子儿女先上了飞机，他不知什么原因耽搁下来，赶到飞机场时，载着他妻子儿女的飞机已经飞向高空，从此他妻离子散，成了孤家寡人。他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疯了。回到农村老家，他不会耕田种地，只是四处乞讨，当一个叫花子。我只听大人们都叫他“英汉”，英汉跟其他的叫花子不一样，他从不主动进人家的门讨饭吃，他穿着破旧但干净的衣裳，腋下夹一只大白瓷碗，这个屋檐下站站，那个墙根下靠靠，总是一声不吭的，就像“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妈看他可怜，总会夺过他的大白瓷碗，装上冒尖的大白米饭和菜给他。记得一个寒风像刀割一样的冬天，还下着冷冷的雨，母亲看见英汉蜷缩在我家屋角，浑身瑟缩着，母亲叫他进了我家门，让他坐到堂前的八仙桌旁，摆出所有的肉和蔬菜，任他狼吞虎咽地吃。吃完，母亲发现他中山装上衣的腋下一块地方裂开了大口子，寒风会刮进去，就叫他坐到火炉旁，并找来我外公穿过的旧棉袄递给他，又让他脱下中山装，换上旧棉袄。母亲戴着老花镜，用针线很仔细地缝着他的中山装的破口子，那一针一线都是母亲将一点一滴的同情和善良缝进弱者的心灵啊！缝毕，母亲把中山装还给英汉，还把外公这件旧棉袄送给他，让他能够抵御寒冬。我讥笑母亲这愚蠢的善良，说：“一个叫花子，你对他这么好，他会来报答你吗？”母亲回答：“做好事，哪里是求人报答呢，我只是求良心安宁啊！”母亲真像是秦末时的漂母，给韩信送饭吃。 母亲七十来岁，患了糖尿病，心脏不好，放了两根支架，髋关节坏死，动了手术，可她依然不改同情关心弱者的毛病，还是那么喜欢“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有一个邻居年过耳顺，犯了错，进了监狱，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逃到外面大都市去了。坐牢的邻居在监狱里得了肝癌，动过手术，被遣送回家等死了。因为他犯过错误，村里人都鄙夷他，没有人去看望他，他妻子和两个女儿也没有一点点音信，他只有一个人孤独凄凉地忍受疾病的折磨，“遂成枯落，悲守穷庐”，令人唏嘘落泪！但母亲却有菩萨心肠，烧了鱼肉，就兜满饭，夹上细嫩的鱼肉，忍受髋骨的疼痛，走两步歇三步，艰难地走到邻居家，端给他吃。炒鸡蛋，红烧肉，裹粽子，做半月馃，母亲都天天蹒跚着送过去，一两餐如此也就罢了，母亲是天天给邻居送吃的。前年我、妻子和两个儿子刚赶回家过年，爸妈告诉我：“江成，他癌细胞扩散了，已不能动手术，在县人民医院住院，医生要他回家来……”说曹操曹操就到，过一会儿，江成就悄悄进了我家院子，他连插在脖子上的两根医用管子也没有拔出，瘦得皮包骨头，他的嗓门说不出话，我妻子看到他吓得一哆嗦。他只有用手势，指点我跟他走，我一阵心酸，差点落下泪来。跟他走到公路上，原来是他出院，带来了一个大纸箱子，箱子里装满东西，下了车，他病体虚弱，拎不动，我立即抱起这个纸箱子，和他一起回到他的家。从此，医院不收这个病人了，他躺在床上，我的母亲一定送过很多次的饭食给他，去年清明节我回家，江成寿终正寝…… 母亲身材胖，动作迟缓，做事慢腾腾的，但她烧的饭菜很好吃，方圆几十里尝过她的手艺的人，都会翘起大拇指来夸她。我们遇到传统节日放假，就会回老家，母亲喜欢烧很大的馃粉，拌很多的菜馅。我们一家人围着圆桌包半月馃，小儿子手脚麻利地压馃胚，我、妻子、大儿子包馃掐花，父亲把半月馃整齐地放到馃帘里，再放进锅子里蒸，母亲笑呵呵地管理着灶台，分工有序，说说笑笑，其乐融融。等半月馃全部蒸熟，母亲装了好几盘馃，一盘给兰兰家，一盘给莲莲家，这盘给秀秀家，那盘给金金家，左邻右舍她都拖着病腿慢慢送去，与人为善，邻里和谐，“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大字不识几个的母亲，却真正践行了圣贤的智慧，“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爱人者，人恒爱之”。 母亲教给我善良，我要将我善良的光，去点亮别人，尽我所能地去辉耀世俗。前段时间，母亲血糖高到二十八点多，父亲陪护她在县中医院住院治疗，五月二日，母亲血糖稳定，我们接回了老家。五月三日，我、妻和两儿又告别父母到桐庐，为了工作，我们和父母是聚少离多，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真是惭愧至极。“……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读这样的诗，想着父母的恩德，怎不堕泪！ 母亲教给我善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将一生奉行！ 作者：章鸣鸿 桐庐民政 母爱书院 供稿

#讲家风故事 行重阳孝礼# 叫“阿婶”的母亲 “阿叔”、“阿婶”，这个称呼，自古以来是对叔叔及婶娘的尊称，可在我家，除了大哥、二哥外，我与弟弟从呀呀学语时就一直用“阿叔”与“阿婶”来称呼父母。习惯成自然，我也不去探问这是为什么。长大了，同学与同事不解问我，你是被抱养的吗？当得到否定的答案时，他们觉得有些奇怪。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父母的用意，就像那些自幼体弱多病孩子的父母一样，生怕孩子哪一天会夭折，便按照算命瞎子的吩咐，抱着他（她）来到枝繁叶茂的古樟树下，在根部躯干上贴上写着生辰八字的红纸条，点上几炷香，虔诚地拜大樟树为“干爹”是同一个理。 “阿婶”，我只叫了短暂的12年，就被划上了句号。 今年清明节，细雨绵绵，心情特别的压抑，居住在杭州的我匆忙赶回偏远的小山村，为阿叔、阿婶扫墓。 我独自站在墓前，墓碑上镌刻的字体清晰而显眼，水泥浇筑不久的墓里，安放着才去世二周年的“阿叔”——享年104岁父亲的骨灰，及去世长达半个世纪的“阿婶”。绵绵细雨轻轻拍打着我的脸颊，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思念不尽的是阿叔，他老人家在世时是十里八乡闻名的老寿星，也是本乡盘古开天地以来唯一破百岁记录的老人，他的离世可谓寿终正寝。与阿叔相比，阿婶的命运是悲惨的，寿命是短暂的，病痛的折磨，让她只停留在50岁，以致我12岁、弟弟才10岁就失去了母爱，更为叹息的是，阿婶的病——肺结核，如果在今天不仅能根治，而且免费治疗……我的脑海任由思绪纷飞，记忆深处阿婶的点点滴滴及阿叔在世时告诉我有关阿婶的一切仿佛被激活的元素，都冒了出来。 1924年阿婶出生在与阿叔相隔仅一座山岭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重男轻女，见出生是个女娃，便唉声叹气，恨不得立刻送人，恰逢一对不会生育的淳安藉夫妇，正在该村做手艺，便抱给他们做了养女。 阿婶童年饱受苦难，身体瘦弱，艰难的生活环境，使她从小就学会了做饭、做针线活、做农活，且养成了自强、自立、勤俭持家的个性。20岁那年带着她唯一的亲人——养母出嫁，嫁给了憨厚的阿叔。 在旁人眼里，阿婶能干且长相好，个性强，明辨是非。可残疾的公公与丈夫老实巴交，祖上曾有山林、田、地等家产，均被强势的叔父霸占着，单枪匹马的阿婶据理抗争，坚持一个理“不是我的东西我不会要，是我家的东西，你们休想夺走”。因而四面树了敌，“得罪”了长辈。他们人多势众，想用口舌战压倒阿婶，坚强的阿婶，没有向他们低头。 阿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费心费神地操劳持家，1945年大哥出生了，解放初，大姐、二哥、三哥又陆续出生，一家的生活压力巨增。阿婶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白天与阿叔一起忙农活，晚上回到家又忙家务，直到深夜才休息。尤其是“大跃进”时代，粮食不够吃，饿死的人很多，阿婶与阿叔一起捋树叶，挑苦菜，挖苎麻根充饥。那时我与弟弟尚未出生，我的一个姐姐、二个哥哥在饥寒交迫中病倒相继夭折，幸存下来的是现在的大哥和二哥。1962年与1964年我与弟弟相继出生，为了子女，阿婶呕心沥血。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没有电，家家都点煤油灯，每当晚饭后，阿婶便就着煤油灯开始做针线活，如豆的煤油灯昏黄而微弱，晃晃悠悠，整个屋子迷迷蒙蒙，显得灰暗，阿婶总是坐在火炉旁，低着头，躬着身，在幽暗的灯光下穿针引线，纳着鞋底，缝制着全家人的衣服。干累了，抬抬头，直直腰，揉揉眼睛，然后继续做活。灯盏里的煤油慢慢燃尽，如豆灯花不时爆出，灯火微微颤抖着，把阿婶的身影投射到屋子的墙壁上也微微的颤抖着，阿婶浑然不觉，她把心思全部纳进了一家大小的鞋底里。 一双鞋从制底到做好，需要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首先把平时不能穿的破衣裤拆成一块块的布，去掉线头、皱褶，整理平整后取一层铺在长方形木板上，然后刷一层麦糊，粘一层布，达到一定的厚度，用剪刀按事先画好的模板剪掉边料，一双鞋底胚胎就形成了。缝制鞋底用的是苎麻绳，是阿婶用双手搓出来的，取一张较光滑的泥土瓦片搁在大腿上，用刚去皮的鲜苎麻分成均匀的二股线，放在瓦片上，左手压住线的根端，右手轮流搓二股线，然后再搓合成一股，留好末端再添，如此反复，一根根长约5米的纳鞋线就制成了，这还不算完，用炉灰煮上几小时，再用木槌敲打清洗晒干，便成了雪白的 “鞋线”。阿婶左手指上戴着一个圆顶针，右手娴熟地用针锥穿过左手拿着的厚厚鞋底，针线很轻巧地穿过鞋底的外表，再用左手上的顶针顶一下，鞋底上就留下了密密麻麻凸起的循环式针线脚 。每当阿婶干这些针线活时，我便在她跟前蹲着，听她使唤。 阿婶识字不多，仅读过解放初期的夜校扫盲班，可她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无论家庭条件怎么艰难，阿婶千方百计让子女读书，并打理好一切。大哥和二哥上学时虽然穿着补丁的衣服，但身上总是干净整洁。大哥读完村小，要到分水城隍庙读初中，家中无钱又无粮，全家人吃的是蕃薯丝、土豆与玉米糊，怎么办？阿婶与阿叔一起扛上锄头上山挖来蕨根，捣碎后反复冲洗、沉淀、晒干后成为珍品——“山粉”，然后步行挑到50余里远的分水街上与人交易成大米，供大哥读书。 在阿婶的操劳下，我们4兄妹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逐渐长大，在我6岁时，大哥娶妻生女另立门户，二哥也到公社小木厂上班了，家里条件稍有好转，可阿婶却积劳成疾病倒了。她日夜不停地咳嗽，有时还痰中带血丝，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能服的只有一种药，——“雷米封”，只能缓解症状，不能根治。 阿婶生病后，生怕传染给我们，她把碗筷与我们分开，吃的饭菜也与我们隔开。她日渐消瘦，体力下降，脸色蜡黄，只能在家做些家务。那时候的我已经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了。我上有2个哥哥下有弟弟，阿叔与阿婶把我这个女儿当宝贝，非常宠爱。无论到哪，阿婶都喜欢带上我。那年初夏，我渴望有一双凉鞋，可家里无钱买。为了满足这一奢侈的愿望，阿婶让我背上小茶袋，到一个叫“中国坞”的山坡上採摘金银花，可是让我独自上山，心里难免有些害怕。阿婶“咳……咳……”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跟着，到达后，她在山脚下坐着息力，我按照她的指点採到了满满一茶袋的金银花，晒干后拿到收购站卖掉，买回一双崭新的小凉鞋，心里乐开了花。我喜欢上山拔野笋、挖野菜，在田间地头剪马兰头，阿婶就跟在身后为我作伴，每次出去，回来都有收获。8岁是我上学的年龄，在那个“让女儿读书是给别人读”的观念与氛围里，病魔缠身的阿婶早早地为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手提花布书包，还特地做了一条新的不开裆的裤子，我高兴的跳着，乐着，嘴里喊着“再也不会露出屁股了”。 可是当我看到那些与我一样大的女孩们都没有去上学，而是在野外自由自在地採摘野草莓、山楂，捡山核桃、拾松菇、拔蒜菜……我的心里痒痒的，非常羡慕这种野外採摘带来的乐趣，“不想上学”的念头在心中产生了。在某一天的早上，调皮的我像往常一样，把花书包背在身上装着去上学的样子，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书包藏在大门边侧的狗洞里，立马溜出去与小伙伴一起玩了一整天，直到放学时分才回到家。这种方式仅用了2次，就被阿婶发觉了，阿婶非常生气，举起毛竹丝扎的鞭子狠狠地抽打我，我的腿上立马起了一道道的伤痕疙瘩，火辣辣的特别疼，我咬着牙，忍着痛一声不吭的低下了头，任由阿婶抽打。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逃学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阿婶带着我来到公社所在地的小茆坞走亲戚，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小山村，见到外面的世界好奇又新鲜。远远看到一个庞然大物——一辆满载客人的大巴正朝我们驶来，我很吃惊，吓得连忙后退，藏到阿婶身后去了，众人见状哈哈大笑。尔后阿婶又带我进了公社邮电所、粮站、广播站，供销社等机关场所，说让我见识世面。见那儿上班的工作人员穿戴整齐，言谈举止彬彬有礼，见到阿婶很亲切地打招呼，我好生羡慕。“阿婶，我长大了也要到这里上班赚工资”我仰起头向阿婶嚷道，“娃儿，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一定能的，你所羡慕的工作都是读过书有学问的人才能干得了……”我牢牢记住阿婶说的话，从那刻起明白了读书的重要性。 阿婶的病情日渐恶化，从起初的咳嗽到痰中有血丝，后来发展到频繁的口吐鲜血。1973年农历五月，一个凄冷的夜晚，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卧室里，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阿婶再一次口吐鲜血，半夜时分撒手人寰，一家人大哭，哭声在山村的夜晚显得格外凄清、揪心。阿叔费尽周折，好不容易借到了一位健在的邻居老大爷的“寿棺”，才将阿婶“入土为安”。即使50年后的今天，无意间想起这些往事，心里还是隐隐作痛，莫名的伤感。 阿婶走了，当时我只有12岁，弟弟才10岁，阿叔既要当爹又要当娘，终身没有再婚。更为幸运的是，我与弟弟的成长路上一直有二哥照应，我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春去夏来，人们对过世的亲人的思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淡忘，可我对阿婶的思念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更加浓烈。 1979年我参加高考，以一分之差而落榜。 “要是阿婶在世的话，她一定会想方设法让我复习，直到考上为止……”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阿婶，心里特别难受，眼泪夺眶而出。 当年过八旬的阿叔也患上“肺结核”病，陪同他到县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开出3种特效药，服用3个月后就彻底根治。触景生情，我想起了当年阿婶患病的情景，不由得感慨万分。 无论是阿叔100岁，我们兄弟姐妹为他举行“长寿面生日宴”还是他老人家惬意地坐在椅子上晒着太阳，大把大把地数着百元大钞，又或是市、县、乡领导带着礼品与慰问金上门看望……但凡阿叔的晚年幸福生活的点滴我都会联想到阿婶，想到她当年有多么的不容易，同时会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 每当我在生活与工作中碰到困难时，我同样会想到阿婶，与阿婶相比，任何困难都不算是困难。 阿婶虽然离开我们已达半个世纪，但她那朴素、节俭、正直、顽强的个性及如涓涓溪流的母爱，永远影响着我，并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作者：何炳英 桐庐民政 母爱书院供稿

#讲家风故事 行重阳孝礼#       缴党费         2023年，92岁的母亲记忆明显衰退，有时不记得自己的退休金到哪里领取，经常唠叨退休前在单位领取工资的情形。大哥从外地回来探望母亲，母亲错把大哥当大表哥。由于母亲又患突发性耳聋症，疏于与原单位退休党组织联系，所属退休党支部活动也没有参加。         冬至之夜，身穿睡衣的母亲从睡梦中惊醒，起床，手拿钱包推开我的卧室门，对我说，已到年底了，你赶紧去我单位，找支部书记，帮我缴党费，以往都是每年年底前缴党费。母亲将放在钱包里的一大沓钱掏出来，塞给我，说记不得党费应该缴多少，这些钱也不知够不够。我赶紧下床，将冻得瑟瑟发抖的母亲推进她的卧室，说明天我联系你们单位党组织。         母亲1950年1月参军，1954年1月入党。         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与母亲在同一单位退休的妹妹，叫妹妹查点一下母亲的党费如何缴纳。妹妹说，我不是党员，我问问单位同事。妹妹打电话向曾共事的一位退休党员打听，这位退休党员说，我属于第四退休党支部，你母亲不属于这个退休党支部，退休党员的党费要向所属退休党支部缴纳。妹妹打电话叫我问母亲属于哪个退休党支部，我问母亲，母亲不记得了。妹妹又打电话向曾与母亲在同一部门共过事的一位退休党员打听，这位退休党员说，单位最初只有一个退休党支部，这么多年来，因退休党员越来越多，单位已陆续成立了四个退休党支部，同一部门退休的党员不一定属于同一退休党支部，我找找我们这个退休党支部党员名册，看看有没有你母亲。         一天过去了，妹妹打电话给我，说曾与母亲在同一部门共过事的那位退休党员还没有回复。         母亲整天和我念叨，党费缴了没有，心神不定。         为了尽快满足母亲的心愿，妹妹直接与单位党组织分管书记联系，分管书记落实了母亲缴纳党费的事宜，并安排单位退休党员微信群群主，将不是党员的妹妹拉进群里，以便退休党组织开展活动在微信群发通知时，由妹妹转告不会使用微信的母亲。         单位退休党员微信群群主夸赞母亲是又红又专的老党员。母亲知晓后乐不可支。         单位退休党组织要求，高龄退休党员参加退休党组织活动，需要子女陪同。妹妹表示，我这个非党群众能陪同母亲参加退休党组织活动，感到很荣光。         母亲坐在椅子上，手拿党费证，凝视党费缴纳情况记录，老半天不声不响。母亲是在想当年逃出家门参军的岁月？还是在想如今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日子？         在母亲的记忆里，有些往事日渐模糊，有些往事愈加清晰。 作者：庞清新 桐庐民政 母爱书院供稿

#讲家风故事 行重阳孝礼#  背娘（故事） 周末，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说，她病了，心口窝痛得厉害。我放下电话，忐忑不安的驱车赶往母亲家。母亲的额头，疼得沁满了汗珠。我搀扶母亲上车，急急忙忙地赶往医院。 门诊诊断，母亲得的是肠结石，需要住院治疗。医院的病房在六楼。我小心翼翼地搀着母亲去做电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电梯出了故障，电梯外挤满了叽叽喳喳着急等待的人群。我看故障一时半会排除不了，母亲站着受罪，就弯下腰，对娘说：“娘，我背你上楼吧。”娘说：“那多累啊，五六层呢，再等等吧。”我坚持道：“娘，我有的是力气，不碍事的。”娘犹豫了一下，才顺势趴在我的背上。背起娘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跟娘的心第一次贴的这么近。 楼梯爬了一半，娘心痛地说：“歇会吧，看你累得满头大汗。”说着，掏出手绢不停的给我擦汗。刹那间，我的心里感到一份内疚。八十多年了，这是我第一次背娘，而我从小到大，娘背过我多少次数也数不清。  小时候，我们这些山里孩大都是在娘背上长大的。因为道不平、路难行，负重全靠肩挑背扛，娘背就是我们这些孩子出行的“工具”和玩耍的“乐园”。没办法，那时孩子们多，没有哪一个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专门负责看管孩子的，常常是大的看二的，二的看三的。娘是村里村外、家里地里、山上山下、河滩旱地、厅堂厨房，哪儿忙忙哪儿。 俗话说：“天下老的向小的。”最小的孩子就成了娘贴身贴心的宝贝了，无论走到哪里，娘都要背着。那时候只觉得娘的背好宽厚、好硬实，可以任性撒娇，可以随意打闹，有时还要骑到娘的脖子上。我有时得寸进尺，竟然顺着脖子给娘尿一身。娘高兴了，乐得合不上嘴，一时不高兴，我的的屁股上就会落下娘的几个红掌印。有时遇上耍马戏、唱大戏的来了，娘就会把我从后背转移到脖子上，戏看不看得见没关系，孩子看不见可不行。 至于娘背过我多少次，娘记不清了，也从来没往心里记，我也记不清了，也从来没往心里记，仿佛娘背儿女是天经地义应尽的义务，直到儿女们长大了，娘实在背不动了，接下来还要背孙子孙女。娘背儿女是我们的福祉，可扪心自问：我们又背过娘几回呢？ 自从父亲去世后，娘就一个人生活。 有时提出搬娘进城，娘一口拒绝：“我不去，我有手有脚能照顾好自己，不用担心。”我心里明白，娘一生要强，不愿意给儿女们添麻烦。而我们总以工作忙为由，很少回家。偶尔回去一趟，也是带着大包小包好吃的，扔下就走人。而母亲那失落的眼神，我们却察觉不到。有一年冬天，母亲去雪地里拿烧柴，不小心崴伤了脚，脚脖子肿得像馒头，上厕所靠拐杖。后来，我回家邻居二婶说起此事，埋怨道：“唉！要是你们在身边，背背她就方便了。”母亲却说：“不过崴了下脚，犯不上惊动你们，这不好了嘛。” 医生建议，给娘做胆结石手术。拍片子、做心电图、化验血-------我背着娘，一个科室一个科室地跑，从没觉得累。娘一辈子不识字，化验报告肯定看不懂，只是再三追问：“我得的不是好病吧？”我对娘说；“不用紧张，过几天动个小手术，病就好了。” 娘的手术很成功，在医院治疗观察了半个月，娘的身体日渐好转，也能下床活动了。我还有点放心不下，依然坚持背母亲上厕所，去病房外散心。而每次，娘都不停地说：“慢点，别累着你了。”“你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行。”我没有放下来，也没有停下来，此刻的我，背着娘，心里满满的幸福感。 娘的病情基本痊愈。出院那天，我依然没有坐电梯，背着娘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走下来，汗水湿透了衣衫。娘心痛地用手中的扇子，不停地给我扇风，我的泪水和着汗水，一下子模糊了双眼。 回家的途中，我对娘说：“去我们家住吧，我会照顾好你以后的生活，天天背你在楼下晒太阳，周末背你去溜公园，好不好？”这次娘没有推诿，高兴地说：“好啊！” 俗话说：有娘在，家就在。趁着娘还在，背背娘吧。 作者：徐爱清 桐庐民政 母爱书院供稿

#讲家风故事 行重阳孝礼# 用一颗赤子之心，来一场爱的修行 （节选） 思母亲：母亲有一颗赤子之心，赋予她责任，帮助她坚持，推动她无畏前行。 我的母亲和梁晓声笔下的母亲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她们一样坚韧，一样勤劳。父亲早些年一直在无锡当兵，家里全靠母亲一个人操持，田间地头，山上山下，还要养育3个孩子，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母亲一个一米五刚出头的小个子女人，硬生生地扛起了养家育儿的重任，种田、养猪、打柴、挣工分，母亲一样都没有落下。记得七岁那年，妈妈带着我去卖冬瓜，担子压在一米五瘦弱的身上一摇一晃，一直摇到三四里路外的中学，两分钱一斤的冬瓜换回了两元。母亲总说：“别人能干得了的，我为啥就干不了，大不了比别人多花点时间，多下点力气。” 她们也一样善良、一样无私。记得读初中后，因为老爸工作原因我们搬到了镇上的单位宿舍，小小的两间房不到30个平方，五口人的生活起居全都在那儿，唯一的阳台要兼职烧饭和洗衣。可就是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每年村里芋头成熟的时候，会涌进来很多的村里人，他们挑着担子走十几里路到镇上，晚上借宿在我们家，这样第二天一大早可以早早地卖了芋头回家干活，一批又一批的人，母亲却从不抱怨，偶尔我和姐姐要埋怨生活不方便，母亲总会说：“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没有谁愿意去打扰别人家的。” 如果要说和梁晓声的母亲有什么区别，我的母亲是打过孩子的，我始终记得童年的一件事，有一天清早母亲上山砍柴，姐姐听别人说村里一处的河里有螺蛳，就带着六岁的我和四岁的弟弟去摸螺蛳了，我们到了河边，姐姐卷起裤脚刚踩进水里，只见母亲一阵风似的跑过来，把姐姐拽上岸，她的头发凌乱不堪，被汗水湿漉漉粘贴在脸上，她一边拍打姐姐的屁股，一边嘴里大声责骂：“你胆子大了，竟然赶把弟弟妹妹带这儿来，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里淹死过多少人吗？你们出了事叫我怎么办……”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这么生气，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打姐姐。母亲的砍刀还是邻居送回来的，后来邻居告诉我们，那天他路上遇见我们三个去摸螺蛳，到山上看见母亲就随口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扔了砍刀和柴就拼命地往下跑，也幸亏母亲来得及时，因为我们摸螺蛳的地方是村里有名的危险水域，有很多旋涡，我们村水性最好的人就淹死在那儿。 我经常会惊叹母亲小小的身体为什么会蕴藏着那么大的能量，能够无畏地挑起生活的重担，从容地面对一切坎坷？ 当看到惠特曼这句话：“全世界的母亲多么的相像！她们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 ”我想这应该就是答案。 作者：桐庐县学府小学应春霞 桐庐民政 母爱书院供稿